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书话·全民阅读活动周】

　　作者：陆胤（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

　　近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实现爆发式发展，不仅催生技术创新和产业变革，更波及传统人文学科。识时务者欣喜于数字人文日新月异，研究产能大幅提升。但身为一线教师，面对知识生产过程中日益普遍的AI代工现象，我辈又不能不心生防备。人文教育的看家本领无非读书。当人们越来越亲近屏幕而疏远书卷，凭借AI总结、“龙虾”抓取，产出一篇篇看似头头是道、实则未必走心的论文、课件、标书，未免让人担心“何必读书，然后为学”的老调子会卷土重来。

　　知识代工对传统读书意义的消解，是一个需要严肃讨论的问题。如果我们仅仅把书籍当成信息的载体，读书不过是获取信息的途径，那么现在更有效、更省力的新工具出现了，取而代之，又有何不可？但是，如果读书还是一种需要你我去感受的体验呢？人们享用美食、欣赏美景，亲历人世间的五彩斑斓，大概没有谁愿意把这些体验让渡给机器吧。在充当知识途径的读书之外，还有一种作为切身体验的读书，同样无法（也没必要）外包给那些“身外之物”。此类“亲自读书”“亲身读书”的必要性，正是中国古人在一系列“读书法”论述中反复强调的。

　　明 吴伟《树下读书图》（局部） 资料图片

　　有声读书：作为“为己之学”的吟诵

　　广义上讲，中国古典读书法就是中国古人的读书方式，蕴含着古人关于读书目的、场合、方法、效用等问题的一整套认知。有别于现代世界占据主导的不出声读书（默读），古人心目中的主流读书法是有声读书（诵读）；在承认读书工具效用的同时，古人更追求涵养身心的修身读书。有声读书调动口、耳感官，注重声、气体知，这种“具身性”（embodiment）的特点，构成了修身读书的仪式感和内在性的基础。

　　古典时代的读书强调感官知觉，且在视觉之外，更多诉诸听觉。《周礼》记载大司乐以“乐语”教贵族子弟，有“兴、道、讽、诵、言、语”六项。“讽”是出声背文，“诵”则加上声调节奏。上古文献中还有“赋”“呻”“咏”“吟”等字，均表示带音乐性的读书。《墨子》讥儒者“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从口耳到手足，情志外发于身体，吟咏可以延伸至弦歌乃至舞蹈。但最晚到战国秦汉之际，各种仪式、表演场合的“歌”已开始与文士读书的“诵”有所区别。“不歌而诵谓之赋”（《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序》），诵读音乐在读书实践中更多是即兴发挥的产物，“有定腔而无定谱”——只有一定的腔调规律，不会像后世词曲那样按照定好的乐谱来演唱，甚至时而要从其他音乐形式“借调”（参见杨荫浏《语言音乐学初探》）。据说孔子时代诵读诗、书有通行的“雅言”；中古时期，特定风格的诵读调（如东晋南朝的“洛生咏”）带有特殊政治文化意涵，可以跨越南北而流传甚远。近世诵读所用字音则多为方言读书音，诵读调非但各地不同，还要随所读文体有所区分。一般而言，念经书、蒙书快且单调，念古文则较婉转而有“拖腔”，诗歌中读古体快，吟律体缓。种种讲究，端赖文人自家“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没有预定的规范，更不追求表演效果。由此返观近代以来西方朗诵影响下日益规范化的吟诵，以及近年国学热潮中涌现的各种吟诵表演、吟诵比赛，严格来说，此类付诸演出的新式吟诵其实更近于“歌”，已然偏离了文人诵读作为一种“为己之学”的属性。

　　作为上古口传文化的遗形物，有声读书不仅见于古代中国，更是世界各大文明的普遍现象。尼采就曾指出古希腊人的朗读讲究“响亮的声音，极尽音调之鼓荡、曲折与翻腾，和节奏上的转换”。但无论是剧场中“诵人”（rhapsode）的史诗吟诵，还是政治家在法庭或议院的激昂演说，西洋古典时代的诵读往往见于公共世界。与之相对，中国传统有声读书则在一开始就更侧重个体修养。西晋文人束皙有一篇题为《读书赋》的文章，里面塑造了一个淡泊闲居、出世独处的读书家“耽道先生”。将他从“戢形陋庐”的困厄环境中超拔出来的，正是“抑扬嘈囋，或疾或徐”的吟咏声音。束皙在这篇《读书赋》中营造了一个与外界隔绝且带点仪式感的个人读书空间：“垂帷帐以隐几，被纨素而读书。”此种高度个体化的读书修身意识，在宋代理学大兴之际得到了呼应。

