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教育强国·教育笔谈】

　　作者：祝刚（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冯用军（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十周年。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注入了强大思想动力，也为中国教育学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国教育学的发展经历了从“跟跑”到“并跑”、在若干领域开始“领跑”的奋进之路。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指引下，立足《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的战略部署，围绕标识性概念的凝练、学术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学术话语的创新性表达以及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系统建构，中国教育学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在广西融水县香粉乡中坪村航空航天科普教育基地，西北工业大学研究生支教团成员给小学生们介绍航空知识。新华社发

　　学科体系 夯实根基，优化布局

　　学科体系是教育学建设的骨骼框架，决定了知识生产的结构功能与资源配置效率。长期以来，中国教育学的学科体系受西方教育学范式影响，存在着学科边界模糊、基础研究薄弱、分支学科发展不均衡等问题。构建中国特色教育学学科体系，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首先，巩固教育学一级学科的基础地位，明确其学科内核与研究边界。教育学不是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简单附庸，而是一门具有自身逻辑起点、范畴体系和研究方法的独立学科。围绕“教育是什么”“教育为了什么”“教育如何可能”等根本性问题，教育学需要形成自身的理论基石。以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叶澜为代表的“生命·实践”教育学派，从中国教育改革的土壤中生长出来，将“生命自觉”“教育实践”等概念置于学科核心，为教育学学科内涵的深化提供了典范。此外，当代教育名家裴娣娜教授的“主体教育”研究、情感教育研究名家朱小蔓教授的情感教育学派、我国情境教育创始人李吉林老师的“情境教育”等，标志着中国教育学从单纯“跟着说”转向“自己说”，进入了与世界“并跑”的新阶段。

　　其次，优化二级学科结构，促进传统学科与新兴学科的协调发展。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史、比较教育学等传统学科需要深耕厚植，不断吸收新的学术资源以焕发活力。与此同时，面对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教育人工智能、教育神经科学、教育数据科学等交叉学科亟待加强建设。特别是随着AI4Science（人工智能驱动科学发现）第四科研范式的兴起，人工智能对教育形态、教学过程和学习方式的深刻重塑，迫切要求教育学与计算机科学、认知科学、脑科学等开展深度对话，催生新的学科生长点。

　　再次，健全教育专业学位教育体系，推动学术型与专业型学位协调发展，切实扭转“重学术、轻应用”的倾向。教育学科不仅是“学院里的学问”，更是“田野里的智慧”，其生命力在于回应真实教育问题、服务一线改革实践。教育硕士、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教育要更加注重实践导向，大力推行案例教学、行动研究和项目式学习，将学位论文与真实的教育改进项目深度绑定，培养能够诊断问题、设计方案、推动变革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要打破高校与中小学之间的障碍，建立大学—中小学—社区合作共同体，推广“双导师制”和“实践基地驻校”模式。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在对“劳动者”系列人形机器人进行平地全向行走测试。新华社发

　　学术体系 提炼概念，创新理论

　　学术体系是教育学建设的血肉内涵，集中体现在标识性概念的提炼、原创性理论的建构与研究范式的革新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这一要求对于当前的教育学发展尤其具有现实针对性。

　　系统梳理和深入阐发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标识性概念，实现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华民族在数千年文明演进中形成了丰富而独特的教育智慧：“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教学相长”“知行合一”“化民成俗”……这些概念不是故纸堆里的陈旧术语，而是蕴含着超越时空的教育学原理。比如，“学而时习之”中的“学”与“习”，在中国传统语境中既是认知过程，更是德性涵养与生命修炼，这与现代学习科学中“情境认知”“具身学习”等理论形成跨时空对话。我们需要从文化根脉中汲取滋养，让古老的教育智慧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焕发光彩。

　　深入研究近现代中国著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传统，接续学术文脉。从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到陶行知的“生活教育”，从黄炎培的“职业教育”到陈鹤琴的“活教育”，从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到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教育”，中国近现代教育家们在民族危亡与社会变革的艰难时世中，开辟出一条扎根中国大地、回应中国问题的教育道路。其中，陶行知先生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思想极具标识性和代表性，他提出“在劳力上劳心”“行是知之始”等论断，成为扎根中国社会土壤的原创教育理论。他们的思想遗产是中国特色教育学学术体系的宝贵资源，需要系统整理、深入阐释、发扬光大。

　　立足当代中国教育改革的生动实践，进行理论概括和学术升华。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从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到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我们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的波澜壮阔的教育实践为教育学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和实践的检验场。比如，人民教育家于漪老师的教育思想扎根于基础教育的三尺讲台，她提出的“教文育人”“德智融合”等理念，是理论家坐在书斋里凭空想象不出来的，它来自数十年如一日与学生们在一起的课堂实践，是典型的问题导向、实践导向的中国教育智慧。我们要善于从中国教育的“地方性知识”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命题，让世界听到中国教育学者的声音。

