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寒（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

中国早期典籍以文字为主，后世学者为之绘制图像，辅助理解与认识，图谱很早就已成为专门之学。南宋郑樵《通志》曰：“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将图文互参作为治学的重要门径。

在围绕经典衍生的图像文献中，南宋杨甲首创的《六经图》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本书主题广博，图绘精详，后世摹绘者众多，是传统经义图发展过程中的一座里程碑。纪昀等人《钦定四库全书告成恭进表》说：“六经作绘，全收诸杨甲图中。”

《绘图诗经读本》插图。图片由作者提供

《六经图》的早期流传

关于杨甲其人，现存资料并不多，除了“《六经图》作者”这一身份，我们对他知之甚少。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在“叶仲堪重编《六经图》七卷”条目下，引录《中兴馆阁书目》所记载“六卷本《六经图》”，其作者为“昌州布衣杨甲鼎卿所撰，抚州教授毛邦翰复增补之”。陈振孙指出，两种《六经图》的图像数量有所不同，叶本当是在杨甲原版基础上增损改定而成。《中兴馆阁书目》是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所编的官方藏书目录，其权威性比较高，这为了解《六经图》的原初面貌提供了重要依据。按此记载，杨甲只是一介布衣，却完成了对六经进行集中、大量绘图，并合编为一册的创举，后世“五经图”“六经图”“七经图”“九经图”之作，大部分都是在其基础上增删修订而成，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在《六经图》的早期传播中，有两个重要事件值得关注，一是抚州官员陈森“易图为书”。宋刻《六经图》原本虽没有完整保存，但是苗昌言作于南宋乾道元年（1165）的序言却流传至今，其中记载陈森“取《六经图》，命泮宫职讲肄者编类为书，刊之于学，以教诸生”，苗昌言称，由于原图太过精妙完备，因此这次编订“无敢去取”，仅仅校对讹误而已。他盛赞陈森此举嘉惠士林，意义深远：“陈大夫之易图为书，不无意也，观者宜深思之。”从“易图为书”的描述来看，陈森所据底本应该并非成熟的刻本，也许只是稿本或抄本，经过此次校订刊刻之后，这套图才得以广泛传播，成为天下学子学习经典的重要门径。

二是昌州教授陈用庚“以《六经图》刻石”。度正于南宋嘉定十一年（1218）为陈用庚作墓志铭，其中提到，乾道年间，昌州士人杨甲创作了《六经图》，对经典学习非常便利，于是“好事者版行之徧天下”，这里的“好事者”或许便是指抚州陈森，而昌州教授陈用庚认为：“此乡先生之作，四方宜于此取正，而吾学无其书可乎？”陈用庚觉得，杨甲是昌州人，四方学子研习《六经图》，自然应该以杨甲家乡的版本为最终的参考，于是组织人员编校、重绘，将书籍内容刻于石上，以彰显本地文脉之兴盛。图碑立于昌州郡学，成为当地的一处文化名胜，宋人王象之《舆地纪胜》昌州部分就提到：“《六经图碑》在郡学，郡人杨甲鼎卿所著也。”

《六经图》在南宋就已经产生刻本和碑本两种流传形态，它们各有优势：刻本方便流通、携带、随时查阅，尤其是当时流行的“巾箱本”，其规格比一般书籍更小也更便携。而石刻比纸张更加耐久，具有更高的权威性，既方便教师进行讲授和演示，也可以供四方学子前来学习、抄录、传拓。在之后的发展中，《六经图》的这两种文献形态均有后继之作，这些版本系统之间的关系，也成为备受学界关注的重要话题。

《六经图》的内容与背景

《六经图》包括天文、地理、名物、器物、制度、谱系等类型，其产生的背景是为了帮助学子理解经典内容。文字阐释固然义理精妙、不可或缺，但对一些复杂难解之处，辅以图解、图表便能一目了然、事半功倍。《六经图》作者有时将相似的内容和主题放在一起互相参照，如《诗经》之《秦风·小戎》和《小雅·六月》中分别出现“小戎”“元戎”两种大型战车，《六经图》中便绘制《秦小戎图》和《周元戎图》，结合经典注疏和礼制记载，标识相应部件名称，对比呈现两种战车的面貌。有时则绘制谱系图、流程图、逻辑关系图，方便读者了解相关知识背景，如《春秋》部分就列出“各国世次表”“各国公族姓氏表”、《春秋三传传授图》等，《尚书》部分则列出《禹贡九州谱图》等。作者对相关知识进行整合、精简、提炼，并转化为可视之图表，大大方便了读者阅读学习。

