作者：李巍（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河南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养生文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重要构成。道家贵“顺应自然”，医家重“调理脏腑”，儒家则另辟蹊径，将养生与道德修养、人格完善紧密结合，开创以“修身养性”为核心的养生传统。其中，孟子“养气说”上承孔子“仁者寿”的伦理理念，下启后世“文气说”“心性论”等身心实践，将“气”从生理层面拓展至精神境界与宇宙秩序，为儒家养生观奠定了理论基石与实践路径。

　　儒家养生思想以道德涵养与人格塑造为根本，将延年益寿的追求内化于精神境界的提升。孟子“养气说”强调以“浩然之气”为生命之本，经由“读书养气”变化气质、培固根本；进而揭示“养气”贵在“养心”，以寡欲存心达致身心中正；最终指向“顺时合序”，实现个人生命与天地四时之和谐。孟子将养生从躯体维护提升至精神修炼与道德完善的层面，并融入“修齐治平”的人生实践，深刻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智慧。在当代社会，重拾其精义，对纠“重术轻道”之偏，构建身心和谐的健康理念，颇具启示。

　　培根固本：浩然之气与读书养气

　　孟子自谓“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此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所谓“气”内涵丰富：首先，此为一种充塞天地的精神生命能量，其“难言”特性，说明此理深刻，但孟子有切身体悟，如《二程遗书》所言：“曰‘难言’也，只这里便见得是孟子实有浩然之气。”其次，此气内在与“道”“义”相配，离此则气馁。最后，此气乃长期“集义”、道德实践自然生发积累的结果，非偶然义行可袭取。这便将生理之“气”与伦理之“义”融合，使养气过程成为道德人格之建构。

　　如孟子所举“揠苗助长”寓言所示，养浩然之气，贵在“直养而无害”，忌外力助长，重持续积累。宋儒陈文蔚为子取名“浩”，写《字浩说》训之曰：“浩然之气，谁独无之？往往为气禀所拘，物欲所累而不知养，则浩然者索然矣。然则养之之道当如何？亦曰存之也。”（《全宋文》第290册）人人本具此气，然为后天所蔽，“养”之关键在“存”——存养、护持、扩充此本然之端。而“存养”之核心途径，在于读书。

　　古人深信“读书养气”，认为诵习经典可涵泳义理，陶冶性情，变化气质，从而固本培元，养生祛病。此观念深植士人生活。相传杜甫自负其诗，好友郑虔的妻子生病，他让对方“当诵予诗，虐鬼自避”（胡仔：《苕溪渔隐丛话》）。陆游则屡言“病须书卷作良医”，视抄书为“却老方”，生病必读《易》疗疾。清人张潮《书本草》以药性喻书，称四书五经“性平，味甘”，久服可“清心益智”“心宽体胖”。李渔《笠翁本草》系统论及以所爱之书、所乐之事调治心神，读书、吟诗、作文皆可涵养精神，有益身心。理学家陆陇其在《松阳讲义》卷五强调，君子平日需借读书以涵养心气，涤除胸中势利矜傲之念，养成恭逊平和之态，如此方能拔除身心“病痛”。名臣陈廷敬《午亭文编》卷二四亦言：“读书养气不得分为二事。”诸例可见，“读书养气”作为融文化修养、道德提升与身体康健于一体的理念，已广为践行。其内在逻辑在于，养气的关键实为养心，而读书乃润泽心灵、安顿精神之良途。

　　涵养核心：养气之本在于养心

　　孟子曰：“人之于身也，兼所爱；兼所爱，则兼所养也；无尺寸之肤不爱焉，则无尺寸之肤不养也。”且强调：“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孔颖达注解认为此段“清静寡欲，德之高者蓄聚积实”“言人之治其心”。欲望扰动心神，耗散精气，多欲则气乱，寡欲则气凝。故真“养气”，必指向内心澄明与欲望节制。孟子区分“大体”与“小体”：“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口腹之欲属“小体”，心志德行属“大体”。养生若仅滋养“小体”，则流于“饮食之人”；唯养护心志此“大体”，提升道德人格，方为成“大人”之正道。此将养生重心，由物质“养身”彻底转向精神“养心”。

　　“养心”非压抑强制，乃涵泳存养、使之归中的过程。孟子用“养”而不用“治”，其意深远。王阳明对此有高妙的比喻，他将君子养心比作良医治病，须随个体“虚实寒热”而“斟酌补泄”，要在“去病”，无固定之方。此“病”即心中私欲、偏执与过情。祛此“心病”，恢复心之中正平和，即为最佳养心，亦是养气根本。清人刘沅强调养心贵在自然从容，因为“心可养而不可治”，治则“用力强持，心必愈棼”，而养则“虚无自然，从容涵养。”

