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如平（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抗战时期英国驻华大使馆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浙江大学教授）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主力突破国民党军事包围、进行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长征不仅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更成为世界观察、认识、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窗口。当时驻华的英国外交官、侨民和记者，以“他者”视角见证和书写红军的万里长征，为国际社会打破意识形态偏见，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提供了有力证据，使长征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跨越民族文化鸿沟，转化为一种能够引发广泛共鸣的国际叙事。这一国际叙事在很大程度上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长期以来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污名化宣传，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昂扬向上、坚韧不屈的形象。

地缘利益驱动下的情报搜集

西方社会关于红军长征的国际叙事，其初始动机并非出于对中国革命的同情，而是深植于地缘政治利益的现实考量。这种叙事动机的源头有二：其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和土地革命动摇了西方列强在华的殖民特权和经济利益；其二，苏俄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强化了西方列强对中国“赤化”的想象与戒备。作为“老牌”的殖民帝国，英国凭借其强大的外交情报网络，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保持着密切关注。英国驻华外交人员系统性地搜集、整理并上报了大量涉及根据地建设、反“围剿”斗争及红军战略转移的情报。这些情报不仅记录了长征的军事轨迹，而且为长征的国际叙事提供了原始资料。

英国驻华外交官对红军的认知，经历了一个从“妖魔化”到“理性化”的转变过程。起初，他们将红军视为“走投无路的、无组织的土匪农民”，是“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土匪”。随着情报搜集的深入与实地观察的积累，这种刻板印象逐渐改变。1930年5月，英国驻上海总领事璧约翰在致驻华公使蓝浦生的报告中指出，外界起初对红军的战斗组织视而不见，仅以“土匪”视之，但事实让他们不得不承认，“这绝非一支流窜的抢劫团伙，而是一支拥有严密组织与严明纪律的战斗部队”。这一判断标志着英方对红军性质认知的初步转变。次年5月，璧约翰进一步分析认为，国民政府军难以在江西彻底消灭红军，根源在于民心向背，“许多农民强烈同情共产党，总体而言，农民更倾向于红军而非政府军”。这表明英方开始从社会基础与政治认同的层面，理解红军的生存与发展逻辑。

1932年4月，汉口总领事许立德从经济根源切入，为土地革命的兴起提供了另一种解释。他致函蓝浦生称：“共产主义在这一地区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经济极度贫困的结果，而非单纯的政治信仰驱使。”这一论断将红军从意识形态的“赤祸”叙事中剥离，还原为一场植根于中国社会矛盾的民众抗争。更具突破性的是同年8月英国传教士弗格森的报告。他在亲历鄂豫皖苏区后，向英国驻南京总领事馆详细描述了苏维埃政府与红军的实际状况，并转述了苏维埃政府对外国势力的明确立场：只要外国撤出在华陆海军力量，苏维埃政府愿就外交关系进行谈判，并保障遵守法律的外国商人、传教士与旅行者的人身自由。这一信息彻底打破了“红军仇外”“盲目排外”的固有偏见，展现出其作为政治实体的理性与外交意愿。

红军粉碎国民党第四次“围剿”后，英国驻华公使馆将情报搜集的重心，从局部观察转向对苏维埃革命的系统性监控。1933年7月，驻华公使蓝浦生签发了“关于中国共产党问题”的领事通告，指令各地领事馆呈报红军兵力的构成、苏维埃政权的组织架构、民众对苏维埃政府的态度及国民党“剿共”的进展情况。这一领事通告开启了英国在华外交系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和红军的“摸排式”调查，为英国政府提供了关于中国革命更为翔实的情报。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伊始，英方情报网迅速跟进。英国驻华公使馆派遣洛瓦特·弗雷泽少校等武官，以军事观察员身份深入赣、闽、湘、川等地，对长征路线进行全程追踪。虽然这些行动旨在维护英国在华利益与侨民安全，却在客观上为西方世界认知红军、书写长征积累了重要素材。

