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声国（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校勘学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修复工程”，其核心使命在于通过对古籍文献的整理与诠释等工作，使文化基因得以更好地传承与延续。纵观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学术演变，汉代学者郑玄对“三礼”著作进行的一系列校勘实践，为后世学者树立了鲜明的校勘典范与学术标杆，在学术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郑玄校勘体系的三重维度

　　南朝人范晔在《后汉书·郑玄传》中，以“扩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寥寥数语，精准地概括了郑玄在经学领域的集大成地位及其校勘三礼的学术方法。郑玄在校勘“三礼”时，通过版本恢复、校订文字与阐释经义三方面，实现了“三礼”校勘的科学化与系统化：

　　首先是文献学层面的校勘实践。为了恢复古籍原貌，使文献的版本内容更加准确完整，郑玄在校勘时多以版本比较与文本复原为核心，这一层面的校勘通常伴随着对校法与他校法的使用，通过对同一古籍的不同版本进行对比，或借助其他相关古籍进行参校，罗列不同之处，择优取之，为存在阙文、疑义的古籍提供旁证，让古籍文献得以更加准确完整地呈现。在表述方式上，常以“故书某作某”“今文某作某”等一系列规范术语明确标注异文的来源，如《天官·大宰》：“以九贡致邦国之用：一曰祀贡，二曰嫔贡。”郑注：“嫔，故书作宾。”进而为学术研究打下坚实的版本基础，推动传统文化传承。

　　其次是小学层面的校勘实践。郑玄多以文字、音韵、训诂为核心，其工作重心不追求文本的绝对还原，而是通过对字词的训释以疏通经文语义，进而为经典诠释提供可靠的文字基础。此层面的校勘更侧重于本校法与理校法的运用，指出文献传播过程中因抄写、传刻等原因导致的文字衍、讹、脱、倒等问题，其校勘成果通常以“当作”“当为”等规范术语标识出文本异变，如《仪礼·觐礼》：“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实唯国所有。”郑注：“四当为三。”并时常进一步追溯致误根源，以明确区分“声之误”与“字之误”等错误类型，又如《礼记·内则》：“豕望视而交睫，腥。”郑注：“腥当为星，声之误也。”进而为经典诠释提供可靠的文本依据。

　　最后是诠释学层面的校勘实践。郑玄在此类校勘过程中，往往呈现出鲜明的思想主导性特征：通过对经文进行文本考订，实现思想的传播与理论的建构。此层面的校勘并不建立在陈垣提出的“校勘四法”基础上，诠释者常常打破版本依据的限制，对异文进行符合自身思想框架的取舍与阐释，使文字考订成为思想论证的组成部分。如《仪礼·士冠礼》：“请醴宾，宾礼辞，许。”郑注：“此醴当作礼，‘礼宾’者，谢其自勤劳也。”这种将客观校勘与主观礼意诠释深度融合的校勘活动，反映了传统学术中“经学即理学”的思维传统，更揭示出在诠释学层面校勘从来不是单纯的文字考订，而是诠释者通过文本重构以实现思想话语权的塑造这一学术本质。

　　郑玄校勘体系三重维度的历史影响

　　自郑玄首次遍注“三礼”，此后学者“见郑君闳通博大，无所不包，众论翕然归之，不复舍此趋彼”（《经学历史》），一时间，郑君党徒遍布天下，发挥旁通，熔冶一炉，开启了经学“小一统时代”。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的社会动荡与政权分裂导致文献典籍多被焚毁或遗失，最终完整流传下来的经书寥寥无几。但据《隋书》记载：“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在南北朝的经学体系中，郑注已然成为官方礼学核心内容，其校勘影响亦不例外。

