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鲍强（长安金石学社副社长）

　　清代金石学家叶昌炽在其所著《语石》中，最早对宋元金石文献中的书目进行总结：“余好碑版之学，又好目录之学，鱼与熊掌二者兼得，惟有《西湖书院重整书目记》。此碑在杭州府学，元泰定元年山长陈袤记。”故宫博物院第二任院长、金石考古学家马衡则认为，有书目的刻石，始于宋代以后，并列举隆平之《程珪创建书楼记》（大德八年），涿县之《涿州儒学藏书记》（至正十年），琼山之《乾宁儒学置书记》（至正十一年）诸刻石，称不知其阴有无书目。

　　《涿州儒学藏书记》残石 作者供图

　　两人所记宋元金石文献中的藏书碑刻，有原石和拓本存世的，依照现存相关资料看，似乎只有《西湖书院重整书目记》一种。而《涿州儒学藏书记》碑文见于《日下旧闻考》，未见记有书目，故马衡有“不知其阴有无书目”一说，原石久佚。

　　近日新见残石一块，残字为：第一行始“□□□□□亲□□□□由是□”，第二行“□兴必致其极而底于成庶可为”，第三行“□而弆之以为观美，则非予之所”，第四行“□目开列如左州大夫达鲁花赤”，第五行“□至正庚寅七月望日”，第六行“□贡师泰书崇文少监亚中大夫”，第七行空，第八行“册诗古注疏贰拾册”，第九行“贰册春秋左氏传叁拾壹册”，第十行“□□□春秋公羊传拾肆册”，第十一行空，第十二行“府石局提领程德义镌”。

　　残石上书目、时间，书者，篆额者信息，刻工竟在，应为碑之左下部。查《石刻考工录》，有“程居义（金玉局石局提领）至正十年九月刻涿州儒学藏书记”一条，虽刻工信息稍有不同，但时间吻合。又查阅明清《涿州志》和《日下旧闻考》所记碑文，确认所见者为《涿州儒学藏书记》残石。

　　现据旧拓重校碑文，录书目于下：

　　《孝经》贰册 《论语》陆册 《孟子》拾册 《诗古注疏》贰拾册/

　　《书古注疏》拾册 《周易》柒册 《仪礼》拾贰册 《春秋左氏传》叁拾壹册/

　　《礼记》叁拾叁册 《周礼》贰拾壹册 《尔雅》叁册《春秋公羊传》拾肆册/

　　《春秋谷梁传》柒册/

　　《公本资治通鉴》壹佰壹拾伍册/

　　对《涿州儒学藏书记》的研究，蔡春娟《元代〈涿州儒学藏书记〉撰文者辨析》确定撰文者为吴当，但未录碑文和书目。《涿州儒学藏书记》是当时的学正龚氏，捐俸购买书籍以充实儒学藏书的碑记，书目虽然不多，但均标明册数，为现存元及元以前儒学石刻所仅见。书目上出现记册的册字，在现存元及元以前石刻上已是孤例。以“春秋公羊传拾肆册”一条为例，宋刻本如《春秋公羊经传解诂》一般多为十二卷，但元刻本如《监本附音春秋公羊传注疏》一般为二十八卷，这是元代翻刻宋十行本的通行卷数，所以“春秋公羊传拾肆册”当为元刻本，两卷一册较为方便，现存元刻所见也一般都为十四册。又“公本资治通鉴壹佰壹拾伍册”一条，公本，或指南宋绍兴二年至三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本《资治通鉴》，为二百九十四卷，而所知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公本为一百一十六册，而上海图书馆又藏元刻初印本，为一百五十册，这样，这个本子是如何情况，就是值得研究的事情。可见学正龚氏对购买书籍，是有所选择的。

　　前文提到的《西湖书院重整书目记》，其原石仍存杭州碑林，但碑面文字漫漶，已很难辨识，十分可惜。这愈加凸显《涿州儒学藏书记》残石的价值。它系我国现存以册计数最早石上书目之一，值得我们珍视并做进一步研究。

　　《光明日报》（2026年04月10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