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川（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驻藏大臣汉文文献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四川师范大学教授）

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以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和所向无敌的英雄气概，爬雪山，过草地，走过千山万水，战胜千难万险，粉碎上百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夺取了万里长征的胜利。长征的伟大胜利，是党领导下的民族交融、凝聚共识、形成政策的伟大过程。长征中，中国共产党制定并实施的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民族政策，从多个维度显著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长征“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全境，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中共中央在同年9月20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险恶用心是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旗帜鲜明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我国东三省。中国共产党迅即派遣杨靖宇、周保中等到东北各地领导武装抗日斗争，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擎起抗日大旗。

中国共产党自觉将党与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紧密联系在一起，在长征中倡导并推动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4年7月，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并准备实施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命令红七军团作为抗日先遣队北上，要求“最高度的开展福建、浙江的反日运动”。中国共产党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和实施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之际，更加紧密地把抗日救亡与革命斗争联系在一起。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后，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在抗战的总体目标下注意与国内各方政治力量的联合。中国共产党从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开展“下层统一战线”，到进行“反帝斗争和统一战线”，再到1935年6月发表《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号召全国工人、农民、海陆空军以及一切爱国志士、革命民众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途中，我们党通过艰苦卓绝的实践探索，成功把解决生存危机同拯救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把长征的大方向同建立抗日前进阵地联系在一起，实现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为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进而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伟大长征精神中，首条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置于最高位置，不仅在长征中密切了各民族关系，而且夺取了长征胜利，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空前团结，为实现全民族抗战创造了条件，成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中流砥柱和中坚力量。

长征丰富了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的内涵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确立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基本原则。1922年党的二大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后，明确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实现民族平等等革命主张。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各民族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从根本上奠定了民族平等的法理基础。

长征途经多个少数民族地区，践行民族平等并推动民族团结。长征是以汉族党员为大多数的中国共产党、以汉族官兵为主体的红军，长时期转战于苗、瑶、壮、彝、羌、藏、回等少数民族地区，广泛深入地与少数民族同胞交往的历程。长征开始不久就进入了湘、桂、黔三省民族地区。1934年11月，红军发布《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宣布党实行民族平等的原则主张。12月24日，《关于我军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发布，指出“不打苗民土豪”“克服一切侵害群众脱离群众行为”。1935年元旦，《总政治部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号召“不打抗日红军，哗变拖枪当红军打日本”“苗瑶弟兄不替压迫苗瑶民族的国民党军阀当兵，哗变拖枪到红军来”。这些旗帜鲜明的政治主张获得了各少数民族的广泛支持，奠定了长征胜利的群众基础。

1935年5月，红军进入彝族聚居区，朱德总司令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首次以正式文告提出“长征”，宣布“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积极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及其主张。5月22日，中央红军经过大凉山彝族聚居区，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在四川冕宁彝海同彝族果基家支首领果基约旦（小叶丹）杀鸡歃血为盟，结为兄弟，即“彝海结盟”，成为红军长征途中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典范。

随着长征胜利进军，红军通过布告、口号、标语、群众动员等方式广泛宣传，通过言行举止、身体力行，将党的民族政策及其系列理念传播到红军经过的省区，使得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等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长征中，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将理论化为行动，真诚为劳苦大众、各民族兄弟服务。在广西侗寨，红军奋力扑灭敌军的纵火，积极救济受害群众，当地民众传为佳话，并将幸存的鼓楼命名为“红军楼”；在云南扎西，3000多名青年受到民族平等政策感召，踊跃参军；在贵州弄染村寨，红军与布依族首领主动接触，签订了反蒋反苛捐杂税的协定；在四川甘孜，红军尊重藏族民众的宗教信仰，与格达活佛等宗教人士建立了良好关系，转化了诺那活佛的态度；在甘肃哈达铺，汉、回、藏等族同胞为红军送粮送药、当向导，谱写了长征路上各民族守望相助的动人篇章，红军在少数民族群众中赢得了“菩萨兵”等赞誉。红军长征以实际行动赢得了各少数民族群众的信任，与各族人民建立了深厚的鱼水情谊。

长征经过了苗、瑶、壮、纳西、布依、土家、彝、羌、回、藏等十几个少数民族聚居区，认真执行党的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政策，得到当地少数民族的真心拥护与大力支持。藏族群众节衣缩食，努力为红军筹粮、捐献牦牛、送寒衣棉被，毛泽东同志称赞其为“牦牛革命”；党的民族政策感召了大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涌现出鼎力支持长征的彝族头人小叶丹、藏族爱国宗教人士格达活佛、回族阿訇肖福祯、羌族“红色土司”安登榜、藏族卓尼土司杨积庆等代表人物；一大批少数民族青年义无反顾参加红军，历经长征艰险考验与革命锤炼。党根据民族地区社会的具体情况，长征经过涉藏地区时采取了暂停土地革命等措施。有藏族红军回忆说，“当时不提倡打土豪分田地”，原因在于“团结少数民族中的大多数”。

长征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国情，深化了对中华民族及其相关概念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认知。这些早期探索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民族自治政权的伟大实践，为新中国成立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长征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记忆

长征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把各族群众的前途命运同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紧密联结在一起。这种超越地域阻隔、跨越民族界限的共同目标，打破了近代以来狭隘的族群观念，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长征横跨中国中南、西南、西北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是一次全方位、深层次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伟大实践。长征中，红军始终坚守初心，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杜绝欺压群众、破坏民俗的行为，真诚友爱对待各族群众。这些做法打破了旧社会不同民族间的地域隔阂与交流壁垒，促进了中华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夯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群众基础。

长征孕育了一系列流传至今的民族团结佳话。例如，刘伯承与小叶丹的“彝海结盟”、朱德与格达活佛的深厚情谊、红色土司杨积庆拥护红军等生动事例，脍炙人口、蜚声中外，破除了近代以来的民族隔阂与偏见，持续深化了各族群众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认同。

这些跨越民族、地域的史实，生动诠释了危难时刻各民族不分你我、同心共济的家国情怀，让民族团结的观念广为人知，民族团结的种子扎根在各族群众心中，成为近代以来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范例。

长征途中，红军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夺取腊子口等一幕幕英雄壮举，经过一代代口耳相传，深深镌刻在各族人民心中，成为全体中华儿女共享的红色记忆。红军长征战斗过、途经的各类遗址遗迹，成为承载这些共同记忆、持续强化历史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的物质载体。长征历程及其伟大胜利，在经过的广大民族地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集体记忆，成为各族人民和睦生活、并肩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

长征胜利的伟大壮举，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工农红军不畏艰险、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彰显了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共赴国难的家国担当，为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进而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

长征及其胜利的消息传到国外，极大鼓舞了致力于解放事业的世界各国人民。1936年7月，英国《格洛斯特郡回声报》刊登的文章指出，红军在中国团结一切力量抵抗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侵略，为全人类解放事业作出的贡献，值得学习。可见，长征“是中国革命斗争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是世界军事史上的伟大壮举，是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红军经过少数民族居住地区时，得到少数民族群众以及各方面人士的支持和援助。少数民族欢迎红军，青年踊跃参军，并肩参加战斗，发挥建立革命政权的能动性，积极推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国共产党推动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空前团结，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长征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新征程上，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持续唤醒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历史记忆，凝聚思想共识、强化文化认同，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光明日报》（2026年09月30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