　　积极回应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研究范式的变革。近期一项名为“超越图灵测试”的社会实验表明，大型语言模型在教育内容生成、个性化辅导、学习分析等方面展现出惊人的能力，可以在某些维度上模仿甚至超越人类教师。这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关乎教育本质的哲学追问。人工智能驱动科学发现作为第四科研范式，强调数据驱动与模型驱动相结合，也为教育学研究带来方法论启示：基于大数据的学习行为分析、教育干预效果的因果推断、教育政策的模拟仿真等，正在重塑教育研究的路径与范式。中国教育学需要在拥抱新技术的同时保持清醒的学科自觉，既不盲从技术决定论，也不固守人文主义的孤傲，而是在技术与人文的张力中寻找新的平衡。

叉车世界冠军朱久安在长春汽车职业技术大学为学生授课。新华社发

　　话语体系 中国表达，国际传播

　　话语体系承载着学术思想，是学术体系与学科体系的“发声器”和“传播器”。当前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在国际学术场域，往往处于“他者定义”的被动位置；在国内公共领域，教育理论话语与日常教育话语存在一定脱节。构建富有解释力和感召力的教育学话语体系，需要从以下方面着力。

　　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我们需要在深入比较中西教育概念异同的基础上，创造性转化中国传统概念、活化近现代教育概念、建构当代原创概念。例如，可以把“学以为己”这一植根于儒家传统的概念，与西方“教养”理论加以对话，在比较中彰显中国教育哲学的独特价值。又如，晏阳初在平民教育实践中提出的“定县实验”及其“四大教育”“三大方式”的完整方案，既是具体实践操作，也承载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深厚文化理念，其本身就是一个具有高度阐发价值的话语符号。再如，可以将“教育均衡发展”“学区制改革”“集团化办学”等中国经验上升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学术概念——“教育均衡”在中国语境下不仅仅是资源配置的均衡，更包含了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的制度性承诺，这本身就是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4（优质教育）的积极回应。

　　构建既严谨又生动的学术话语风格。教育学话语不应是枯燥术语的堆砌，而应是有温度、有情怀的表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走出象牙塔”，教育学者更要善于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教育故事。从卢梭的《爱弥儿》到尼尔《夏山学校》，教育经典往往以叙事打动人心。中国教育学者也应尝试采用生命叙事、案例研究、教育自传等多元表达方式，让学术研究既有思想深度又有生活气息。于漪老师的教育随笔、李吉林老师的情境教育手记，都是学术话语生活化的范例——它们没有堆砌晦涩术语，却让无数一线教师读得懂、用得上、传得开。

　　提升中国教育学的国际话语权。话语权不是自说自话的“话语霸权”，而是基于思想贡献和学术影响力的“被倾听”“被引用”“被尊重”的话语权。这要求我们既要有文化自信，敢于向世界贡献中国教育智慧；也要有文化互鉴的开放胸襟，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推动教育学的繁荣发展。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教育文化传统，如重视家庭教育的“教儿婴孩”、强调师道尊严的“师严然后道尊”、倡导教学艺术的“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这些都可以在翻译阐释中展现中华教育文明的独特魅力。近年来，中国在教育机会公平、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等方面的经验已引起国际教育界的广泛关注，但我们的话语转化和理论输出工作还不充分。要在国际比较教育期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平台上发表更多有分量的中国研究成果，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议题设置和规则制定。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教育学作为研究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的学科，肩负着解释教育现实、引领教育改革、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的历史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讲话，如春风化雨，激励着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奋进担当。今天，中国教育学发展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传统与现代交融、本土与国际互鉴、人文与技术碰撞、理论与实践激荡。构建中国教育学“三大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几代学人的接续努力。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根本遵循，坚定文化自信，坚持问题导向，秉持全球视野，勇于理论创新。深入研究中国式教育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推动文化传承发展，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在学科体系上，既要筑牢根基又要布局前沿；在学术体系上，既要接续文脉又要回应时代；在话语体系上，既要中国表达又要世界共享。

　　“根植沃土，声闻天下。”构建中国教育学“三大体系”，不仅是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贡献中国智慧的文化使命，既需要我们有坚定的文化自信，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近现代教育家的思想传统中汲取养分，也需要我们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在文明交流互鉴中贡献中国智慧，还需要我们有强烈的时代担当，以高质量的教育研究成果服务教育强国战略。今天的中国教育学，既有条件也有责任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参与这场跨越时空的“伟大对话”，用高质量的教育研究成果服务教育强国战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写下无愧于时代的绚烂篇章。

　　《光明日报》（2026年05月26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