　　隋唐时期结束了南北朝长期分裂的局面，在此背景下，经学也经过整合实现了统一，这一时期的经学仍以郑学为宗。陆德明在校勘过程中广泛吸收郑注，并且在音韵、训诂层面突破了郑注的局限。如《礼记·曲礼上》：“曾子问曰：殇不祔祭，何谓阴厌、阳厌？”郑注：“祔当为备，声之误也。”《音义》：“附，依注音备，本或作祔，亦同。”这种“因声求义”的方法，既延续了郑玄“就其音以易其字”的小学层面的校勘传统，又为清代戴震“故训诂明则古经明”的理论提供了实践基础。稍后，孔颖达编撰《礼记正义》，明确提出“礼是郑学”的原则，强调郑玄在礼学领域的权威地位，一方面，孔氏在《礼记·月令》篇诠释中以“今《礼记》是郑氏所注，当用郑义，以浑天为说”表明对郑学的继承与尊崇。另一方面，孔氏在解读郑注的同时引入此前各家之说，参考多家版本，择优而从。如《礼记·文王世子》：“古之君子，举大事必慎其终始，而众安得不喻焉。”郑注：“《兑命》曰：‘念终始典于学。’”《正义》：“案《尚书序》云‘高宗梦傅说’，‘得诸傅岩，作《说命》三篇’，故知兑当为说也。”体现了对郑玄小学层面校勘实践的继承与发展。

　　宋明学者则多倾向于诠释学层面的校勘实践，如宋代学者朱熹突破隋唐时期以“三礼”为核心的注经传统，转向以“理”为核心的义理校勘，在继承郑玄思想的基础上，对“礼”与“理”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阐释。在《家礼》一书中，朱子言“礼乐者，皆天理之自然。节文也是天理自然有底，和乐也是天理自然有底”，指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和规律，礼作为“理”的体现，其本质和功能都源于“理”，也就是说礼乐并非人为的刻意设计，而是天理在人间社会的自然流露。这一观点将礼乐提升至哲学本体论的高度，与郑玄“醴当作礼”的思想一脉相承，但更突出“天理”的普遍性与必然性。

　　至清代，乾嘉学者崇尚考据，讲求实证，宗郑之风兴盛，进一步推动了校勘学的科学化与系统化。以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为标志，其校勘实践既包括多版本之间的比勘对照，又包括音韵、训诂等方面的学理支撑。

　　郑玄校勘体系三重维度的当代启示

　　郑玄的校勘实践将学术考据与礼意阐释深度融合，构成文献学、小学与诠释学三重治经典范，不仅体现其作为汉代经学集大成者的卓越造诣，更是在当代学术语境中展现出独特的价值及启示。

　　从学术实践维度来看，在郑玄校勘“三礼”的过程中，不仅通过对字形进行辨析来厘清异文，还常借助古音通转以说明假借，更从制度与义理这一层面贯通经文文脉，从而将文献典籍的微观考据与宏观阐释融为一体。这种突破单一的学术视野，将文字、音韵、训诂与经学、礼学等深度融合的跨学科治学方式，无疑为当代古籍整理提供了借鉴。立足当下，单一的学科视角往往难以全面观照其丰富的内涵与跨越时代的精神价值。因此，当代学者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应尝试借鉴郑玄“形音义互证”等校勘方法，融合社会学、历史学与哲学等学科以挖掘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拓展当下学者的研究视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从思想维度来看，郑玄在校勘“三礼”的过程中尤其重视礼意阐发，他不仅考订仪节、训释名物，更着力揭示礼仪规范背后所承载的伦理价值。通过注疏，郑玄将“礼”从一种抽象的价值观念进一步落实为具体可实践的礼仪制度与行为规范，为后世的国家治理提供了理论与思想层面的支撑，体现出了经典阐释的社会价值与意义。以古鉴今，面对全球语境下的文明对话需求与传统文化现代转型这一时代命题，当下学者应自觉继承郑玄经世致用的诠释传统，使学术研究不止步于单纯的文本考辨，而致力于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智慧，在历史考据的基础上主动挖掘传统文化中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命题，从而让经典真正“活”在当代文明的话语体系之中。例如，《礼记》的“中和”观念可阐释为当代文明对话中“和而不同”的相处智慧；《周礼》中蕴含的“民本”思想亦能与现代治理中“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相映照。

　　郑玄遍注群经，统一今古文经，实现了经学的“小一统”，其治学方法与思想体系对后世的影响绵延至今。纵观后世学者对郑玄校勘三重维度的继承与发展，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当下的学术研究需要融合经典智慧与现代制度，文化自信的构建同样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时代奔涌的洪流中，我们应认真汲取先贤智慧，进而才能更好地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下社会治理的进一步融合。

　　《光明日报》（2026年04月06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