长征国际叙事中的“他者”路径

面对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和北上抗日的战略使命，红军开始伟大的长征，这是中国共产党向死而生的蝶变过程。这场兼具强烈精神张力与特殊实践意义的革命征程，为长征国际叙事提供了可供观察、解读与书写的客体。长征国际叙事路径大致可分为三类：中国共产党及共产国际开展的国际宣传、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构建的“剿匪”话语体系以及西方国家以“他者”视角对长征的观察与书写。

英国作为在华拥有庞大利益的西方列强，对红军长征动态保持高度关注。其驻华外交官、旅华侨民与新闻记者的观察与记录，客观上为长征叙事走向世界、摆脱国民党单方面宣传话语提供了重要证据。英国驻华外交官始终密切关注红军长征行程。1934年11月，英国驻长沙领事菲茨莫里斯向驻华公使贾德干报告称，红军已分成数路行军；国民党针对江西红军的行动正以更大力度展开，其中央军试图在湘江沿线围困红军，广西地方军也做好准备阻止红军进入该省。此后，英国驻广州总领事费理伯向贾德干报告湘江战役后的情况，称“大约5万名共产党人进入了贵州省……其真正目的是与贺龙、萧克会合，然后进军四川，与徐向前指挥的8万名红军会师”。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主力全部由泸定桥通过大渡河后，英国驻汉口总领事乔治·默斯指出：“蒋介石绝无可能彻底消灭共产党。其所谓‘剿灭共产党的胜利’大多名不副实，根源在于国民党的治理不善与经济困境。”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后，英国外交部注意到中国共产党政策的转变，认为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及寻求与国民党政治和解的决策，更多受日本侵略的影响，而非源于莫斯科授意。

媒体报道进一步将长征叙事推向具象化和深度化。1934年11月，中央红军连续突破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后，《字林西报》的一名记者称红军的西征“或许将成为一部军事史诗”——面对兵力和装备远超自身的敌军，红军完成了看似不可能的军事行动。1935年8月，《远东调查》发表文章，分析国民党“围剿”红军失败的原因，指出红军成功突围暴露了南京政府的战略弱点：各省地方军队之间、地方军队与中央军之间几乎缺乏协同作战，地方军队战斗力薄弱的事实充分暴露。红军之所以成功，原因有二：一是制定了出色的战略；二是充分利用了政府军队缺乏协作的弱点。文章高度称赞红军战术灵活，对地形了如指掌，能够充分利用地形开展运动战。英国外交部认可《远东调查》的分析，认为这是一份非常简明准确的报告。1936年6月，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国民党严密封锁下进入陕甘宁苏区采访。他不仅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领导人，更深入红军部队、农民家庭、兵工厂和前线。《京津泰晤士报》刊登了斯诺在陕北采访红军的报道。斯诺强调，红军已大幅调整其纲领与政策，首要目标是抗日而非反对国民党中央政府；红军对日本侵略者抱有强烈敌意，迫切希望与国民党达成协议，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斯诺的观点印证了英国外交部此前的判断。不久，英国驻华代办专门约谈斯诺，向他进一步了解陕北红军的最新动态。

在媒体报道的基础上，英国出版商出版了两部有关红军长征的著作，为长征国际叙事开辟了重要路径。1934年10月至1936年4月，瑞士籍英国传教士薄复礼随中国工农红军一起长征。离开红军后，他根据亲身经历写成纪实作品《神灵之手》。1936年11月，该作品在英国出版发行，详述了红二、红六军团长征的非凡历程，向外界展示了红军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军纪严明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这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形成鲜明对照，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关于红军长征的一手资料。1937年10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伦敦出版后，立刻引起轰动。这两部著作引发全球性共鸣，带动国际进步人士持续关注并书写长征故事，极大丰富了国际社会对长征的叙事与书写。

