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卢坡（安徽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张剑教授的《宋代以降家族文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及文献问题》一文指出，家族文学研究应该包括两个最基本的范畴：文学的家族和家族的文学。文章虽未为文学家族下定义，但通过列举黄庭坚家族数代有诗文集传世，明确指出这是“典型的文学世家”。以此为标准，中国文学史上的文学家族或曰文学世家，数量可观。在众多的文学家族中，桐城麻溪姚氏家族堪称典型，尤为值得探究。

　　麻溪姚氏文学家族的源流

　　近代姚永朴《旧闻随笔》载“吾家诗学”道：“吾家诗学至姜坞（编修公号）、惜抱两公始盛。然前此如别峰公讳士陛……赣州公讳孔锌、虚堂公讳兴泉，皆工诗。”一般论及桐城麻溪姚氏，首先想到的即是姚鼐的古文成就，姚永朴特意强调姚氏的诗学成就，并以姚范与姚鼐为代表。姚鼐的诗学成就在当时和后世多有称赏，姚范的诗学成就也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如钱锺书《谈艺录》即指出“桐城亦有诗派，其端自姚南菁范发之”，肯定姚范对于桐城诗派的开启之功。姚范为姚鼐伯父，不仅有诗文传世，且喜谈艺，《援鹑堂笔记》载其评诗论文之语甚多。姚范于诸子中独爱姚鼐，姚鼐尽得其学且能发扬光大，故称姚范为桐城诗派的开创者，亦不无道理。

　　按照姚永朴记载，虽然姚氏诗学以姚范、姚鼐为盛，但仍可以向上追溯。姚永朴所言并非无据，姚氏家集《麻溪姚氏诗荟约选》八卷，收录66人诗作578首，时间跨度自明初至明末。此家集所收姚氏诸公多有诗文集，如姚旭《菊泉诗文集》、姚昱《野茧园诗集》、姚相《白岳诗文集》等。卷首载沈德潜序，沈氏以为：“麻溪姚氏，桐城巨族也，世传理学，科甲联绵，其间忠臣孝子，高人逸士，不乏名贤，所著如林，笔难枚举。余操选政，既订有《明诗别裁》，后复得《麻溪姚氏诗荟》……余爱莫能置，仅将诸名集中择其脍炙人口者，重加评释。”沈德潜以为集中“古近体诸诗，清疏澹远，义蕴精深”，对其中诗作评价颇高。无独有偶，姚永楷于清季辑《桐城姚氏诗钞》，收录姚孙棐、姚文然、姚范等诗作。除姚孙棐重见于两部家集，《桐城姚氏诗钞》接续《麻溪姚氏诗荟约选》而来，重点选录姚氏入清以后的诗人诗作。

　　由以上概述可知，麻溪姚氏一族自明以至近代，代有诗人，有诗文传世者不下百家，其中又有姚范、姚鼐、姚景衡、姚莹、姚濬昌、姚永概等颇有影响的诗人。很显然，这是一个延绵二十代以上的文学家族，他们既经历明清易代，亦见证清王朝的溃败、瓦解，可谓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名家辈出。

　　麻溪姚氏文学家族的塑造

　　考察姚氏家族的代表可知，其不尽为诗人，其中有些堪称循吏、良臣，如姚永朴言“吾家初筮仕，为守令者多。自参政、湘潭、副使、罗田、朝邑诸公外，如开化公（讳文燮）、阶州公（讳文熊）、大定公（讳柬之）并有循良之誉”。姚氏以事功著称者莫过于姚文然，官至刑部尚书，《清史稿》称其修律例，“为一代则，其绩效巨矣”。当然，姚文然亦不废吟咏，有《姚端恪公集》传世。这个本拥有多元发展路径的家族，最终被冠以“文学家族”之名。这既离不开姚鼐的影响，亦出于后世族人的主动抉择。毕竟对比需要层层铨选的仕进之路，从文既可凭借家族得到更多支撑，也更易为当世所知。

