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超（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段义孚（1930—2022）是国际知名的地理学家，被学界视为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开创者。其学术贡献与理论影响深远，无愧于这一称谓。在长达七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始终致力于该领域的探索与实践，笔耕不辍。这种将个人生命与学术事业高度融合的治学精神，令人感佩。

　　近期出版的《世纪漫游：我的地理学术历程（1947—2022）》（以下简称《世纪漫游》），是段义孚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由北京师范大学周尚意教授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编排清晰，配有丰富的实地图片与生活照片，中英对照，图文并茂，为读者把握段义孚的学术思想脉络提供了简明而系统的参考。近年来，其多部著作及相关研究在国内陆续译介出版，显示出学界对其思想的持续关注，这无疑是令人欣慰的学术图景。

　　书名中的核心词“travelogue”（直译为“旅行记”，译作“漫游”更具诗意与哲思），尤为值得重视。这个词是travel（旅行）和logos（逻各斯）的合成词，前者本意是“辛苦劳作、经受苦难”，所以其原始底色并非悠闲观光，而是与艰辛、挣扎甚至痛苦紧密相连，暗示着穿越未知、克服障碍的身心付出；后者含义极其丰富，包括言语、论述、道理、理性等，强调对经验的整理、叙述和赋形，将其从混沌的感受提升为可被交流、理解和有逻辑的“话语”。纵观段义孚孤独而丰产的一生，这场“漫游”确是苦乐交织的。他将学术生涯视作一场持续终身的、反思性的“智识漫游”，不仅记录地理踪迹与生活事件，更致力于对旅途体验与思想进行理性梳理与精准表达。长达七十五年的学术跋涉，与“travel”词源中的“艰辛”之意深刻共鸣。

　　在全书结尾，他如此总结：“我对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核心贡献为何？正是我的研究，丰富了地理学中‘人文’一词的含义。”这一“丰富含义”的贡献，看似平实，却至关重要。他的记录并非见闻杂烩，而是凭借“逻各斯”的理性力量，将生命体验、阅读与思考编织成连贯的意义之网。至此，“人生”“学术”“思想”与“旅行”达到了内在的统一：存在即旅程，思考即漫游，著述即行记。一言以蔽之：我即旅途。

　　《世纪漫游》将个体的思想轨迹与生活经验熔于一炉，升华出极具生命个性的方法论与哲学立场。诚如学者方特所评：“人们找到段义孚思想的框架，但是抓住他的思想，就像用手抓水流一样徒劳，因为他一直都是使用他自己的方式。”当这种独特性转向对人类整体处境的关怀时，段义孚便成为一位与洪堡遥相呼应，却更为聚焦“人文”内涵的地理学家。

　　成都文殊院内景 图片选自《世纪漫游：我的地理学术历程（1947—2022）》

　　“我即旅途”不仅是一个诗意的隐喻，更是段义孚生活体验、学术实践与存在方式的真实写照。“我”与“旅途”就从以往的主客体关系，变得融为一体，透过此书及段义孚的其他作品，“我即旅途”其实有三个层面的意涵：学术生涯与自身体验的融合之路，跨域漫游的知识融创之路，在“空间”与“地方”之间游移的寻家之旅。

　　段义孚的学术之旅，首先是一条与个人生命体验深刻交织融合之路。他的研究从不始于抽象的理论预设，而是根植于其独特的时空感知与地方经验。从20世纪到21世纪，从中国到欧美，从地貌学到人文地理学，这些跨时空尺度的生活轨迹本身就成为问题意识的生成土壤。将“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的中国古典人文地理意象与古希腊气候决定论相提并论时，他是在用自己中西融通的生活经验及文学美感作为学术素材。他的研究从早期对亚利桑那州“山麓剥蚀面”的地貌景观勘测，转向在《恋地情结》中对环境感知的心理探究，直至《恐惧景观》中对人类情感的地理学根由探究等，这并非随机的兴趣转移，而是一条连续的自我诘问的学术探险之路。每一个阶段都是对之前的回应与超越，这也是他“丰富人文内涵”的集中体现，因为相比自然科学和其他学科，人文地理学的主旨恰在于发掘人的情感、心理、行为、价值观与空间、地方、景观之间的关联。正如他深刻地指出：“我们不是台球。”人并非被外部力量撞击的孤立客体，而是有情感、有历史、在具体情境中与地方持续互动的生命。这种将自身经历理论化的勇气，使其著作产生了“道不远人”的学术力量。

