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锋（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基于严格语音对应的苗瑶语历史比较研究”负责人、北京大学教授）

　　茶作为一种全球性饮料，其起源与流变一直是一个迷人的话题。关于茶树原产地或起源地的研究，通常从植物学、地理学、分子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角度展开。事实上，语言学的角度更能看出茶在人类社会文化中的地位与变迁——人们将某种自然物纳入生活范畴并加以利用，通常会给其命名。越重要，则越有可能单独命名。根据语词的历史及其传播，可以探究该自然物进入人类社会生活的时间及其扩散路径。“茶”有几个独立原始词根？这些词根在哪些语言中分布？在历史文献中有什么用法？它们相互之间有怎样的联系与竞争？等等。这些语言事实可以折射出背后的社会文化经济状况，从而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中国茶文化从古至今的建构及其产生世界影响的路径与过程。

　　茶的三种起源模式与生态

　　人们利用茶，通常是采摘其叶子用以饮食。《茶经》说，“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这说的是乔木茶树，一般认为原产地在中国西南的云贵川高山峡谷地带。从民族语言的分布上也可以看出，用“叶子”一词来命名茶的模式发源于高山峡谷地区。从很多彝缅民族的茶俗中可以窥见这一类型利用茶叶的生态，例如，彝族罐罐茶、纳西族盐巴茶和“龙虎斗”、傈僳族雷响茶的共同点是先用瓦罐把茶叶（或饼茶）烤香，再加入开水熬制，这样的茶饮方式能起到提神醒脑甚至驱寒治病的效果。由于这些高山峡谷地区海拔较高，昼夜温差大，生活在当地的民族常年烧着火盆或火塘，烤茶烧茶十分便利；这些地区以玉米、青稞等为主食，蔬菜种类不丰富，茶叶能够提供维生素等营养。在这些茶俗中，茶与树叶的关系清楚直接，在制作和饮用过程中，茶的叶子形态都很突出。而随着茶的功能在社会生活中愈加稳固，源自“叶子”的“茶”就成了该词语的主要意思，想要表达叶子的意思反而要另找其他形式了。

　　在中国华中和华南的广大丘陵地区，尤其是苗语方言分布的地区，最常见的山茶科山茶属植物是油茶。人们主要利用油茶籽和油茶果来榨油，油茶树的叶子虽然看起来和茶叶很相似，但并不能制成茶叶来饮用。油茶的药用及食用功能很早就有记载，《本草纲目拾遗》记载，茶油可润肠清胃、杀虫解毒……在苗语湘西方言中，“茶”的苗文词根记为gil，常见于“茶杯”“茶罐”“茶水”等词语中。但在一些特殊词汇中，gil还保存了早先的“油茶”义，例如“碾油茶子”“茶油枯饼”“茶油”“油茶”“油米茶”“油茶树”。将之与其他众多苗语方言中相关的词汇比较，可以看出它们都源自同一个古老的词根，共同的语义是“油茶”。这是茶的第二种起源类型。

　　如今，很多苗族地区的茶俗中还可以看出一些起源时的特点。打油茶流行的地方有一些称颂油茶的说法，“香油芝麻加葱花，美酒蜜糖不如它。一天油茶喝三碗，养精蓄力有劲头”。当地人还认为：“清茶喝多了要肚胀，油茶吃多了反觉神清气爽。”种植和利用油茶的民族除了苗族还有瑶族、侗族、土家族等，但从词源发展来看，“油茶”到“茶”这一演变类型只保留在一些苗语方言中，而在瑶语及其他民族语言中都是汉语借词。这说明苗族可能是最早种植和利用油茶的族群，其他民族则比较晚。苗族人口众多，更容易保持语言的早期状态，相对于瑶族等人口少一些的民族来说，其受语言接触的影响较小。

　　第三种类型的源头为“腌茶”“酸茶”，主要保存在南亚语系的孟—高棉语言中。腌茶，又称为酸茶，南亚语系中的形式主要源自一个原始形式*miəm。腌茶是南亚语系民族的一种独特食物，就是将新鲜茶叶加上辣椒和食盐腌制，放入罐子或者竹筒中保存，两三个月后腌好，如腌菜一样食用。南亚语系民族的生活环境以湿热为主，腌茶方便保存，也可以起到清凉解暑、开胃消食的作用。

