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论好句今读】

　　作者：李遇春（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刘勰在《文心雕龙》的“通变”篇开头写道：“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牵涉文学创作中如何处理“常”与“变”、继承与革新的关系。

　　在他看来，历代文学创作已经留下无数的典范之体，从“有韵之文”到“无韵之笔”，但仅懂得这些“有常之体”还不够，必须参透变体的“无方之数”，明白“文辞气力，通变则久”的道理。不少作者往往只看到“常体”而不明了“变数”，以为“文理之数”已尽，遂在先人前贤的文体规范下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而不知这是因为自身缺乏创新的眼光、勇气和能力，缺乏“通变之术”罢了。如何走出今天西方人所谓的“影响的焦虑”，刘勰早在约一千多年前就已经提出克服焦虑、开辟新局的路径，即文学创作的“通变”之道。

《文心雕龙》 资料图片

　　所谓“通变”，就是要善于处理文学创作中的“常量”与“变量”的关系。对于今天的文学创作者而言，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如同汪洋大海、漫无涯际，置身其中确实容易滋生无力之感。但这些巨大的文学库藏只是文学的常量，既要敢于深入其中徜徉遨游、广采博闻，也要善于从中探骊得珠，寻觅到为我所用的艺术精华。换句话说，我们要盘活文学的常量，利用文学的变量，做好文学的增量。如何从常量到增量，变量是关键。虽然“变文之数无方”，谁也无法囊括所有的“变数”，但刘勰依旧指出供后人参酌的路径。如“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这就是说，虽然在文体上必须从前人那里有所借鉴，但变化是无穷的，不能忽视文坛上出现的有创造性的新声或新作，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望今制奇，参古定法”。再如“斟酌乎质文之间，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这意味着应该超越雅俗之别，不论质朴与华丽，善于将不同文学流派的语言特色、艺术风格、文体特质融会贯通，将古今中外文学精华熔冶于一炉，创造出具有独特个性的文学精品。当然，根本的通变之法还是寄望于文学创作者与时代之间同频共振，正所谓“趋时必果，乘机无怯”。一个作家要勇于承担时代使命，敏锐地感受时代脉搏的跳动，一旦看准时代需求与历史大势，就果断地乘机而行、乘势而上。这不是浅薄的迎合，而是敢做时代的先锋或弄潮儿。只有立足于时代，参酌于传统，才能实现对文学的“通变”。

　　今天，我们依然需要聆听文学“通变”观的历史回响。作家应当通晓时代之变。一个时代的文学家必须与自己的时代风雨同行。如果一味置身于自己的时代之外，对现实生活漠不关心，作家是无法创造出精品的。新中国成立之初，赵树理、柳青、周立波等作家凭借着自己对时代浪潮的切身感知，敏锐地意识到时代之变，写出《三里湾》《创业史》《山乡巨变》这样深受读者喜爱的作品。改革开放伊始，王蒙、蒋子龙、路遥等作家又“春江水暖鸭先知”，写出《春之声》《乔厂长上任记》《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作品，将滚烫的生活现场形象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它们或短小精悍，或大气磅礴，或风趣幽默，或朴实雄健，充分展现当时中国人的生活现状和精神追求。当代文坛涌现出一批具有浓郁时代气息的文学作品，如《人世间》《雪山大地》《宝水》《陌上》《亲爱的人们》等，是不同代际作家之间的现实主义精神接力，体现出传承与变革之间的“通变”追求。我们可以从《平凡的世界》中看见《创业史》的影子，又可以从《人世间》中看见《平凡的世界》的影子。但这不是简单的继承与模仿，而是对文学传统的有效转化。

　　作家也需要通晓古今之变。无论如何学习和借鉴外国文学作品，我们的文学必须根植中国本土丰厚的土壤。隔断中国文学古典传统的观念和做法，是不切实际的。中国作家已经从盲目的西方文学崇拜中醒悟，不断探寻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奥秘，从而使得作品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范。如刘醒龙的青铜系列长篇小说《蟠虺》《听漏》，钟情于南方的楚文化历史遗存，以小说的形式进行文化考古、知识考古和人性考古，对古典资源的转化独出机杼，因此别具一格。还有邱华栋近年来醉心于西域历史和西北历史地理的打捞与书写，推出的《空城纪》《龟兹长歌》《敦煌变》等作品，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穿梭，在文化与人心之间往返，为文学如何处理古今演变关系展开有益探索。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深刻变迁，身处其中的作家通晓主体之变，是勇担时代使命和历史责任的必然结果。所谓主体之变，也就是作家主体的精神之变、心理之变。时代的发展景象必然在作家的主体精神世界里烙下印痕，产生或浅或深、或显或隐、或浓或淡的精神投射，从而串联起作家各自的精神史或心灵史。贯穿整个新中国文学史的“人民艺术家”王蒙，一辈子的文学创作始终处在求新求变的过程中，又始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持着精神血缘联系，可谓深得主体之变、时代之变与古今之变的个中三昧。

　　在刘勰看来，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上林赋》、马融的《广成颂》、扬雄的《羽猎赋》、张衡的《西京赋》在描绘天地无边、日月升降的情形时，“此并广寓极状，而五家如一”。如此因循沿袭，就是不懂“参伍因革”的“通变之数”。这提醒作家要格外关注文学创作的个性，无论是艺术构思、情节编排还是语言修辞，都要务去陈言，追求戛戛独造，不可跌入简单的模仿或移植的陷阱。也不能以与传统断裂自诩，人为将传统的继承与革新的辩证关系割裂开来，视模仿为创造，或视断裂为创新，鼓吹自己一无依傍，纯属自铸伟辞，偏离“通变”之道。

　　“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可久，通则不乏。”这是刘勰为“通变”篇写下的赞语。文学创作中的“通变”是基本艺术规律，值得作家遵循与效法。

　　《光明日报》（2026年07月08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