长征叙事与形象建构的演进逻辑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无与伦比的壮举。在漫漫长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长征的胜利，不仅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围追堵截的彻底破产，更向世界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不可战胜的。长征的国际叙事发端于20世纪30年代，对国际社会认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在这一叙事演进与红军形象建构的过程中，英国扮演了从“情报观察者”到“叙事破壁者”再到“形象塑造者”的重要角色。这一过程并非单纯的舆论宣传，而是由外交情报、新闻报道与出版传播共同构筑的立体化认知体系。它逐步突破了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封锁，成功将长征展现为一场伟大的战略转移与抗日救亡运动。

长征初期，英国驻华外交官与情报系统充当了西方世界了解红军动态的“眼睛”。面对国民党当局严密的信息封锁与污名化宣传，英国驻上海、长沙、广州、汉口等地的领事馆通过实地观察与情报搜集，向伦敦提交了大量关于红军兵力部署、行军路线及国民党“围剿”实效的客观报告。这些情报不仅纠正了西方舆论对红军“流窜溃败”的错误印象，更敏锐地捕捉到了红军战略转移背后的政治逻辑。长征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血与火的洗礼中逐步摆脱了“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成功把解决生存危机同拯救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驻华公使贾德干等人准确研判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从“反蒋”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转变，并指出这一转变源于日本侵略的现实压力而非莫斯科的遥控。这种基于实地观察的情报研判，为英国媒体与出版界后续构建客观的长征叙事提供了坚实的事实基础与认知框架，使西方社会对红军的关注从单纯的军事猎奇转向了对中国政治格局的深度分析。

媒体与出版界是长征国际叙事从“他者想象”走向“真实呈现”的关键推手。在情报研判的基础上，英国《字林西报》《京津泰晤士报》等媒体率先引入记者观察与亲历者叙述，打破了国民党“剿匪”话语的垄断。薄复礼以随军亲历者的身份，详述了红军严明的纪律、灵活的战略战术及与民众的鱼水关系，其客观记录与国民党的抹黑宣传形成强烈反差。斯诺用镜头和笔记揭开了红色中国的神秘面纱，将红军的抗日主张与政治纲领推向国际舆论场。英国媒体通过引入这些“内部视角”，成功将长征叙事从“军事溃退”重构为“战略转移”与“民族救亡”，使红军形象从抽象的、负面的“赤匪”符号转变为具象的、有血有肉的英雄群体。

英国出版界通过经典文本的出版与传播，基本完成了红军形象在西方世界的塑造。《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在英国出版后，迅速被译为多种语言在全球发行。这部著作成为西方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与红军的奠基之作，塑造了红军的经典形象。英国出版界通过经典文本的打造与传播，使长征叙事超越了短期的新闻热点，升华为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文化符号。史沫特莱、毕森、贝特兰等著名外国记者纷纷奔赴延安，向世界报道中国革命。长征被当作人类军事史的壮歌不断在国际叙事中得到强化。1971年，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把红军长征誉为“生存的史诗”，他深刻指出，长征已超越国界，在各大洲成为一种精神象征，“是一个关于纯粹坚韧与决心的无与伦比的人类故事……理应赢得每一代人以及世界各地的尊重与钦佩”。1984年，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赞誉长征是“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认为其集中体现了勇气、毅力、智慧与艰苦奋斗的精神。两位学者虽然视角不同，却都将长征精神从特定的历史叙事中提炼出来，升华为全人类的精神财富。

长征叙事及红军形象建构在英国的演进，虽以“他者”视角呈现，但绝非单纯的“他塑”，而是建立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自塑”基础之上的客观反映。在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以坚定的信仰、钢铁般的意志与严明的纪律，向国际社会生动诠释了人民军队的本色。20世纪30年代，面对德、意、日法西斯势力的日益猖獗，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成功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实现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英国关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长征的国际叙事与形象建构，客观上推动了长征走向世界，使其升华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壮举；同时使红军形象从西方舆论中的“异端”转变为被理解、被尊重的革命主体，为国际社会认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提供了独特而深刻的视角。

《光明日报》（2026年09月30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