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古代礼制的演变

演讲人：张国刚 演讲地点：呼和浩特市社科联学术研讨会 演讲时间：2026年8月

礼制是中国传统文明的基础制度载体，亦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历经千年积淀逐步成型的深层文化动力。

中国礼制历经西周、汉唐、宋明三次重大范式转型，对应着中华民族共同体从部族认同、王朝认同到全民文化认同的递进式生成过程，塑造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绵延不绝的突出的连续性特征。礼制千年演变，是中国社会结构、治理模式与族群关系不断整合的缩影，深刻推动中华民族从零散部族聚合到王朝疆域统一，最终定型为稳固成熟的多元一体文化共同体。

张国刚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人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及中西文化关系史。曾任中国唐史学会会长、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等职，获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优秀著作一等奖、二等奖、普及读物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二等奖，以及“中国好书”奖、文津图书奖（正奖及提名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正奖及提名奖）等。

中国国家博物馆“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考古成果展”展出的青铜升鼎。新华社发

甘肃省陇南市礼县四角坪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该遗址是一处秦代国家级大型礼制建筑群。新华社发

西周分封制下的宗法部族专属之礼

西周建立后，周公基于夏、商两代的礼乐遗存，结合周代宗法分封的政治架构，系统性制礼作乐，构建起一套覆盖政治秩序、宗族伦理、身份等级、邦国交往的完整礼乐体系。这套礼制适应西周独特的社会形态，以血缘宗法为基本，以分封邦国为治理单元，是典型的贵族专属、血缘本位、部族分立的礼制形态。

西周的国家结构是以分封制、宗法制、井田制三位一体构建的血缘政治联合体。周天子以天下共主的身份，将土地与民众分封给姬姓宗室子弟、异姓功臣与先代部族后裔，形成数百个相对独立的诸侯国。整个天下秩序并非依靠垂直的官僚行政体系维系，而是依靠血缘亲疏、宗法等级、姻亲联结构建的宗族网络维系。

在这一社会结构下，周公之礼的载体并非国家官僚体系，而是各级贵族宗族。礼制首先是宗族内部的行为规范与等级准则，其次才延伸为邦国之间、天子与诸侯之间的政治交往规则。从宗庙祭祀、嫡庶继承、丧服等级，到宴饮、朝聘、会盟，所有礼仪制度均围绕血缘宗法关系展开。宗族是这套礼制的最小单元，血缘亲疏是礼仪等级的依据，这一时期的天下秩序被包装为放大的宗族秩序，国家政治完全嵌套在宗法血缘体系之中。这种血缘本位的社会根基，决定了周公礼乐呈现出部族化、贵族化、分立化的礼制形态。

周公所定五礼体系，即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是一套体系严密、等级森严的礼仪制度，但其适用对象严格限定于贵族阶层，仅覆盖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四级统治群体，下层庶民被排除在礼制体系之外。这就是“礼不下庶人”最原始的经典意义。

在西周礼制规则中，不同等级的贵族拥有专属的礼器、礼仪流程、乐舞规格与祭祀权限，不可越级僭越。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乐舞、祭祀、婚丧、朝会的规格均严格对应身份等级，礼制成为区分贵族阶层、标定身份特权的工具。对于广大庶民而言，国家不授予其礼器、不规范其礼仪、不允许其参与正统礼乐活动，庶民的行为约束依靠刑律而非礼制，所以，与“礼不下庶人”的周礼相对而言的，就是“刑不上大夫”。

这一制度安排意味着，西周礼制并非全民性的文化规范，而是贵族阶层的身份特权与政治规则。它只维系上层贵族的秩序与认同，与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完全割裂，这也决定了西周的文化共同体只能是狭小的贵族部族共同体，无法形成全民性的整体认同。