　　晚唐五代时期新兴的雕版印书到宋代趋于普及，苏轼、叶梦得、朱熹等曾先后提及印刷术对传统诵读的冲击：手抄本时代得书不易，学者“日夜诵读，惟恐不及”。印刷书使知识容易到手，明明书多了，却反而带来“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弊病（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这种“多即是少”的困境，在书籍可以轻易下载获得的互联网时代，则更容易体会到了。但即便如此，诵读习惯仍然在印刷书流行以后的八九百年中得到了延续。从外部文化环境看，科举制度带来的“记忆力竞赛”很大程度上维系了印刷书时代的记诵习惯。而在思想层面，理学的兴起也有力抵消了“读书苟简”的风气。

　　明 仇英《梧竹书堂图轴》 资料图片

　　修身读书：“以身体之，以心验之”

　　两宋理学家对“读书”一事或贬低或推崇，讨论重点渐从所读之“书”转移到“读”这一行为本身。

　　相对于治心修身之要，理学家常把读书贬为“学者第二事”，单纯求知的工具化读书更被贴上“玩物丧志”的标签。这种意见背后，有理学家自命“德性之知”对“见闻之知”的傲慢，却也促使他们思考读书在增广见闻以外的功能。张载说：“盖书以维持此心，一时放下则一时德性有懈，读书则此心常在。”简单理解的话，就是在讲如何靠读书来维持“专注力”。朱熹也说读书可以让“此心不走作”，“读书固收心之一助”，“看书粗则心粗，看书细则心细”。于是，读书也就有可能超越“第二事”的工具定位而成为“天下第一等好事”。按照理学家的阐释，“读”的“具身性”不仅外现为口诵心惟的声音，更与仪容、姿态、气息，与静坐、调息等修养法门相通。所谓“敛身正坐，缓视微吟”，读书实为一种需要全身心投入的自我控制术。比如杨时教学者读书，就主张“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默会于幽闲静一之中，超然自得于书言象意之表”——甚至书中的言、象、意都不再重要，只求身心投入，进入“幽闲静一”的冥想境界。

　　朱熹《童蒙须知》中有一段人人熟知的读书程序论，先说“凡读书，须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将书册整齐顿放，正身体对书册”——这是与束皙一样在营造一个仪式化的个人读书空间。接着说“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早已有学者指出，这种一字不差的恭谨态度，实含有宗教性的“圣言读书”意味。最后讲到“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指明诵读不仅是为了记背，甚至也无须讲解，因为真正的理解是沉浸之后的自然结果。朱熹及其后学揭示的读书功程无不强调“记遍数”的意义：“遍数已足，而未成诵，必须成诵；遍数未足，虽已成诵，必满遍数”（《程董二先生学则》），不断重复的诵读行为本身，就是磨炼身心的“工夫”。

　　读书法：区分读书层次

　　正是从朱熹那时开始，出现了一个称为“读书法”的著作类型，专用来传述理学家心目中的读书原则和课程规划。《朱子语类》辟有“读书法”一门，后人将朱熹相关论述辑成《朱子读书法》一书，分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六项。近代学者钱穆有言：“朱子教人读书工夫，即是养心工夫，又即是处事工夫。”读书法六项的递进，实即完人塑造的过程。元代朱子后学程端礼有《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不仅规划一个读书人自八岁以前至二十五岁前后的成学历程，更对每日读书作出细密安排和严格计算，深刻影响了明清两代书院、学塾的教法。

　　回到“代工读书”还是“亲身读书”的话题。古人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读书”也会成为负担，同样也有断句、圈点、训释等减轻读书负担的工具。但与此同时，他们更注意区分不同的读法层次，以回应差异化的读书需求。

　　比如在理学家看来“记诵之功，读史不必用”，史书浩繁，只要浏览便是了。但若爱好史传，视之为可以反复吟味的文学作品，如苏舜卿以《汉书》下酒，则史书也可以成为密咏恬吟的对象。晚清名臣曾国藩是“朱子读书法”的忠实践行者，据门人回忆，即便在军务最为繁忙之际，曾氏也保持着每天晚饭后直至深夜读经史古文的习惯，“高诵朗吟，声音达十室以外”。（唐文治《桐城吴挚甫先生文评手迹跋》转引吴汝纶语）曾国藩就曾揭示“看”（默读）与“读”（诵读）两种读法的差异：“看者涉猎，宜多宜速；读者讽咏，宜熟宜专。看者日知其所亡，读者月无忘其所能。”（《复邓汪琼》）曾氏所论“看”与“读”，实即先儒反复讨论的“道问学”与“尊德性”两种学问形态在读书法上的分野。二者不可缺一，又不可混，各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当代人对于读书有用或无用、可被取代或不可取代的许多无谓争论，其实就是混淆了“读书法”的不同层次。方今之际，求多求速的“看”或许有望外包给AI工具，腾出口、耳、身、心来恢复“亲自熟读”的乐趣，岂非适逢其时？

　　《光明日报》（2026年04月25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