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济洲（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与政治学教研部教授）

　　“政德”一词可追溯至春秋时期《左传·昭公四年》“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于不暇”。“政德”意指执政者在从事国家政事时的道德状态。孔子作为儒家的代表人物，曾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指出执政者的政德对于巩固国家执政根基、凝聚各方力量的重要性。“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洪范传》）在中国古代政治变迁中，执政者的政德修养被视为王朝兴衰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小入大：修小德以入大德境界

　　儒家政德修养中的大德修养是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道德追求。“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周易·文言传》）“大德”是执政者处理政事的大节。古往今来，中国传统士大夫在从政中所留下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诗句，均展现着大德修养的高尚境界。

　　《论语·子张》有言：“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在儒家政德修养观中，大德与小德构成一对辩证关系，虽然小德相较于大德有德性差距，但是，小德修养是渐入大德修养的重要进路。朱熹曾言：“小德者，全体之分；大德者，万殊之本。”（《四书章句集注》）小德是大德的局部表现，大德修养是执政者小德修养渐进式发展的结果。孔子曾言：“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小德”形成于君子的家庭细行、生活细节。“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尚书·旅獒》）。修小德是成大德的基础，小德虽小，却内蕴着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内核的大德的文化基因。

　　“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大学》）古代公德修养秉持从个人道德、家庭美德到国家政德与天下之德的延伸。儒家由修小德入大德境界的渐进式政德修养理念，彰显了古代执政者在政德修养层面的历史耐心和理性化结构设计。对于古代士人而言，其所接受的政德教育，在赋予自身宏大使命感的同时，亦积极推进着自身政德成长的有序轨迹。在古代的政德修养中，士人的政德状态少“虚浮”而多“沉着”。

　　表里如一：修心与修行的统一

　　儒家政德修养观注重以内在心性修为塑造德性心灵秩序，以外在礼制、德行践履，达致执政者政德的表里如一。先秦时期，孟子所阐释的“四端之心”内含“心性”与“德行”统一的政德修养要义。孟子提出“四端之心”，即“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章句》）。“四端之心”分别对应了仁、义、礼、智四种美德，是内源于心的道德情感。“恻隐之心”是对他人苦难的同情心，是仁德的萌芽；“羞恶之心”是对自己过失的羞愧心，是义德的萌芽；“恭敬之心”是对他人尊重的谦让心，是礼德的萌芽；“是非之心”是对事物正确与否的判断心，是智德的萌芽。孟子认为，“四端之心”是人性中固有而共通的道德情感和道德意识，是先验而不可剥夺的道德本质。但潜在的“四端之心”需要靠人的自觉感知与体悟，才能进一步外化为道德行为。

　　“慎独”是儒家修心的一个标识性概念。《论语》言：“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三省吾身”从狭义上来说仅仅指代三个具体的标准，而从广义来说则是全面多次反省之意。执政者“慎独”的理想愿景是在无人监督或者非公开情境下，能够坚守公序良俗与遵守法律法规，不做违背道德良知的事情，凸显出个人具有自律、自觉、自省等多重维度的品质。反省不仅是针对外在的言谈举止，更重要的是反省内心的想法观念，清晰对照“表”与“里”是否一致。王阳明指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他用“心中贼”来比喻那些搅乱内心、干扰良知的种种外部诱惑与内在“邪念”或“杂念”。“破心中贼”作为一种内在的心灵修炼过程，要求个体在面对外界种种诱惑和内心欲望时，能够保持清醒的意识，辨明是非，不断反思和修正自身的思想与行为，破除内心的恶念与杂念，使得内心回归到最纯粹的良知状态，最终做到自我约束与自我净化。

　　在儒家政德修养的范式中，礼法与德行从外在实践的层面推进着德性的涵养与升华。孔子曾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在儒家政德修养的理念中，礼制与政德的形成相得益彰，礼制是促进执政者自律性政德的关键。“礼也者，犹体也。体不备，君子谓之不成人。”（《礼记·礼器》）古代执政者尤为注重在遵循礼制中修己成德。古法是对礼制的刚性保障，荀子有言：“隆礼至法则国有常。”（《荀子·君道》）古代吏治，注重以法规范执政者的权力。“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官箴》）清廉、谨慎、勤勉是执政者政德修养的重要内容和制度他律的重要内容。

　　对于政德修养的德行，孔子曾以“恭、宽、信、敏、惠”指引执政者的政德践履。孔子曾如是阐释仁学的观点：“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在孔子看来，“恭、宽、信、敏、惠”是“行天下”的重要政德元素。儒家倡导以恭敬有礼的作风引导百姓。孔子评价子产，认为他有四种品性符合“君子之道”，其中之一就是“行己也恭”。儒家谈到的“宽”不仅意味着对他人触犯自己的事情不计较，展现出自身的器量与胸怀，而且要求在国家治理方面实施仁德的“宽政”。儒家倡导“以实之谓信”（《二程遗书》）。执政者要推心置腹、真心实意地对待别人，百姓才会真正与执政者实心相与。《中庸》提出：“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为政之道关键在于得人，即擢拔出德才兼备的人才更好地处理政务。“惠而不费”（《论语·尧曰》）的德行关切在于，善于治理国家的执政者不会耗费本国的财力，反而懂得“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宋史·王安石传》）。执政者要坚持“义以生利”，明确了解百姓获得利益的诉求，并引导百姓朝着富裕的方向持续努力。儒家倡导以宏大的政德理念指导行为实践，在德行的具体化、人格化和生活化的实践中，推动政德修养的知行合一。

　　内圣外王：儒家政德修养的旨归

　　内圣外王是中国哲学的重要命题，也是儒家政德修养的旨归。在儒家哲学的发展史中，内圣外王命题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内涵。其在儒家政德修养论域的内容要义，可以概括为执政者通过提升内在的政德修为，以实现“外王”的事功效能。《周易·坤卦》载：“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古人指出：“内圣外王之道备于孔子。”孔子提出的“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之学是先秦儒家内圣外王的典范，在孔子看来，执政者的政德修养怀揣着“民为邦本”的重要事功导向，其所追求的并不仅是执政者个人的政德修为，而且内蕴着厚重的民本关怀与事功志向。

　　“内圣”是执政者政德修为的内在追求。孟子认可“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章句》）。在孟子看来，人人皆有向善之心性，通过政德修为皆可治国理政。王阳明则指出：“满街都是圣人。”（《传习录》）王阳明认为，人人都有内在的良知和成为圣人的可能，只要“存乎天理”“致良知”，便能成就圣贤人格。在儒家看来，执政者具有成为圣人的天地之性，而政德的修养在立己立人中推进外王功绩。

　　“推己及人”“推己及物”是儒家内圣外王的基本实现方式。韩愈将《大学》宗旨概括为“古之所谓正心而诚其意者将以有为也”（《原道》）。宋明理学将天道性命一贯之学落实于人之心性世界中，而心性生活又必须在人世间、人伦社会之中实现。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批评“空谈心性”的政德修养倾向，反对“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日知录》）。儒家政德修养重在务实，朱子有言：“谓圣人之德之实，天下莫能加也。”（《四书章句集注》）儒家重视通过政德修养的“内圣外王”之道以成就自身内在的笃厚政德，建立世间的外在实绩。

　　《光明日报》（2026年08月22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