周公礼乐的核心功能不在于治理万民、整合疆域，而在于维系分封贵族体系的等级秩序与部族边界，可分为对内凝聚宗族、对外划定秩序两大维度。对内而言，礼制通过宗庙祭祀、宗法继承、丧服制度、宗族宴饮等礼仪，严格区分嫡庶、长幼、尊卑，确立周天子的大宗地位与各级贵族的小宗等级，强化姬姓宗族的内部秩序，凝聚王族核心部族力量，杜绝宗族内部的权力纷争与秩序混乱。整套礼仪体系，让宗族血缘秩序制度化、规范化，成为分封政治稳定的保障。对外而言，礼制通过朝聘、会盟、贡赋、宴飨等宾礼体系，规范周天子与各诸侯国、诸夏方国之间的交往规则，明确君臣等级、邦国位次、贡赋义务，将分散独立的诸侯国整合为统一的诸夏政治体系。同时，礼制成为区分华夏与夷狄的文化标尺，严格划定夷夏之防：行周礼、尊宗法、守人伦者为诸夏，无礼乐、无宗法、无固定人伦秩序者为夷狄。以礼制区分族群，塑造了最早的诸夏部族文化认同。

与此同时，西周奉行“礼乐一体”的治理模式，乐舞的等级、规制、曲风严格配合礼仪制度，以温和的乐教调和森严的礼规，让等级秩序兼具刚性规范与柔性教化，进一步稳固分立邦国的部族共同体秩序。周公礼乐的终极价值内核是血缘本位、尊祖敬宗，一切政治秩序、礼仪规范、等级制度均服务于宗族血缘伦理。在西周礼制体系中，宗族私亲优先于政治大义，宗法伦理是最高价值准则，君臣关系本质是大宗与小宗的宗法延伸。

这种价值取向塑造的共同体，是区域性、分立式的部族共同体。天下并非统一的集权国家，而是由无数宗族邦国、部族方国组成的联合体，各个诸侯国拥有独立的疆域、军队、财政与治理体系，仅在礼乐名分、宗法道义上臣服周天子。因此，周公礼乐所维系的是基于血缘与礼乐文化的诸夏部族认同，为后世华夏文明奠定了最早的文化内核，但始终存在族群范围狭小、政治分立、底层脱节的局限。

大一统郡县制度下的汉唐朝廷典礼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分封宗法体系彻底瓦解。秦汉大一统王朝建立后，废分封、行郡县，以官僚制取代贵族世袭制，中国社会从血缘贵族政治转向地缘官僚政治。依托旧有宗法分封体系的周公礼乐已然无法适应新的秩序。经过汉代儒生的系统重构、魏晋南北朝的礼制损益与隋唐的官方法典化定型，全新的汉唐礼制体系正式确立，完成了从“宗族邦国之礼”到“大一统王朝典制之礼”的重大转变，成为适应中央集权王朝治理的制度工具。

汉唐礼制的社会根基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官僚体制，摒弃了西周的血缘分封逻辑。秦汉之后，天下不再由宗族邦国分割掌控，而是由中央政府垂直统辖的郡县体系全覆盖，官员不再世袭，而是通过察举、科举等方式选拔任免，皇权成为整个政治体系的绝对中心。社会结构的变革，让礼制摆脱了血缘宗族的束缚，不再是贵族宗族的专属工具，而是大一统王朝的官方典章制度。礼制的服务对象从宗族血缘秩序转向皇权正统、国家治理与疆域整合。无论是朝堂朝仪、国家郊祀、官僚仪轨，还是社会教化礼仪，均以维护中央集权、强化皇权正统、统一全国秩序为根本目标，礼制的社会基础完成了从“血缘宗族”到“地缘国家”的根本演进。相较于西周礼制严格的贵族垄断，汉唐礼制实现了礼仪体系的分层覆盖与向下渗透，打破“礼不下庶人”的壁垒，形成朝廷大典、官僚仪礼、庶民规范三层并行的礼制格局。具体而言，包括如下三点：

