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记者 柴如瑾

　　语言是社会的镜子，也是时代的回响。在信息化、网络化浪潮奔涌的当下，我们的语言生活正悄然发生一系列日用不觉的变化。

　　语言学学者杜永道的新著《语言趣话》（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25年）既阐述了语言和语言文字工作的时代变迁，也解说了诸多鲜活有趣的语言现象。记者近日专访了杜永道，听他细述时代语言生活的斑斓图景。

　　记者：您在《语言趣话》的开头部分谈到当下社会语言生活中一些有趣的新变化，这些变化包括哪些内容？

　　杜永道：词汇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能敏锐映照时代变迁。这里有几个有趣的现象。

　　第一，“双音化”。我小时候在北京上中学，同学都说“军事博物馆”，现在人们都说“军博”。这种把几个音节的词说成两个音节的现象叫“双音化”。过去，“双音化”是个漫长的过程，现在，“双音化”明显提速，进入“快车道”。如今大家都说“春晚”“航母”“国博”，“春节晚会”“航空母舰”“国家博物馆”反而少用了。有的新词语“双音化”快似电光石火，如“双重标准”一眨眼就变成“双标”。“双音化”已成为时代词语演变的“火车头”。

　　第二，形容词的动词化。一些原本仅做形容词使用的词语，在时代背景下不断衍生出动词用法。例如“柔弱”原来只表“软弱”，现在出现“文化柔弱一座城”之类说法，“柔弱”做了动词。书面色彩明显的“氤氲”是形容词，如“云烟氤氲”，如今也时做动词，如“氤氲着茶香”。词语的运用更加灵活多样，已成趋势。

　　第三，近义词的“二选一”。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两个近义词，常被大多数人“二选一”。例如“篡改”跟“窜改”是近义词，但有细微差别——指改动具体文字、数字，宜用“窜改”；指改动理论、史实等，宜用“篡改”。但现今，人们往往一律使用“篡改”而弃“窜改”。再如“凸显”跟“突显”，前者表“清楚地显露”，后者表“突出地显露”。现今人们不再细辨，皆用“凸显”。词语使用更追求方便实用、语意显豁。

　　第四，集合名词的个体化。有的词语，如“词汇”“车辆”“岛屿”等，是某类事物的总称，叫“集合名词”。这些词原本不用于单个或几个事物，但现在时常用于单个事物。例如“这个词成为备受关注的热门词汇”“他驾驶的车辆受到检查”等，已成寻常说法。集合名词的个体化，使这类词语以更灵活的身姿适用于多种语境。

　　第五，词语褒贬色彩生变。如“蜕变”本指向坏的方向变化，含贬义，当下却常见褒义用法，如“荒漠戈壁，逐渐蜕变为碧绿之地”。“上行下效”本是贬义词，当下也有褒义用法，如“上行下效，供职人员应当在敬老上发挥模范作用”。这种变化拓展了词语的使用空间，但有的词语用法仍需观察。

　　第六，敬辞对象的泛化。敬辞本来是用于对方的，如“感谢您鼎力相助”“欢迎您光顾本店”。但现今，有时敬辞也用于“第三方”。例如“他们的研究得到有关单位鼎力支持”“夜深了，光顾这家餐厅的客人仍不少”。某些敬辞使用对象的泛化，扩展了使用范围。

　　第七，亲属称谓的社会化。语言生活中出现一个耐人寻味的迹象：原本用于家人的亲属称谓常用于非亲属，表现出明显的社会化倾向。譬如，女青年问一位女士：“姐，到中国美术馆怎么走？”公交车上，年轻人给老人让座说：“爷爷，您坐这儿。”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深层缘由引人思索：现今，祖国欣欣向荣、人们生活蒸蒸日上，天南海北的人们心头暖意融融，对国家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内心期盼中华儿女团结友爱、携手共进。因此，亲切友好的亲属称谓得以在社会生活中广泛流行。

　　记者：在书中的“语文趣谈”“语言之妙”等章节中，您主要分析了哪些有趣却常被忽略的语言现象？

　　杜永道：主要谈及几个方面：

　　一是字母和汉字的起源。汉字已知最早的成熟字体是甲骨文，主要为商代卜辞，距今已有约三千多年历史。巧合的是，被认为最早的拼音字母——腓尼基字母，也约在三千多年前产生于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地区。可以说，当商代占卜者用青铜刀在龟甲兽骨上契刻文字时，腓尼基人也在创造他们的字母体系。东西方文字系统的萌芽大致处于相近的历史时期。腓尼基字母后来衍生出希腊字母，希腊字母又派生出拉丁字母、斯拉夫字母等。

