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贾力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艺术教学部主任）

　　话剧传入中国以来，地方文化便始终是其本土转化的重要支撑。纵观中国话剧的百年发展历程，诸多现代作家立足本土地域视角，深耕地方生活图景与人文特质。老舍以《茶馆》定格老北京的市井变迁与时代风貌，田汉早期作品浸润着浓郁的湘南地域色彩，洪深曾率先开展乡土农村题材的话剧创作探索。新时期以来，在寻根文学的推动下，话剧的地域化、本土化创作走向成熟，诞生了《桑树坪纪事》《狗儿爷涅槃》等兼具乡土气息与哲思的经典作品，伴随着话剧市场的繁荣与观众需求的多样化，地方文化开始以更加丰富的形态活跃于舞台之上。

　　近年来，海派话剧《繁花》《长恨歌》收获市场好评，展现了精致温婉的上海地域文化特质；陕西人艺打造的《白鹿原》《主角》等作品，则以醇厚地道的陕西风情赢得追捧、斩获多项大奖。整体而言，当代地方题材话剧不仅在题材选取、表现形式上不断拓展边界，在叙事手法、美学风格上也实现了创新突破。这些作品展现出话剧的旺盛生命力，成为重审话剧民族化的重要视角。其核心要义在于：既要扎根地方文化的深厚土壤，又要贴合时代审美、创新表达形式，让话剧在本土化探索中走出民族化发展的新风格。

话剧《主角》剧照

　　以方言入戏，塑造鲜活人物形象与舞台“烟火气”

　　方言作为地方文化最具直观辨识度的要素，在近年来的话剧创作中展现出独特风姿。四川方言话剧《死水微澜》，河南方言话剧《老汤》《一句顶一万句》，沪语话剧《长恨歌》《繁花》、粤语话剧《南海十三郎》等，均以独特地方特色赢得观众广泛好评。

　　话剧是对话的艺术。洪深在《从中国的新戏说到话剧》中为“话剧”命名时就指出“话剧表达故事的方法，主要是用对话”，以此区别于传统戏曲。对话是话剧塑造人物、构建冲突、推动剧情的关键，话剧表演本质上是语言的艺术。方言与生活化口语在话剧创作中，既能塑造鲜活人物形象，又能快速拉近演员与观众的心理距离，营造出更具生活质感、真实可信的舞台视听画面。

　　1952年，北京人艺以北京话演出《龙须沟》。老舍原作中使用北京方言共计136处，导演焦菊隐在排演过程中对台词进行改写，演出版本方言增至165处。舞台上地道的京腔韵白，不仅打破了舞台上僵化的“话剧腔”，奠定了北京人艺的演出风格，更成为推动话剧民族化的标志性实践。此后的《茶馆》《天下第一楼》等京味话剧，以对北京风土民情的舞台书写，成为话剧本土发展的重要力量。不仅如此，四川话版《茶馆》，沪语版《雷雨》，粤语版《天下第一楼》，以方言重释原本展现其他地方文化的经典话剧，成为阐释经典的重要路径，在传承经典跨越时空魅力的同时，也展示出地方文化丰富的表现力。在外国剧目的本土化演绎中，从《推销员之死》到《屠夫》，京味语言的运用不仅让外国剧目摆脱了生硬的“译制腔”，也快速拉近了域外故事与本土观众的情感距离。

　　方言的运用为话剧地方题材表达赋予独特的魅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地方文化表达只需要停留在语言表层，彰显地方文化特色的方言，也并非使用越多越好。如果仅停留在方言、民俗的表层堆砌，不仅难以真正打动观众，还会造成观剧理解与传播上的局限。对此，一方面要对地方文化进行深层挖掘，让舞台故事具备“只能发生在此地”的必然性；另一方面，也要注重“超地域”表达，寻求能够引发普遍共鸣的人性与情感，兼顾本土观众的情感认同与年轻观众、外地观众的审美理解，让地方特色既有“烟火气”，又有“共通性”。

　　向戏曲、曲艺等本土传统艺术汲取养分，锻造独属于中国话剧的舞台语汇

　　话剧作为一种综合艺术，其艺术价值必须通过现场舞台呈现，与观众直接见面才能最终实现。将地方文化有效转化为舞台语言，也是话剧走向民族化、大众化的重要环节。这需要导演、演员等二度创作者对地方文化精神、民间艺术基因、美学品格深度提炼，将其转化为可见、可听、可共情的综合表达。