其一，专属帝王垄断的国家大典体系。汉唐大一统王朝礼制设立层级森严的礼仪权限划分，郊祀天地、宗庙祫祭、封禅泰山、元正朝会、明堂大飨等国家级最高规格大典，完整归帝王专属执掌，官僚、世家、庶民均不得僭越参与、擅行仪轨，构成整套礼制的顶层骨架与神圣源头。此类典礼拥有不可替代的双重政治功能：对内以天人沟通、祖宗承续的仪式叙事，宣示皇权天授、王朝法统一脉相承，划定以君主为核心的天下神圣秩序；对外借标准化、举国同观的盛大仪典，向诸侯、藩镇、四夷彰显中原王朝大一统正统地位，塑造覆盖全域的政治认同，是中央集权体制赖以维系合法性的制度工具。以郊社大礼为例，圜丘祭天、方泽祭地为天子独有的沟通天地渠道，唯有帝王可奉玉币、行燔柴、配享先祖，整套斋戒、衮冕、乐舞、位次的严苛仪节，将君主置于天道与人世之间的唯一中介位置，皇权的神圣性、帝制统治的长久维系、一朝正统的无可替代，全部依托仪式场景具象化、制度化落地；宗庙系列大祭则通过序昭穆、辨世次，固化皇室世袭统治的伦理根基，与郊祀形成“明天道、叙人统”的礼仪闭环。朝堂朝会之礼，则直接重塑君臣尊卑格局，直观呈现礼制中尊君压倒亲亲的价值转向。西汉立国之初废弃秦代仪法，朝堂无规整礼制约束，群臣宴饮争功、拔剑击柱，君臣名分模糊不分高下；叔孙通杂采古礼与秦廷仪制，专为大汉创制标准化朝仪，预先于野外绵蕞演练，长乐宫岁首大典完整施行之时，自诸侯王、列侯至文武百官无不震恐肃敬，全程依班次进退、俯首拜谒，御史全程纠举失仪之人，整场朝会无一人喧哗放肆。大典礼毕置酒，汉高祖刘邦由衷感慨：“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事见汉司马迁《史记》）以看得见、可感知的礼仪秩序，完成对君臣尊卑关系的刚性确认，与西周分封时代宗族伦理优先、君臣为大小宗延伸的礼制逻辑形成根本性区别。

其二，约束官僚群体的官礼体系。汉唐形成了完整的官僚礼仪制度，官员上朝、履职、升迁、婚丧、交往均有统一礼仪规范，全国南北、关东关西、各地出身的官僚共享同一套朝堂礼制，消解了先秦诸侯国的地域礼仪差异，统一了王朝官僚群体的行为准则与身份认同。唐代朝廷礼制设御史监察百官朝参前后仪容举止，官员不可于市井肆市随意购食饼饵，武周时四品官张衡退朝路上买蒸饼马上口食，当即被御史弹奏，武后下诏禁止其升入三品（事见唐张鷟《朝野佥载》）。

其三，面向庶民的基础礼仪规范。两汉虽打破西周“礼不下庶人”的隔绝，官方开始主动划定庶民婚丧、祭祀、乡饮酒等基础礼仪底线，尝试以官方礼制约束民间社会，但庶民依旧不具备完整五礼权限，无法参与郊祀、宗庙等国家顶级大典，礼制下沉仅停留在朝廷单向倡导层面，缺少可通行民间的标准化文本载体。魏晋南北朝作为承汉启唐的过渡期，为礼制向下渗透搭建双重路径：一方面为官方礼典体系的接续完善，西晋初创五礼体例，至梁武帝依托明山宾、徐勉等礼臣在前朝基础上历时十余年完成《梁五礼》一千一百余卷，系统整合汉魏旧仪，细化士庶吉凶等差条文，首次以朝廷法典形式明确区分贵族大典与庶民通用简易礼式，且以政令强制民间婚丧遵循统一规范，弥补了汉代礼制条文粗疏、无法落地基层的短板；另一方面为门阀士族主导的民间礼法普及，伴随门阀社会兴盛，世家大族为维系门风、区分尊卑，创制大量“书仪”类通俗礼书，将繁复古礼简化为婚书、丧吊、往来应酬的标准化范本，以家传文本、乡里传抄的形式扩散至普通士人乃至底层百姓，把士族宗族礼法转化为全社会通用的日常仪轨。经魏晋南北朝官方五礼重构与士族书仪的民间传播双重积淀，至隋唐完成礼制官方法典化定型，官方《大唐开元礼》直接吸纳南朝五礼等差规范与六朝书仪民间礼目，形成适应中央集权王朝治理、分层覆盖官僚与庶民的礼制体系。这套分层礼制不再将庶民完全排斥于礼制体系之外，官方制定底线、民间依据士族传习形成实操细则，婚丧嫁娶、岁时祭祀的礼仪依托士族文化持续下移推广；而魏晋南北朝开启的官定等差礼典叠加民间通俗书仪双轨模式，更为宋代之后礼制全面下沉民间、日用化、通俗化普及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制度与文本基础。