　　殷墟甲骨文

　　二是语言的力量令人惊叹。例如《左传》中记载的“烛之武退秦师”，烛之武凭借精辟的分析和犀利的言辞，寥寥数语便说服秦军撤退，挽救郑国于危难；南朝丘迟的《与陈伯之书》，其文辞情理交融，感人至深，竟劝得叛将率部归降，被后世赞有“令顽石点头”之效。

　　三是提高语言能力的有效途径。19世纪初，英国乡村牧师勃朗特家的三个女孩，在承担家务之余，酷爱阅读。她们不仅读故事，还开始自己编创、相互讲述，甚至将构思的情节梗概记在纸上。经年累月、大量而持续的口头与笔头练习，极大地锤炼了她们的语言表达能力，磨砺出非凡的文笔。后来，大姐夏洛蒂创作了《简·爱》，二姐艾米莉写出了《呼啸山庄》，小妹安妮出版了《艾格尼斯·格雷》。勃朗特三姐妹的经历生动表明，大量、自觉的语言实践是提升语言能力最根本、最有效的途径。

　　四是细察语言必有收获。从“听”的方面说，须留意话语中的各种信息。宋代思想家程颢在地方任职时，曾遇一桩奇案：有人自称是某富翁的亲生父亲。程颢在审阅材料时发现，此人年方四十，却被误称为“翁”，由此察觉漏洞，揭穿了谎言。观察说话人本身也能获取信息。例如，春秋时齐桓公与管仲密谋讨伐莒国，计划竟遭泄露。后来发现，是东郭牙从远处观察二人说话时的神态与口形，从而猜出了这一军事机密。从“说”的方面看，则须养成言语谨慎的习惯。

　　记者：在您的书中，除了观察当代汉语词汇的流变，还多次提及“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这个深刻影响了现代汉语面貌的机构。请您结合个人经历，谈谈它的来龙去脉。

　　杜永道：“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文改会”）的前身是设立于教育部内的“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后迁至沙滩后街55号（原景山东街45号），并更名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即现今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我自幼在其家属院长大，因而熟悉它的历史与环境。

　　文改会的办公楼原是北京大学的数学楼，为一座两层方形建筑。《汉语拼音方案》与简化汉字均在此诞生。

　　文改会学者中，有多位令我印象深刻。郑林曦除投身文字改革外，常在《人民日报》发表随笔；陈光尧专事简化字研究，早年曾一度生活清苦，靠几棵枣树维系生计，却未曾中断钻研；倪海曙积极推广注音识字，还曾将唐诗译为现代诗并结集出版；周有光常在晚饭后与我父亲杜松寿聊天。我父亲杜松寿亦是“老文改”之一，1952年调至文改会工作。

　　这些前辈学者，皆在朴素楼宇中埋首耕耘，他们的工作深刻影响了亿万人的语文生活。楼前花园四时花开有序，而他们的生命，也宛若静默的根系，滋养着汉字现代化这片辽阔土壤。

　　记者：您在书中谈到文风问题，能否具体谈谈您的改进建议？

　　杜永道：近年我阅读了大量公文等材料，逐渐感到文风存在两个突出问题。

　　一是“长文如海”。许多公文篇幅过长，面面俱到，读来令人感到沉闷。对此，我曾撰文《陈言务去，文风当简》说：“假若每份公文陈言务去，哪怕用纸仅减少一页，全国每年不知要节约多少纸张。”

　　二是“套语过多”。公文中常出现诸如“标本兼治、长短结合、齐抓共管、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真抓实干……”之类的固定表述。有些文章套语连篇，充斥全篇。相比之下，我们可以回顾一下那篇不用任何套语、却感动了亿万读者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文章直接引用焦裕禄同志生动鲜活的“口头语”，如“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树的道路”等，至今仍触动人心。

　　公文和新闻与文风的关系最为直接，堪称文风建设的“前沿”。如今，我们应大力倡导自然、清新、流畅、洗练的文风，提倡以口语为基础、适当融入书面语成分的表达方式。

　　《光明日报》（2026年04月09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