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发展大家谈】

世界史服务国家正当其时

——访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邢来顺

　　光明日报记者 周晓菲

　　时钟拨回到10年前。2016年5月17日，一场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史上具有引领性、标志性意义的重要会议在北京召开。“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令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倍感振奋、深受鼓舞。

　　10年来，我国世界史学者牢牢把握时代脉搏，紧紧抓住历史机遇，力求跳出西方话语和框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世界史自主知识体系，产出一大批紧扣国家和时代需求、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厚重成果。从事欧洲史研究尤其是德国史研究30余年的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邢来顺对此感受颇深。在和风送暖、草木葱茏的时节，记者采访了这位始终以现实关怀为导向、以服务国家为初心的学者，听其娓娓讲述过去10载世界史学科在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征途上砥砺前行的不凡历程。

　　冷门不“冷”：发挥世界史研究的现实功用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这些学科看上去同现实距离较远，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需要时也要拿得出来、用得上”。从社会认知、就业对口度来看，世界史似乎就是这样一个“冷门学科”，离我们的生活非常遥远。对此，您怎么看呢？

　　邢来顺：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了解中国世界史学科发展史。中国世界史学科萌生于19世纪中叶，彼时的中国在英法等西方列强侵略压力下“开眼看世界”，以一种悲剧方式开启了中国认识外部世界的历史。而其真正创立和发展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其以外国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独特性，研究队伍长期保持着较小的规模。尽管如此，中国世界史学科自萌生之日起，就有着关切现实、服务国家、共振时代的传统。在近代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里，世界史研究始终与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历程同步。例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后，世界史学者积极探讨西方先行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经验与深刻教训，以便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参照。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我国与世界联系的日益紧密，世界史学科进一步获得强劲动力，形成大国崛起、全球南方及文明交流互鉴等研究的新热潮。

　　从社会认知和就业对口度看，既“古”又“洋”的世界史与大多数普通民众的日常关联度不高，就业面窄，似乎应归入“冷门学科”。但其实不然，世界史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无论是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还是留学生求学、个人出境旅游，都需要了解对象国的历史传统、文明特质等，要具备一定的“知外能力”。就个人成长而言，世界史不仅可以开阔视野，认识不同国家和文明的发展道路，厘清当今国际局势演变的来龙去脉，而且可以通过对科技革命和产业变迁等历史经验的学习，在职业选择和人生规划上更好地把握时代趋势，增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能力。因此，从国家发展、时代需求、个人成长等多重维度来看，世界史不仅不是“冷门学科”，而且是国人必须具备的核心素养。

　　记者：在当今社会，随着中国自身影响力日益增长、与世界联系愈发紧密，国人对世界历史知识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国家需求也越来越凸显。世界史研究如何发挥其现实功用，展现应有的社会功能，又该如何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呢？

　　邢来顺：世界史不仅承担着鉴往知来、资政育人的职责，还担负着探索和解释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重任。世界史研究要发挥社会功能，就必须推动学术研究走向社会大众，将学术成果大众化。要构建系统的世界史教育，提升大众“知外能力”，以照应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现实。在教育领域，要强化基础教育中的世界史通识教育，在大学中开设世界史通识课程，培养学生的全球视野和跨文化理解能力。在社会领域，要通过通俗读物、纪录片和新媒体等多种路径，向全民普及世界史知识。在这方面，著名历史学家钱乘旦先生做得很成功。他不仅在北大开设“大国崛起”课程，讲授颇受学生欢迎的世界大国兴衰史，而且以该讲座为蓝本出版相关著作，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

　　世界史研究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要求研究者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尤其关注与国家发展战略紧密相关的重大问题，例如现代化道路、大国兴衰、文明交流互鉴、全球治理等现实议题，探寻其深层次的历史根源和发展脉络，为国家外交政策制定提供学术支撑。我们要借鉴外国成功的经验，吸取他们失败的教训，为中国发展提供参考借鉴，如此研究才更有意义。

　　成果丰硕：理论方法创见迭出、不断拓新

　　记者：10年来，我国世界史学者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为着力点，推动世界史学科取得哪些明显进展？推出了哪些标志性成果？

　　邢来顺：我国世界史研究形成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中国视角为核心、以整体史观为框架、以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为目标的发展格局，学科基础进一步夯实。

　　在研究课题方面，积极回应时代需求，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获批。例如，为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近代以来世界变局与中国发展研究”“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国际体系研究”等重大项目陆续启动；为阐释人类文明和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亚洲多元文明起源比较研究”“近现代非洲国家现代化道路研究”等重大项目获批立项。

　　在人才培养方面，形成了完整的世界史人才培养机制，建立起阵容比较完整的世界史教学科研队伍。截至目前，我国已经拥有35个世界史一级学科博士点，另外有33个单独的世界史一级学科硕士点，几十个世界史博士后流动站。