从礼制的功能属性而言，汉唐礼制的主要功能，不再是区分部族尊卑、维系宗族秩序，而是塑造大一统王朝正统、整合疆域、怀柔多元族群、凝聚全国统一认同。

在对内治理层面，通过郊祀、宗庙、年号、朝仪等国家礼制，确立帝王天下共主的唯一正统地位，消解了先秦诸侯分立、邦国割据的政治叙事，将西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泛泛之论转化为天下一统、皇权独尊的政治共识，维系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格局。统一的官僚礼制，让全国官僚体系形成统一的政治规范与价值认同，消解地域隔阂，强化王朝整体凝聚力。在对外整合层面，汉唐完善宾礼体系，专门规范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的朝贡、册封、和亲、觐见礼仪，将匈奴、突厥、吐蕃、回纥等边疆族群与政权统一纳入皇朝礼制秩序之中。汉唐实现从夷夏隔绝到“礼制整合”的转型，开启了多族群融合共生的历史进程。

汉唐礼制重构了价值优先级，从西周的血缘本位、尊祖敬宗转向政治本位、尊君大一统。这一价值转型，推动古代中国族群认同完成关键升级：从西周的“诸夏部族认同”，升级为覆盖全域、包含多族群的大一统华夏王朝认同。礼制不再服务于少数贵族宗族，而是服务于整个王朝的疆域整合与政治统一，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制度基础。

宋代以降的礼制日用化与普及化

传统学界多以“唐宋变革论”作为中古向近世（近古）转型的基本标尺，认为唐宋之际完成了由门阀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的结构性跃迁，同时实现了礼制范式的断裂式更替。这一经典框架强调，汉唐社会由门阀士族垄断政治资源与礼仪解释权，礼制长期固化于朝堂上层、服务于贵族等级秩序，而至宋代，商品经济繁荣、社会流动性激增、中古门阀体系解体，科举体制走向全民开放，庶民阶层崛起为社会主体，迫使官方庙堂礼制完成颠覆性转型。不过，近年礼制史与社会史研究已对绝对化的唐宋断裂范式形成重要修正：宋代礼制平民化并非骤然新生的变革，而是承接汉魏重构、魏晋南北朝士族书仪下移、隋唐《开元礼》士庶分层制度的长时段历史积淀，唐宋之间更多体现为礼制深化、普及落地、形态重塑，而非完全割裂的范式更替。相较于汉唐以帝王、门阀、官僚为绝对主体，层级壁垒森严的精英礼制体系，宋代依托全新的社会结构，将历经数百年铺垫的礼制下沉趋势推向成熟，最终完成礼制从贵族专属、朝堂展演向百姓日用、基层扎根的历史性定型。

在上古至汉唐的漫长历史阶段中，礼制始终紧紧关联国家顶层政治秩序与贵族身份特权，带有鲜明的阶层垄断性。先秦“礼不下庶人”的制度准则，奠定了早期礼制的等级底色；汉唐虽逐步打破庶民礼制禁区，通过官方礼典划定民间礼仪底线、开启礼制下沉进程，但这一阶段的礼制普及仍较为有限且粗放。礼仪规格、礼器形制、祭祀权限、仪轨流程始终由朝廷严格统摄，郊祀、宗庙、封禅等国家大典依旧为帝王高层专属，士庶礼仪差异、朝野礼制边界清晰分明，贵族与平民之间仍存在难以逾越的礼制鸿沟。整体而言，宋代以前的礼制主要功能，集中服务于王朝正统建构、皇权神圣化、贵族阶层身份辨识，礼制的社会覆盖范围有限、民间落地体系不完善，尚未形成独立、稳定的民间传承机制。