话剧《繁花》剧照

　　不难发现，成功的地方题材话剧，大多主动向本土传统艺术汲取养分，自觉融合当地戏曲与民间曲艺。原因在于，地方戏与民间曲艺本身就源自生活、贴近大众，在内容与形式上天然契合大众审美：沪语话剧与上海滑稽戏相生相融，京味话剧扎根京韵大鼓、北京评书、数来宝等民间曲艺土壤，东北话剧则汲取二人转、拉场戏粗犷幽默、贴近生活的艺术气质。

　　陕西人艺的《白鹿原》《主角》，融合了秦腔唱段、程式要素，在舞台呈现上力求简化布景，充分依靠演员表演，尤其是群像调度来讲述地方故事，实现“景随人移、以人带境”的写意表达。其对秦腔的运用并非机械堆砌唱段，而是结合话剧冲突节奏，将秦腔的声腔、情感融入演员的表演与舞台氛围，实现了地方戏曲元素的话剧化表达。讲述上海故事的话剧《长恨歌》采用苏州评弹串场，配合转台环境，吴侬软语间观众更能入戏，增加舞台美感的同时，叙事也更显流畅自如；《俗世奇人》将天津快板作为开场形式，高度契合了冯骥才原著小说如说书人般讲述传奇故事的气质氛围，快板的轻快活泼也瞬间调动起了观众的情绪，拉近了舞台与观众的距离。

　　地方戏曲与曲艺形式，承载着地方文艺贴近大众、娱情悦性的审美品格，是地方文化最鲜活的载体与浓缩呈现。话剧对这些传统艺术形式的借鉴，不仅关乎视听质感，更直接触及话剧民族化这一核心命题。这些创作者在以舞台演绎地方文化时，不止步于方言、民俗、场景等表层元素的可感可听，而是深挖地方文化所依托的民间文艺传统与民族美学精神，真正让地方文化成为话剧民族化的内在支撑。

　　将地域书写升华为时代共鸣

　　中国丰富的地方文化，始终是文艺创作的沃土，更是中国三百多个地方剧种诞生与发展的生命力所在。对于舶来的话剧艺术而言，地方文化更是其实现本土化、推动民族化发展的文化根基。可以说，观众对带有地方文化特色的话剧作品的喜爱，既源于作品对不同地方文化的独特演绎，也来自观众对地方文化中本土性、大众化审美趣味的情感认同。

　　这就要求话剧创作在面对地方题材时，不仅要关注戏剧地方文化表达的独特性，更需要着力挖掘地方文化中最具标识度，同时能够超越地域局限，与时代和人性产生共振的精神内核。

　　地方文化不仅从题材、民俗、风情等层面为话剧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更重要、也更具底蕴的是，地方文化塑造了当地人在性格特质、文化观念与思维方式上的独特性。对这些深层文化内涵进行挖掘，并由此提炼出具有普遍共鸣与启迪的人性议题，是地方文化在话剧舞台上得以形成更广泛观众认同的重要因素，也是话剧地方题材表达脱离表层化、实现深度化的关键。

　　近年来，陕西人民艺术剧院连续改编《白鹿原》《平凡的世界》《主角》等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其成功不只在于采用陕西方言、将富有地方文化的小说搬上话剧舞台，更在于抓住了特定场域、特定时代下的人性书写及其对当代的启示意义；同时在语言使用上，更多保留当地语言的腔调和语气，营造舞台地方文化的整体氛围。只有找到地方文化独特性与作品超越地域的人性表达之间的平衡，才能真正形成话剧地方文化书写的艺术个性。

　　谈及文学，胡适曾言：“方言的文学越多，国语的文学越有取材的资料，越有浓富的内容和活泼的生命。”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话剧。立足地方题材的话剧，是话剧民族化最深厚、最鲜活的滋养源泉。多样的地域风物、人文风貌与精神内核，既为舞台充盈浓郁的人间烟火气，更构筑起中国话剧独有的精神底色与文化底气。身处经济全球化语境，文艺创作当立足本土、放眼世界，以极具辨识度的地方叙事讲好中国故事。这一创作路径，既能打动当代观众，唤起青年群体的情感共鸣；也能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提供独特且富有力量的艺术载体，助力中国话剧紧贴时代、扎根人民，淬炼出饱含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艺术特质，在民族化创作道路上行稳致远，走向更为广阔的国际舞台。

　　《光明日报》（2026年07月08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