　　由此，儒家“中和”思想显其养生意蕴。《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保持情绪未发之中正、已发之合度，乃心性修养之理想。明儒王廷相阐释：“无忿懥、好乐、忧患、恐惧，此不偏之中，圣人养心之学也……喜怒哀乐，各当其节，是谓不戾之和，圣人顺应之学也。”（《王廷相全集》）通过修养达致内心无过激波动、外在情感合宜，既是道德境界，亦为最佳生命和谐状态。牟宗三认为，人皆秉天地之气而生，然有偏正，需后天修养功夫疏导转化，使生命之气归于中正平和，方能远离病邪，实现身心康宁。可见，“养心”作为“养气”内核，其目标在于达成内在和谐稳定，此乃抵御外邪、保持健康之深层力量。

　　循道而行：与四时合序以养君子之风

　　儒家养生观从不视人为孤立个体，而始终将其置于“天、地、人”一体的宏大图景中。故内在“养心养气”，须与外在“顺应天时”结合，方能臻于完善。《周易·文言》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此为理想人格与宇宙相感通之最高境界。孟子论王道首重“不违农时”，亦蕴含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个体养生，理当循此，使生命活动与四时阴阳消长共振。唐人李鼎祚《周易集解》提到，翟玄曰：“乾坤有消息，从四时来也。”还说“赏罚严明，顺四时之序也”。《素问·四时调神大论》明言：“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程颐《周易程氏传》云：“四时，阴阳之气耳，往来变化，生成万物，亦以得天，故常久不已。”这些都说明顺应四时阴阳乃养护生命根基的法则，圣人法天，必顺四时之序。

　　“顺时合序”观念深刻塑造了古代日常生活与文化习俗。二十四节气不仅指导农事，亦衍生出整套养生相关的饮食、起居、礼仪。文人之生活情趣，常贯穿着对四时之美的体悟与顺应。元人李穑《六友堂记》有精妙阐发：其友取邵雍“雪月风花”之意名堂，后益以“江山”成“六友”。李穑释之：观山可存仁者之乐，临水可存智者之乐；雪能厌温保气之中和；月生夜明助身心之宁；风至有时示人勿妄作；花类四时启人勿失序。于江山之间，尽览四时风物之美，舟游漫步，数花踏雪，所享之“四时之乐”，本质乃在与天地交融中，体认践行宇宙大道。此与“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之悟异曲同工，共揭中国文化借顺应自然以安顿生命、提升境界之智慧。

　　李渔《闲情偶寄·颐养部》依四季特性设计雅事以怡情养生：春天观花听鸟，感受生机勃发；夏则荫卧松荷，体悟清静之乐；秋则登高访友，赏玩明净山川；冬则围炉遐思，体味家居之安。此类闲情，实为主动调适身心，与季节之“气”呼应，达到“合序”养生目的。

　　孟子“养气说”为儒家养生观构建了完整深邃之体系，以培养充塞天地之“浩然之气”为终极目标，此乃道德人格之至高体现，亦为生命能量之圆满状态。为实现此目标，个体需经“读书养气”以文化滋养精神、变化气质；需把握“养气贵在养心”之核心，通过寡欲存心、致中致和稳固内在根本；最终需践行“与四时合序”法则，使个人生命节奏融入天地大化洪流。此过程完美融合养生、修德、悟道，使生命养护不再是孤立技术行为，而成“修齐治平”之人格理想与社会实践之有机组成。

　　现代社会，人们物质生活高度发达而精神压力增加；追求健康，却常追逐外在技法、依赖物质手段而忽视内心调养。如孟子养气说及其代表的儒家养生智慧所论，笔者认为，真正可持续之健康，源于内心道德充实与正直，成于精神境界开阔与升华，依赖个体生命与自然节奏、宇宙秩序的和谐共鸣。唯立足“养心”根本，以文化涵养正气，以道德统帅生命，以顺时呼应天道，方能在纷繁现代生活中，构筑坚实身心平衡支点，实现生命质量之全面提升与内在超越。此跨越千年之古老智慧，对反思与重构当代养生文化，培育健全个体与和谐社会，具有历久弥新之重要价值。

　　《光明日报》（2026年04月06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