《六经图》在南宋时期出现，除了杨甲个人的首创之功，各种外部因素的助力也值得注意。

技术层面，宋代雕版印刷技术的成熟，为这类图文并茂的书籍的大规模刊刻提供了技术前提。图文结合的排版形式比纯文字的难度更高、成本也更大，所以在雕版印刷技术成熟之前，这类图像的复制和传播受限较大。因此，虽然汉代以来就已经有各类经典图像产生，但是大部分都湮没无闻，直到南宋，《六经图》才得以系统性创作和传播。

知识层面，宋代地理学和金石学取得了显著进步。《六经图》包罗万象，不可能全部来自杨甲原创，其离不开背后的知识土壤。宋代是中国制图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催生了《天文图》《地理图》《禹贡图》《华夷图》等一批大型天文地理图绘，表明全社会认知水平持续深化，《六经图》中的《禹贡九州疆界之图》《十五国风地理图》《日月行冬夏图》等，与这种知识积累是分不开的。与此同时，金石学也走向繁荣，不仅涌现鉴赏收藏的热情，更产生《考古图》等器物图录，这对《六经图》中的大量名物图绘也有参考意义。

制度层面，上文提及的两次《六经图》刊刻或勒石活动，都是由官员发起组织、学者集体完成的，这从侧面展现了南宋时期地方文化建设的发达程度。官学主动承担起印制经典学习教材的任务，说明地方政府有相应的资金筹措渠道，官员也自觉履行社会教化的职能，追求“富之教之”，当地官学则培养了一批熟悉经典文献的学者，能够合作承担较大规模的文化出版任务。正是地方政府、教育机构、官员与学者的多方合力，共同推动了《六经图》从私家著述走向公共领域。

《六经图》的得与失

杨甲能够以一人之力首创《六经图》，足见其学识渊博，用功勤勉。因《六经》各有其专门之学，故《六经图》很快被拆分到各部经典之中，南宋建刊本《纂图互注毛诗》就在卷首列《毛诗举要图》一卷，包括《十五国风地理图》等29种图解，“纂图互注”是南宋时期流行的一种经典刊刻体例，可见书商迅速嗅到了《六经图》背后的商机，并为其寻找更加迎合市场需要的新形态。合为一编的《六经图》如同一本随身字典方便查阅，而拆分各经的图文合刊本则更有针对性。读者在阅读相应经典时如遇疑难，可以迅速翻阅前面的图表部分寻求对应参考。

前文提到，南宋时期《六经图》的刊刻中，地方官员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在明清时期，经典图绘则更受重视，进入官方编纂的经典读本。明成祖下令编撰的《五经大全》，清康熙、雍正年间编修的“钦定传说汇纂”系列丛书中，都设置了相应经典的“图解”部分，其内容明显源自《六经图》。图文并茂的六经读本广泛普及，说明经典图像已通过自上而下的生产机制，深刻介入全社会的经典学习过程之中，成为一种“公共知识”。方孝标提及胡统虞担任秘书院学士期间，“昧爽即入院与诸士言古圣贤名臣修身治世事，间举六经图象与治乱得失之由为问，以观其对”。胡统虞以六经之图教授士子，足见其重视程度。清人梁佩兰送别友人高兆，作诗称赞其“巾箱自藏《五经图》，夏侯伏生真其徒”。梁佩兰赞赏高兆，勤学不辍，就像西汉传经大儒一般。从这些讲学教授和私人酬唱的例证中，经典图绘在明清时期的流行程度可见一斑。

当然，《六经图》并非尽善尽美，其内容虽广博精深，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明人冯复京《六家诗名物疏》就提到，因对古书中“雷”的画法颇感困惑，他便求诸相关图学文献，并对《五经图》的具象画法不以为然，认为《博古图》的说法更为可信。清人程瑶田《通艺录》考据“古矛”式样，认为《六经图》中的画法形制失实。张之洞亦直言：“北宋杨甲《六经图》，南宋杨复《仪礼图》，明大字本《六经图》，皆未善。”他认为比起宋明图学成果，清代戴震、程瑶田等学者考据精详，更胜一筹。

《六经图》虽有不尽完美之处，但这无损其价值与地位。从另一角度看，后世学者的质疑与修订，恰恰从侧面说明其已成为经典图学的“坐标轴”。《六经图》的意义是多重的：它以图绘、图表等丰富形式，完成了对经典知识的系统性整合，每一幅图都是一次融通古今的考据实践，每一张表格都是对经典文本的主题性提炼。更重要的是，它充分开拓了经典图学的新视野。经典图绘虽古已有之，但杨甲“遍注群经”式的大型制作，将这一方法论推向新的高度。今天我们研究经典，也应充分重视这一独特的学术脉络。

《光明日报》（2026年10月03日 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