　　在中国境内的南亚语系民族主要有佤族、布朗族和德昂族等。在布朗族聚居的老曼峨村寨，茶在布朗族语言中读“la”音，在不同的情境中可以分别指茶叶、茶树、茶苗等，这就跟第一种起源一样，但如果将茶做成酸茶，就不能再读“la”了，要换为“miəm”。过去生活条件比较艰苦，酸茶是日常的饮食菜肴。现代社会中，晒青毛茶在南亚语系民族的生活中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而酸茶仍在一些礼俗中保留，比如在老曼峨的婚礼仪式中必须有酸茶。

　　高山峡谷的“叶子”型、丘陵地带的“油茶”型和热带地区的“腌茶”“酸茶”型，这三种不同的茶源类型从不同的语言生态发展而来。通常一种事物只有一个名称，当茶的这些不同名称随着人群的接触相遇后，必然发生竞争，而最终的胜负往往取决于语言背后的文化、经济等因素。

　　为什么不能“喝茗”

　　唐代陆羽《茶经》记载了茶的五种称谓，“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在汉语文献中，最常见的两种是“茶”和“茗”，而且一直沿用至今。二者似乎意义一样，香茗、品茗可以换成香茶、品茶，但是喝茶、泡茶、采茶就不能换为喝茗、泡茗、采茗，这是什么原因呢？

　　三国时，吴国陆玑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称：“椒树似茱萸……蜀人作茶，吴人作茗。”从这一说法来看，“茶”与“茗”之区别性在于地域，蜀地之人所谓的“茶”，就是吴地之人所谓的“茗”。郭璞注《尔雅》时说，“今呼早采者为茶，晚取者为茗”。据此，“茗”之区别性似乎在于其时间上的“晚取”。

　　据研究，唐朝时茶叶在剑南道和江南道颇为集中，其形成当非一时突现，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南区和江南区的茶叶应该已经崭露头角了。由于地理气候差异，西南区采茶较早，东南较晚。郭璞所言早采与晚采的区别也可以解释为产区的不同，这就与陆玑所言一致，只是二者的着重点有所差异。这类似于长庚星和启明星其实为同一事物，只是着眼点不同。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西南产茶区更多为少数民族分布的区域，对茶叶的主要语言称谓源自叶子，语音形式多为“la”，而就目前的研究来看，正是这个少数民族使用的称谓被借用到汉语地区，造就了今天广泛称呼的“茶”。再看作为汉语文化重心的江南区，这里主要产小叶种，从形态上看，相比西南区更多的大叶种来说更具备刚刚萌发的茶芽特征，由此，新名称“茗”也有足够的发生条件。大徐本《说文》新附字“茗，茶芽也”，即为佐证。

　　“茶”“茗”在不同时代的使用情况可以反映出它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之相配的动词可以体现出烹制方式的不同，与之相配的饮食动词可以表现出饮食方式的变化；这些随时代变化的动词也折射出“茶”“茗”在词汇系统中的性质。

　　根据相关语料数据库中从汉代到民国的代表性语料，唐宋时期与“茶”“茗”相配的动词以“煎”为主；元明清时期，“烹”上升为主导地位；从明代开始出现“泡”，其在清代与“烹”并驾齐驱，并在民国时占据主导地位；从清代开始出现的“沏”虽然到民国时期一直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不过相比“泡茶”而言，“沏茶”在当代更具有书面语的文雅意味。

　　从上述“茶”和“茗”的搭配变化来看，早期二者在所指上或许略有差异。“茗”似乎不适合“煎”，“茗”在汉代可能指“茶芽”，后来发展为指“小叶种茶叶”，唐代时可以用来“煮”“烹”。因此，“茗”有了泛指茶叶的趋势，同时有古雅化的倾向。到清代“烹”“煮”在日常口语中逐渐被“泡”“沏”取代时，“烹茗”“煮茗”的叫法反而比元明时期更胜，在民国时期，更是比“烹茶”“煮茶”更胜。这种将旧词古雅化的方式区分于常见的口语语体，是汉语常见的用字策略，其既延续了传统语言习惯，也丰富了汉语表达方式。新出现的常用词“泡”“沏”与古雅化的“茗”则很难搭配，限制了“茗”的能产性，从而进一步使“茶”和“茗”在语用上区分开来。

　　有关“茶”“茗”的语料也显示出人们的饮食方式变化。唐朝以前主要是“饮”茶；从唐代到清代的漫长历史中，“吃”茶是主要说法；从明代开始出现的“喝”茶，到清代时已经占到所有表饮用茶的说法的三分之一了，到民国时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

