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 恒（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教授，本文系作者为即将出版的《20世纪亚洲历史学与历史学家百科全书》所作序，发表时有删改）

　　20世纪学术界普遍认为，世界史学有三种传统，即希腊罗马史学、伊斯兰史学、中国史学。这意味着彼时的世界有各自理解自我、洞悉社会、解释历史、表达情感的方式。但自19世纪中叶以来的西方史学观念长期占据世界史学的统治地位，亚洲史学的研究范式便深受西方史学的影响。直到今天，西方史学大厦的框架还在影响着亚洲史学的书写。如何突破西方史学的话语体系，建构自主的亚洲史学知识体系，是亚洲史学界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一

　　文明发轫于亚洲，农业、城市、技术、文字、法律、宗教等人类文明要素最初都在亚洲出现。亚洲文明尤其东亚的儒家文明是农业文明的典范。但是，近代以来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工业文明打破了这种状态，殖民主义的兴起更是颠覆了两者之间的平衡状态。1800年，欧洲列强占领或控制了地球表面的约35%；到1878年，这一比例已达到67%；而到1914年则超过了84%。农业文明面对工业文明毫无招架之力，农业学术被工业学术改造了，农业史学让位于工业史学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了英帝国的知识短板。为方便英国在治理与应对亚非世界时，能够拥有大量精通殖民地语言文化的复合型人才，伦敦大学于1916年建立了亚非学院。该学院早期并不是一个纯学术机构，而是功能性极强的专业训练学校，目的就是培养帝国所需的区域专家。后来它成为一所专注亚洲、非洲及近东和中东地区语言、文化与社会研究的高等教育机构，目前已成为全球有关亚非研究的重要学术中心。

　　二战后，欧洲殖民帝国迅速瓦解，亚洲国家成为历史主体，是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竞争的核心区域。于是，理解亚洲自身历史传统便成为现实政治与学术研究的双重需求。欧洲中心论亦遭到挑战，西方史学界开始思考：非西方社会是否只有被书写的历史，而没有书写历史的传统？

　　20世纪50年代晚期，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召开一些会议，讨论非西方社会的史学传统问题。这些会议将亚洲和西方研究这些问题的主要权威人士聚集在一起，不仅使他们更加敏锐地意识到过去作者的基本假设、偏好和偏见，而且也使他们更加敏锐地意识到自己作为历史学家的立场。

　　以上述会议为基础，学者们编撰了《亚洲各族历史著作》，包括南亚卷、东南亚卷、东亚卷和中东卷，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961-1962年间出版。该书出版后获得广泛好评，至今仍有很大参考价值。

　　其中，威廉·杰拉尔德·比斯利和埃德温·G.普利布兰克在主编的《中国、日本的历史学家》中也提到，“我们称之为历史的对过去的记录，作为一种重要的智识活动，在人类文明中独立发展起来的次数不超过三次。欧洲的历史传统可以追溯至其希腊—罗马的起源；伊斯兰文明发展出了自身的史学传统，与其哲学不同，这一传统显然未受希腊范式的影响；中国也创造了一套历史文献传统，其优点与局限同样鲜明，但在产出规模以及记录的长度与连续性方面，则是独一无二的。如果要正确理解史学编纂的问题及其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作用，显然就必须将这三种传统一并纳入考察之中。”

　　二

　　随着战后西方殖民体系的解体，原本以欧洲为中心建构的人文学科体系面临根本性挑战：如果西方不再是世界历史的唯一中心，那么以西方文明为核心的知识叙事是否仍然成立？由此引发的，正是所谓的“人文学科危机”。这一危机在20世纪80年代集中显现。以美国高校为代表，围绕课程设置与经典阅读的争论愈演愈烈，例如斯坦福大学等名校一度出现取消“西方文明课程”的呼声。在这种批判氛围中，多元文明的视角逐渐进入学术与教育体系。重视亚洲、非洲及其他地区文献的课程实践不断涌现，跨文化阅读开始成为文学、历史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

　　“亚洲核心课程项目”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现。1984年，哥伦比亚大学启动将亚洲材料纳入普通教育课程的项目。该项目由中国史专家狄培理、印度史专家安斯利·恩布里、日本史专家卡罗尔·格鲁克主持，邀请来自全美75所本科院校的一百余位学者参与。“亚洲核心课程项目”旨在推动在全美本科院校的核心课程体系中引入有关亚洲的教学内容。其重要成果是三大卷的“教学指南”：《西方历史与世界历史中的亚洲》《比较视野中的亚洲文学经典》《社会科学中的案例研究》。每一卷均收录约四十篇由一流学者撰写的论文，展示了将亚洲内容引入课程教学的多种可能路径。

　　举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这两个案例的目的是要说明，西方历史学自19世纪建制化以来，总会不断遭遇各种结构性与时代性问题；同时，这些学术建制也会形成相应的应对机制与实践路径，以期牢牢掌握学术话语权和输出知识的“道义感”。他们的做法与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与思考。

　　三

　　20世纪有关亚洲研究的名著很多，但大多出自西方学术界，如霍尔的《东南亚史》（1955）、赖肖尔和费正清的《东亚文明史》（1960）、墨菲的《亚洲史》（1992），等等。今日亚洲学者研究自我的这些历史都不得不阅读上述著作，相反，我们似乎拿不出同等分量的著作，让西方学术界不得不阅读和研究。这种不对等的局面是如何形成的？究竟是谁在构建亚洲史？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如何改变这种局面？用什么方式改变？大概要用多久时间可以改变？

　　墨菲认为：如今，世界历史的舞台正日益由多方共享，尤其是亚洲，而其中最为突出者则是中国……西方在亚洲的霸权已然终结，如今我们得以从历史维度审视并开始理解这一进程。正如陶尼那句光彩夺目的比喻所言，那些将通商口岸缝在“一件古老长袍下摆上的流苏”的丝线已经被剪断。亚洲正以骄傲之姿重获自我。如何以一种新角度审视自我的历史？有鉴于此，我们编撰了这部《20世纪亚洲历史学与历史学家百科全书》，以呈现20世纪亚洲史学的整体成就与内在脉络。

　　古奇的名作《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启发我们，以百年为时段考察学术的变迁是一个合适的时间区间，便于人们掌握其中的变迁与发展大势。20世纪是亚洲史学近代化、学术化、职业化的世纪。现代大学与学术机构纷纷建立，亚洲各国纷纷设立历史系、史学会、史学杂志、档案馆等，促进了史学的制度化，如1917年印度创办班达卡尔东方研究所，成为印度近代以来最早的本土史学研究机构之一。马克思主义史学、兰克学派、实证主义史学、浪漫主义史学、年鉴学派、社会史、文化史等，大大拓展了亚洲传统史学的内涵。在印度本土历史学家中，高善必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历史研究，被誉为“印度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鼻祖”；丹隆学贯泰西，是最早运用西方史学方法研究编纂泰国历史的学者，故被誉为“泰国历史学之父”。亚洲各国史学家都试图在本土传统中寻找方法论资源，如中国的“经世致用”、日本的“文献考据”。这一切都值得我们系统梳理与总结。

　　20世纪的亚洲史学具有多重面相，是从西方史学到全球史学的重要桥梁：从深受西方影响的近代史学向知识自主与历史主体形成的当代史学，从民族史观到全球史观的史学，从边缘走向中心并参与重塑世界史结构的史学。亚洲史学正越来越世界化。

　　《光明日报》（2026年04月05日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