　　“我即旅途”也意味着段义孚在学科间的自在漫游及知识创造路径。他彻底摒弃了画地为牢的学术规训和“圈子”法则，其思考如同一位自由的旅人，无视学科的领域边界，在广阔的知识丛林中建立自己独特的沙漠景观。他的论述可以在德国画家阿尔特多费尔的《圣乔治屠龙》、中国园林的营造哲学与芝加哥灰狗巴士站的日常场景之间自如切换。这种文字和思考的漫游并非炫技，而是一种深刻的“关联性思维”的体现，因为理解复杂的“人地关系”，必须调动人类全部的文化表达与经验储备。因此，他能够从《红楼梦》中大观园题匾的细节中，提炼出语言如何“完成”物质空间的精妙理论；也能从一位巴拿马渔民不求回报的援助中，窥见道德如何在瞬间构建起临时的“地方”。他充满犀利的观察，如“鬼屋的故事流传甚广，甚至会影响所在地的房地产销售和租金”，生动地揭示了情感、传说等非理性力量与地价、规划等现实经济地理要素的深层缠绕。这些丰富的案例证明，人文地理学的力量恰恰在于它能成为连接科学与人文、宏观结构与微观体验的桥梁，地理学的生命力在于地理学家跨域漫游的对话与发现之中。

　　作为地理学家，段义孚一直致力于对地理学的两个核心概念“空间”与“地方”阐发，而最终则指向人类永恒的“家园”之思，他通过自己的叩问和研究所得出的，却是“家园”就是“旅途”，而自我也是“旅途”这个答案。在他看来，地方不是一个等待发现的、静止的物理容器，而是承载人们思想、情感和经验且不断变化的丰富载体。人们苦苦追寻的“家园”或“自在之地”，并非一个旅途的终点，而恰恰是旅途本身，它是通过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记忆沉淀、人际互动和意义赋予，从匿名、开放的“空间”中艰难而持续地被建构出来。寻家，于是成为在“空间”（象征自由、风险与可能性）与“地方”（象征安全、认同与过往）之间永不停歇的协商与游移。他甚至将人类文明的发展动力诠释为一种“逃避主义”——从逃避自然严酷到逃避现实粗粝，但这逃避并非终点，而是创造新意义的起点。书中关于在迪士尼乐园迷路的记述极具象征意义：当他在精心设计的乐园中迷路时，向导安慰道：“你不必知道该走哪条路，因为你已经到了！”向导的回答本意是安慰，却无意中道出了迪士尼乐园作为“终极仿真世界”的本质：它通过消除所有不确定性、选择与真实的风险，精心营造了一个“完美”的封闭环境，其最高目的就是让你放弃探索、停止思考，满足于被给予的体验。段义孚借此隐喻了当代人面临的深层困境：我们常常沉迷于各种被精心设计的、安全的“文化主题公园”（无论是物质消费还是信息茧房），在其中我们似乎“到达”了舒适与愉悦的终点，但代价却是丧失了在真实、开放且充满未知的“世界”中寻路、犯错并找到自身方向的能力与勇气。真正的“自在”或“抵达”，绝非这种被动的餍足。与之相对，段义孚及其所倡导的人文主义地理学提出了一种家园永在途中的状态：既要在“空间”中勇于探索和突破边界，又要懂得在“地方”中留驻记忆，并在两者的动态张力中寻觅存在的价值。

　　《世纪漫游》不仅是一位92岁智者的遗世之语，更是一部启世之作。学术的真谛在于觉醒与躬行。最富洞察力的知识，往往源于思考者对其自身如何行走、感知与反思的真实记录。通过段义孚的“世纪漫游”，我们看到个人体验如何升华为普遍理论，更深切地体认到，所有现代人都经历着一场在“空间”与“地方”的纠葛中“寻家”的旅程。他的旅途虽已抵达终点，但这本书却成为一份珍贵的邀请与指南：它邀请每一位读者省视自身生命轨迹中的地方性，鼓励我们在日常栖居中主动建构意义，并以一种开放、关联且勇敢的漫游姿态，去持续探索、对话并书写我们与这个复杂世界的关联。

　　斯人已逝，其思常在；斯人已逝，我即旅途。

　　《光明日报》（2026年04月09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