　　当然，这样的变化与“吃喝”语义场的演变密切相关。根据对象的固态或者液态来区分动词的语言演变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据语言学者研究，“饮”表示“喝”的用法是上古时期出现的。“吃（喫）”表示“饮食”的用法是中古时期出现的，起初可以后接固体食物，也可以接液体食物，直到现代汉语才发展为专指固体食物的食用；“喝”则是大约在元代才出现，一开始就是“饮用”的意思，直到现代汉语中，“吃”[+固体]/“喝”[+液体]的格局才完全形成。

　　根据上文语料，“吃”从一出现开始，即不能与“茗”搭配，也就是从唐代开始。这与上文从烹制方式推断出的时间起点一致：“茗”退出茶的核心表达范围，也是从唐代开始。之前的搭配可以继续使用是古雅风格的鲜明特点，如“饮茗”保持了古色古香的使用方式，后来出现的饮食类动词就不能与之搭配，如“吃茗”“喝茗”。

　　《世说新语》中有一段关于“茶”“茗”的记载：“任育长年少时甚有令名……自过江，便失志。王丞相请先度时贤共至石头迎之，犹作畴日相待，一见便觉有异。坐席竟，下饮，便问人云：‘此为茶为茗？’觉有异色，乃自申明云：‘向问饮为热为冷耳’。”《世说新语汇校汇注汇评》中有两种解读：一种认为任育长“不辨茶酒”，造成纰漏；一种认为“南朝时人皆以茗与茶有以异也，后人混茗茶为一，故育长兹问不解所谓矣。育长下饮之初，未辨茗茶，故尔致问，及既辨别，遂改口作音近之字，冀以弥缝之忸怩”。

　　文献中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说明在魏晋时代茶贱茗贵。从《世说新语》的整体用字情况来看，“茶”“茗”混用，从使用场合也看不出贵贱之分。“茶”“茗”应是不同地域对茶的不同叫法，在北方时说“晋王濛好饮茶”，到南方时称“吴中豪右……敕左右多与茗汁”，符合陆玑所谓“吴人作茗”；而到任育长过江，由北到南之初不熟悉名物之称，就造成了引人哑然失笑的“纰漏”。

　　茶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

　　汉代之后，汉语中的“茶”都可以追溯到*dra2这个原始音。随着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不断深入，茶饮和茶文化也传播到海外。茶在海外的读音可以透露出其传播的时间与路线。根据语言学者研究，现在通常认为茶是通过海路和陆路分别传到国外的。海路传播的，主要由荷兰人将闽南语的读法传播到许多国家，以下是茶在这一传播路线上一些主要节点的读音：厦门话白读te2、文读ta2、荷兰语thee、英语tea、挪威语te。从陆路传递的则都是清塞擦音或擦音声母，近似汉语北方话，例如俄语和乌克兰语读tʃaj，希腊语读tsaj。

　　陆路传播路线上，茶的读音大都带有-j韵尾，有学者认为这是当时的汉语北方话在输出时的读音特点。但据目前所知，汉语发展历史上并未发现有“茶”字的韵母为aj或类似的情况。

　　最近，有学者研究发现，早期茶从中国传到波斯、阿拉伯地区是用作药物，而不是用作饮料，这在医生和药学家的著述中有所记录。10—11世纪的比鲁尼《医药书》专门介绍中国茶（记作chā）之后，茶仿佛突然在波斯和阿拉伯的文献中消失了，这很令人疑惑。事实上，此后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主要把来自中国的黑色茶饼当作药，或是撒在患处消炎，或是跟饭食同煮用来消毒，由于其神奇的功效，被称为“中国之王”，而不用chā这个名称。直到13世纪，伊朗拉施特编著的一部波斯文农学与植物学著作《迹象与生命》才首次将这两个名称联系起来，并说明了它们实际指称同一种物品。也就是说，在丝绸之路上传播的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被当地人看作能饮用的茶叶。这提醒我们在研究茶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其具体形态及功用。

　　茶是中国对世界的馈赠，它从中国西南地区发源，扩散到中原地区，进而遍及全国，之后随着世界贸易的开拓与发展传播到欧洲、美洲、非洲，在这几千年漫长历史长河中，语言和文献中茶的词汇以及它们的用法无疑是其丰富而又忠实的记录。因而，从语言学的视角研究茶的源流蕴含着巨大的历史价值，也是我们语言学研究者的文化担当与光荣使命。

　　《光明日报》（2026年07月08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