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江平（北京中医药大学纪检监察研究院〔廉洁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中医“廉心仁术”源于《黄帝内经》《大医精诚》等中医经典，其历经千年医家实践的传承与淬炼，形成了以“仁、和、精、诚”为核心要素、独具特色的医家综合评价体系。深入挖掘中医“廉心仁术”文化价值的时代内涵，传承弘扬其核心精神，并将其有机融入当代医学教育全过程，构建以这一价值体系为引领的医学人才培养模式，能够为彰显并强化现代医学教育的人文价值提供重要的文化资源与实践指引，是推进立德树人工程，贯通医学技能传授与职业精神培育，实现术道并重、德能兼修的关键路径。

　　“廉心仁术”的概念界定

　　“廉心仁术”是从中国传统医德文化数千年实践与哲学思辨中凝练而成的当代医德核心价值体系，是在中华文化根脉滋养下形成的当代职业精神范式。

　　“廉”字形结构从“广”，“兼”声，语义的发展脉络经历由具象到内涵的深刻迁移，《说文解字》释“廉”为“仄”，其本义为古代厅堂的侧边，因堂边通常方正平直、棱角分明，后在人类认知与社会文化的长期浸润下，逐渐向道德领域延伸，形成“品行正直”的隐喻义，从而完成了从具体领域向抽象道德范畴的转化。“仁”字从“人”从“二”，本义是对人友善、相亲，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后来发展为含义广泛的道德范畴，如儒家提倡“仁爱”“仁政”等，强调人与人的相恤与共生，体现医者对生命的普遍关怀。

　　“廉心”构成了概念价值体系的精神内核：以正直不阿为骨，家国社稷为怀，无私奉献为脉，筑牢职业行为的道德根基。“仁术”则构成了价值体系的实践表达：以专业精研为翼，人文关怀为光，责任担当为体。“廉心仁术”以“廉”立心、以“仁”驭术，“廉心”与“仁术”辩证统一，内廉筑牢精神根本，外仁承载价值落地，形成了“廉心仁术”文化价值的内涵体系，为新时代医学职业精神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源泉与清晰的实践导向。

　　“廉心仁术”的逻辑构建

　　“廉心仁术”中“廉心”与“仁术”的组合并非简单叠加，而是基于深层语义逻辑的有机融合。

　　“廉”字为先，“仁”字为体，二者是价值核心与实践手段的双重关系。价值核心和道德底线是所有行为规范的第一前提，“廉心”是“仁术”道德正当性的根本性前提，确保“仁术”实践不偏离道义轨道。《后汉书·列女传》载“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本意是强调廉洁是人格尊严的底线。对于医者而言，若突破廉洁之线，即便医术高明，也会因道德失范而丧失患者信任的根基，医术再精亦成无根浮萍。“仁术”为“廉”提供实践依托，促使廉洁品格从抽象的道德准则转变为具体的医疗行为。若仅具备“廉”而缺乏“仁术”，则可能陷入“独善其身却无所建树”的消极境地，沦为无法切实造福民众的形式主义。

　　“廉心”是内在道德品格，“仁术”是外在实践能力，二者是内在品格与外在能力的辩证统一。无“廉”之“仁术”是“才胜德”，易致“智足以遂其奸”（司马光：《资治通鉴》）；无“仁术”之“廉”是“德胜才”，只能算君子而非良医，难担救死扶伤之责。因此，“廉心仁术”实为医者人格完型的双重向度：廉心铸魂，使仁术不堕于功利；仁术践行，令廉心不滞于空谈。二者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

　　“廉”的核心是“克己”，“仁术”的核心是“达人”，二者是个体修养与社会责任的贯通关系。如《论语·颜渊》所言“克己复礼为仁”，要求通过自我约束实现道德完善；《论语·雍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强调通过帮助他人实现社会价值。个体通过克己之“廉心”提升道德境界，再通过达人之“仁术”服务社会，大医精诚，最终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廉心仁术”的内涵层次

　　“廉心仁术”是“诚、仁、精、和”四位一体的有机融合，是相互支撑的有机整体，共同构成“廉心仁术”的现代内涵——“廉心”即“诚”之廉洁与“仁”之公心，“仁术”即“精”之医术与“和”之智慧。

