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建永（高级记者）

　　从我们一家三口所办的公众号中，我挑选出80余篇文章，编辑出版了一部随笔集。一位文友说，一家三口出版合集，历史上称作“家集”，譬如，北宋时期的大文豪苏轼与苏辙就合编过“家集”。我那“科学家”女儿听到后，悄悄对我说，那叫“昆仲集”或“鹡鸰集”，不能叫“家集”，即使他们的老爹苏洵有文章编入集子，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集”，因为他们的母亲程老夫人，是没有文章可收入的。我听后哈哈大笑，逗她说，科学思维就是逻辑严密，的确高！

　　知道我们一家三口齐上阵，业余时间读书作文，有人评说，这不就是“新大众文艺”的样板吗？我知道，这是对我们的褒奖和勉励。也有人问我，书有种乎？这让人想到“陈涉之问”——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以及“文二代”“作二代”云云。

　　南宋大诗人陆放翁《闲游》诗有“五世业儒书有种，一生任运仕无媒”，意为名山事业，代代书香，那是名副其实的书香门第。然而我们晋北山阴高庄老李家，只有我和女儿两代算是读书人。我父亲一生只上过三个冬天的扫盲夜校，可以粗略地看报纸，母亲从未上过学，是典型的文盲。再往前追溯，当年我的爷爷所承担的职责是为家族作坊四处讨要赊欠的货款，好像也没啥学问。他过世早，我们从未听父亲说起爷爷上过什么学，读过什么书。听父亲说，老爷爷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汉，老老爷爷也是。

　　在我看来，“书有种”未必来自“五世业儒”。“业儒”厚积，世代相继，书香氤氲，固然美好，然而考之历史，“业儒”多入仕途，子孙半途而废投向商贾经济者，代不乏人；甚而“出身侯门深似海，从此书本似路人”者，亦比比皆是。而普通人家子弟，只要爱读书、勤读书、善读书，读书便会成为“金种子”。

　　仍举吾家之拙例。父亲粗略识得几个字，但是记性好，看过的字都能记住。我童年时从小伙伴们手里借到几本《三国演义》的小人书，看到《跨江击刘表》中“蒯良”的“蒯”字，卡住了，后来看到《马跃檀溪》中“蒯越”的“蒯”字，又卡住了。我皱眉自语，啥字啊？父亲探头一看，脱口而出，说这个字念“kuǎi”，《百家姓》有“巢关蒯相，查后荆红”。那一刻，父亲认字的能力，深深震撼了我幼小的心灵。随后，父亲起身从房梁上的旧报纸包里，取出纸页发黄、插图精美的《郡名百家姓》和《三字经》——那是“土改”时父亲捡回来的。我如获至宝。上世纪80年代初，我刚上大学，能看到的古书很有限，一位同学拿着《百家姓》在我面前嘚瑟，我说这书我背过，他当然不信，我当场背诵，从“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一直背到“第五言福，百家姓终”。

　　年少时，我能见到的书很少，因为稀罕，缺者为贵，总是如饥似渴、望眼欲穿，故得一书便背下来。譬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多看几遍就熟悉极了，我经常给小伙伴们说书。还有《新华字典》和《汉语成语小词典》，都是向同学借来看，同学催得紧，我便“吞咽”得快，连明彻夜，熬油点灯，一部字典或词典，一两周就生生记住了。文字像种子，在心里扎下了根。

　　有了女儿后，我伴她从小读书，念童话，诵诗词，读美文，乃真正意义上的“悦读”。初中以后，我每周给她详讲两篇统编教材以外的经典古文。女儿大学本科以及博士、博士后期间，学的分别是药学、化学和生物学，但她似乎天然就会写文章，以至于一位编辑对我说，我们编辑部一致认为你女儿的文章写得比你好。我夫人在行政机关工作，公文写得很溜，但从不敢动笔写文学作品。忽然有一天，她拿着一沓稿纸对我说，我会写文章啦！我一看，居然写得有板有眼。她说，这些年你给女儿讲古文的时候，我一直在旁听，女儿写文章念给你听时，我也在听，听着听着，就会写了。

　　写作乃笔耕，读书如栽种，只要用心培种育苗，按时浇水施肥，便能破土抽芽，根深叶茂，春华而秋实，硕果盈枝。

　　《光明日报》（2026年04月10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