　　在研究成果方面，钱乘旦总主编的大国通史系列，立足中国视角，全面系统地呈现英、德、法、日等国的历史发展，初步确立起这些大国历史书写的中国话语。新的美国通史的编撰也在进行中。由其主编的《新世界史纲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为指导，突破西方中心主义叙事框架，突出非西方地区的历史贡献，成为中国世界史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拓荒之作。侯建新主编的多卷本《欧洲文明进程》是英语世界之外首部由中国学者主导撰写、目前最为系统完备的欧洲文明研究成果，代表了中国欧洲文明研究的前沿水平。刘作奎主编的《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全景式呈现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宏大画卷，同时突出东方战场的贡献，构建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国叙事。此外，一批世界史著作入选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世界史学者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研究成果数量也不断增加。中国世界史研究正在实现从“西方化”到“中国化”再到“国际化”的学术自觉。

　　记者：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社会发展、实践深化、历史前进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10年来，世界史学科在研究视野、理论与方法上的创新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邢来顺：10年来，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世界史学科在研究视域、理论和方法上呈现出一股创新潮。

　　研究范式和研究视域不断拓新，形成从单一民族国家和帝国中心范式向全球史、跨国史、文明交流史等历史叙事范式格局的多元转向。由此而来的是人们对世界历史认知的新突破：“全球南方”与非西方文明的主体性得到关注，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解释框架遭到挑战，多源现代性路径开始生成；中国视角的世界史叙事日益凸显，中华文明对世界历史的突出贡献和影响得到充分表达。与此同时，中国周边国家史、医疗社会史、生态环境史、海洋史、情感史等新研究领域得到拓展。

　　理论创新进展明显，开始出现从范式移植到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学术自觉。一是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构建世界历史纵横发展整体史观和“一元多线”发展史观，既承认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又尊重不同文明的特殊性。二是从中国历史经验出发，以“多源现代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原创性概念拓展理论空间，构建中国自主的世界史知识体系。有学者依据“多源现代性”概念对欧洲启蒙思想家的中国知识生产进行研究，指出中欧文化相遇造成的思想交融，传统与现代交融、东西方贯通，是全球现代性起步的前提。“西化现代性”和西方单线进步史观由此被消解。

　　研究方法与时俱进，跨学科研究常态化，数智赋能于传统研究的效果开始显现。在生态环境史、医疗社会史等研究中，带有跨学科特征的成果不断涌现。例如，在党和国家特别关注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治理的大背景下，本人曾借助医学和政治学等学科方法，对德国乡村医疗改革与现代乡村医疗体系的建立进行探讨，指出建立以辖区医生制度为核心的乡村地区医疗网络和实施乡村医疗保险的重要性。另外，研究资料和成果的数字化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在文献整理、文本识别等领域的使用，也为世界史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

　　士以弘道：以本真学术追求回应国家需求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世界史作为一门研究外国历史的学科，如何立足本土、发挥优势，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向国际学术界提出中国学者的独到见解呢？

　　邢来顺：立足本土，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就是坚持中国的学术主体性。一是坚守经世致用和整体观照的治史传统。要突出世界史研究服务于国家和时代的取向，赋予其现实追问意识；与此同时，要从整体上思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关联性，避免短视和碎片化研究，以宏阔视野探索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二是在世界文明进程叙事中，反对西方二元对立逻辑，推崇中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明共生理念。从中国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关切出发，指出人类文明多样性和现代化道路多样性，突出亚非拉文明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就是打造易于被国际学术界理解和接受的原创性、标识性概念和范式。例如，重新定义西方的“民族国家”“帝国”“现代化”等核心概念，提出“文明交流互鉴”“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原创性概念；用“多元文明互动”取代“西方中心主义”，用“文明交往共生”取代西方“强权政治”规则，用“多源现代性”取代“西化现代性”，以此构建中国话语的世界历史叙事，呈现中国学界的独到见解。在这方面，本人曾做过一些尝试性努力。例如，在对德国现代化道路的探讨中明确否定了西方学界的“西化”之说，指出德国现代化“固然存在一种与欧洲乃至世界现代化大势的同频共振，更多的却是对其自我特性的坚守”，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逻辑；在欧洲历史的统一与分裂问题上，指出西方学界以欧洲统一为指向的选择性叙事有悖于历史欧洲的分裂事实，认为历史欧洲“只是一个软性文化认知之上的观念统一性和刚性的客观政治分裂性结合起来的矛盾体”，因而“始终无法形成像中华文明那种大一统的局面”。

　　记者：在您看来，如何将个人对学术的追求与国家的需求有机结合起来呢？

　　邢来顺：以本真的学术追求回应致远的国家需求，把个人学术生命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文明对话的大格局中，是新时代世界史学人的历史使命和最高的学术荣光。具体而言：一要守正。要持守中国传统家国情怀和价值理念，在夯实专业研究基础的同时，坚持经世致用，把个人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将求真、求新的学术探寻服务于国家需要，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更懂中国。二要创新。要敢破敢立，打破西方学术霸权，以文明交流互鉴、多源现代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理念重新阐释世界历史进程。三要致力于推进中国学术国际化。要用国际学术界听得懂、信得过的学术语言宣传中国观点，使世界史成为阐释中国立场和价值观的重要国际场域。总之，个人学术追求应该契合于国家需要，将小我融入大我。只有关注现代化道路、大国兴衰、文明交流互鉴、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提供历史智慧，个人的学术事业方能呈现蓬勃生机和活力。

　　《光明日报》（2026年04月28日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