　　诚，廉洁诚信的伦理基石。“诚”是医者职业操守的底线，以“安神定志，无欲无求”为核心，涵盖廉洁行医、诚实守信与敬畏生命三重内涵。孙思邈痛斥医者“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的逐利行为，认为“率尔自逞俊快，邀射名誉，甚不仁矣”；提出“杀生求生，去生更远”的生命伦理，即使用药亦需“不得已隐忍而用之”（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明代陈实功《外科正宗》“医家五戒十要”进一步将“诚”细化为“谦和谨慎”“药不吝珍，终久必济”的行为准则（陈实功：《外科正宗》）。

　　仁，生命至上的价值引领。“仁”是中医文化的核心伦理，源于儒家“仁者爱人”的哲学思想，体现为对生命的敬畏与对患者的关怀。《黄帝内经》“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的生命观，奠定了“以人为本”的服务宗旨。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提出“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将医者的仁爱精神化为“见彼苦恼，若己有之”的共情能力与“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的平等态度（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这种精神在历代医家中一脉相承：华佗“兼济天下”的行医理想、范仲淹“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人生抉择，皆彰显了“仁”的价值追求。

　　精，精益求精的专业追求。“精”是医者安身立命的根本，要求“博极医源，精勤不倦”的治学态度与“详察形候，纤毫勿失”的临床能力。孙思邈强调医道“至精至微”，需以“谙熟经典、精通脉理、持续学习”为路径；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著《伤寒杂病论》确立辨证论治原则；李时珍历时二十七载编撰《本草纲目》，勘正本草谬误；叶天士钻研温病，终成学派宗师。这些实践共同构成“精”的典范——既需扎实的理论根基，又需娴熟的诊疗技能，更需终身学习的创新精神。

　　和，整体协同的思维方法。“和”是中医认知世界的基本范式，融合道家“道法自然”与儒家“中庸之道”，强调人体与自然、身心、脏腑及医患间的动态平衡。《黄帝内经》以“阴阳平衡”为健康核心，提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天人之和，“形与神俱”的身心之和，“五脏六腑各司其职”的脏腑之和，以及“医患互信”的人际之和。这种整体观突破了生物医学模式的局限，为现代整合医学提供了传统智慧。

　　“廉心仁术”的当代文化价值

　　“廉心仁术”作为中国传统医学文化的精髓，在当代社会中具有深厚的文化价值，它不仅承载着医者的精神追求，也为塑造兼具人文关怀与专业能力的现代医学人才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导向与实践根基。其当代文化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牢筑精神根基。“廉心仁术”倡导“仁爱之心”与“廉洁之行”，这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度契合。古人强调“医者，仁术也”（《孟子·梁惠王上》），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亦明示“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体现了医者以患者为本、淡泊名利的精神境界。在当代，这一理念引导医者恪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初心，自觉将个人职业行为与国家健康事业相统一，从而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弘扬新时代医疗职业道德注入文化动力。

　　彰显“德术并重”。“廉心仁术”坚持“医无德不立，术不精不行”，德为术之首，术为德之翼，强调道德修养与专业能力相辅相成，如《大医精诚》所言：“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同时又要“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它不仅呼应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现代人才标准，也为涵养医学人文精神、强化学术伦理提供了传统智慧参照。

　　传承“知行合一”。“廉心仁术”注重在医疗实践中实现价值内化与技艺精进，体现了中华文化中“知行相资”的实践观。历代医家强调“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徐灵胎：《慎疾刍言》），认为医德须在“一心赴救”的临床过程中淬炼，医术亦需在反复实践中升华。

　　呼应“守正创新”。“廉心仁术”既坚守济世初心，也蕴含对医术精益求精、与时俱进的追求。在当代，它激励广大医务工作者“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一方面，恪守“廉洁行医、仁爱为本”的职业底线；另一方面，积极吸收现代科技，不断提升诊疗水平，让中医传统智慧在当代健康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推动实现“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的宏伟目标。

　　“善言古者，必有合于今”（《黄帝内经》）。“廉心仁术”秉持“守正创新”的医道古训，又兼具“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的开放性与时代适应性。“廉心仁术”所蕴含的“以德立身、以术立业”的精神内核，激励着各行各业从业者既恪守本业的道德底线，又积极融汇时代新知与科技文明，不断拓展专业能力的边界与效能。这使得“廉心仁术”这一理念超越医学范畴，成为贯通全行业、各领域的共通价值准则，使其“术道并重、德能兼修”的文化根脉持续焕发蓬勃生机。

　　《光明日报》（2026年04月11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