　　姚鼐被奉为一代文宗，这与其对自身的塑造及后人的追认不无关系。姚鼐本有立朝为政的机会，而壮年辞官，辗转教授钟山等书院近四十年，喜与生徒谈论诗文，这在其与陈用光、管同、刘开等弟子的书信中有充分体现。姚鼐教授梅花书院期间，因“少年或从问古文法”“于是以所闻习者，编次论说，为《古文辞类纂》”，分文体为十三类，以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字论文，建构古文正统谱系。姚鼐去世后，姚门弟子为其师作行状、墓表，肯定姚鼐为维护程朱之学不惜与汉学家反复辩论的护道之功，亦称颂其任职刑部时不阿上官的高洁品行，而最所推重者，仍是其古文成就。“先生于学无所遗，而尤工为文”“自明以来，言古文者，莫详于先生”，这些评价部分地掩盖姚鼐其他方面的成就。将《清史列传》评论姚鼐的有关文字与《清史稿·姚鼐传》对比，从“为学博集汉儒之长，而折衷于宋”到“工为古文”“所为文高简深古，尤近欧阳修、曾巩”，其学术形象逐渐向古文宗师的文学定位倾斜。

　　家族倘若在某一领域取得突出成就，这方面的成就通常会被认可并不断强化，甚至演变为家族的印记。1912年年底，林纾作《送姚叔节归桐城序》，回忆其与姚永概等人二十多年的交往：从初次见面时姚永概被介绍为“惜抱先生从孙”，到范当世称赞姚永概“遥接心源于惜抱”，再到林氏与马其昶谈论姚永概诗文，并知晓马其昶、范当世皆为姚氏婿，感慨“姚氏不惟擅其文章，兄弟绵绍其家学，乃其亲戚亦皆以文名天下，何其盛也”。林纾这篇赠序颇能代表当时人对于姚氏后裔的看法，即桐城麻溪姚氏善作古诗文，乃是承袭姚鼐所开创的文学传统。林纾于此序中不止一次提到“家学”，这显然即是姚鼐所开创和总结的诗文经验。

　　麻溪姚氏文学家族的赓续

　　这样一个延续二十代以上的文学家族，其世代传承的内在动因至少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注重人才的育成。潘光旦在研究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时指出：“婚姻能讲类聚之理，能严选择之法，望族的形成，以至于望族的血缘网的形成，便是极自然的结果。”桐城麻溪姚氏颇为看重与当地文化家族之间的联姻。《清史稿》载：“张、姚二姓占半部缙绅。”这里张指的是以张英为代表的清河张氏，姚则是以姚文然为代表的麻溪姚氏。参考徐雁平《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复以《张氏宗谱》《桐城麻溪姚氏宗谱》所载两姓联姻史料为佐证，可知桐城张氏与姚氏累世通婚。此外，姚氏与方氏、马氏、左氏、吴氏皆有联姻。姚氏与桐城当地文化家族数代缔结婚姻，自然有助于人才的培育。桐城有着浓厚的读书氛围，姚氏家族更是刻苦攻读的典型。姚范耽心经史，日有定课，家人以饼饵进，其误以为墨，磨于砚台，良久乃知；姚鼐与其弟姚鼎等，以一灯环坐而读书，中夜乃罢；姚莹兄弟方幼，其母“竭蹙延师教之”，闻“有所开悟则喜，苟不慧或惰，则俟师去而笞之”，至夜则挑灯自课。从与文化家族缔结婚姻，到尽心培育青年子弟，这是姚氏家族人才蔚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是顺应时代的潮流。姚鼐在《谢蕴山诗集序》中明确提出“与时俱进”，显示出积极顺应时代潮流的思想倾向。乾嘉之际，汉学日盛，姚鼐在批判汉学弊端的同时，也肯定汉学家治学的成就，其与陈用光的书信称：“以考证累其文，则是弊耳；以考证助文之境，正有佳处。”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指出，“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这既肯定姚鼐对汉学家的矫正，也看出姚鼐顺应时代思潮，对于考证之学的部分采纳。姚鼐与时俱进的思想又为侄孙姚莹所继承。面对嘉道以降日趋深重的内忧外患，姚莹《与吴岳卿书》认为学问有四端：“义理也，经济也，文章也，多闻也。”姚莹将“经济”置于文章、多闻之前，成为经世致用派的代表，开时代风气之先。1935年，姚永朴与弟子吴孟复论及“桐城谬种”的说法，吴孟复援引姚永朴《文学研究法》所阐发的通变思想为之辩说，一番探讨之后，姚永朴认同：桐城派非但不是顽固守旧之流，亦可视作白话文学的先驱。吴孟复的这段记载，重点不在于同胡适争夺兴起白话的功劳，而是肯定姚永朴因时求变的精神。可以说，正是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麻溪姚氏家族的文学活动才葆有活力，流传久远。

　　《光明日报》（2026年10月05日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