及至宋代，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与前代礼制下移的长期积累，共同催生了礼制体系的系统性转型，其关键突破在于消解礼制阶层壁垒，实现礼制主体的全民化、日用化转向。宋代终结了门阀政治格局，科举制度常态化、平民化，社会流动大幅提升，传统上符合门阀贵族的繁复、严苛、等级化的官方礼制，已然无法适应近世平民社会的基层治理需求。在此背景下，宋代士大夫群体主动承接礼学重构的时代使命，不再局限于汉唐官方礼典的朝堂框架，而是立足民间社会需求，对传统礼制进行删繁就简、去奢从实的创造性改造，推动礼制突破朝堂宗庙的狭小范畴，全面渗透至民众婚丧嫁娶、冠笄成人、岁时祭祀、邻里交往、宗族治理的日常生活场景。其中，朱熹编撰的《家礼》是中古礼制向近世日用礼制转型的标志性典籍，也是对魏晋以来士族书仪、唐代民间简易礼文的系统化整合与定型。

朱熹针对汉唐官方礼制烦琐晦涩、层级固化、脱离基层民生的弊病，剔除仅适用于帝王、诸侯、高阶官僚的高端专属仪轨，萃取、凝练出适合普通士庶的冠、婚、丧、祭四大重要礼仪，构建出一套体例简易、操作可行、通俗易懂、全民可参照实践的民间家礼体系。相较于汉唐庙堂礼制以身份等差为特点的建构逻辑，《朱子家礼》不再刻意凸显贵族与庶民之间不可逾越的礼仪鸿沟，弱化国家礼典中僵化的士庶阶级区隔，提供一套可贯通士庶的简约礼仪范本。伴随《朱子家礼》持续传播并得到元明清官方认可与推广，礼制得以摆脱宫廷朝堂专属属性，深度扎根村镇市井、千家万户，最终完成中国礼制史上从“帝王官僚之庙堂五礼”向“士庶共享的民间日用家礼”的根本性形态转型；这一体系历经元明承袭增益、清代细化完善，形成延续近八百年、成熟稳定的近世民间日用礼制传统。

伴随礼制形态的日用化转型，中国传统礼制的基本功能与价值导向，完成历史性转变。先秦至汉唐王朝礼制，主要宗旨重在“分等辨异”：依托森严的礼器规格、乐舞等级、仪轨位次、祭祀规格，严格区分君臣、贵贱、尊卑、亲疏。西周九鼎八簋器用制度、汉唐朝堂班次尊卑、郊庙祭祀等级差异，均依靠礼仪的差异化展演阶层秩序与皇权正统，维系以官僚与贵族为主体的精英政治体系。宋代以降兴起的日用家礼，则扭转这一价值侧重：礼制功能不再优先用于划分上下阶层，转而以齐同教化、整合基层社会为主要目标；在维系家族内部长幼尊卑伦理的基础上，依靠统一通行的礼仪规范凝聚民间社会，实现礼治秩序向乡土社会纵深铺展。

近世（宋代以降即近古）日用礼制不再以区分士庶身份等级为首要目标，而是以统一的儒家伦理规范、标准化的日常礼仪流程、常态化的宗族行为准则规整全民社会生活，推动全域社会形成共享的儒家伦理基准，促成礼仪范式一体化趋向。尽管中原江南、巴蜀岭南仍保留显著地域风俗差异，士农工商、贫富贵贱亦存生活条件之别，但民众人生关键仪节、宗族祭祀、日常社会交往，逐渐拥有可共同参照的儒家礼仪范本。礼制依照持续的日常实践，潜移默化教化民众恪守孝悌忠信、亲亲尊尊的基本伦理；同时士人与官府依据正统礼仪整合各地纷繁芜杂的民间淫祀与陋俗恶习，以柔性礼治教化辅助刚性刑罚管控，实现对广袤基层社会的温和治理与整体性整合，提升了传统乡土社会自治能力与秩序稳定性。

更为关键的是，宋代以降的礼制日用化转型，突破汉唐庙堂礼制固有的地域局限与夷夏区隔，逐步发展为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文化机制。宋代以降，依靠南北人口大规模迁徙、基层书院持续普及、士大夫游走讲学教化、元明清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配套的文教推行等多重路径，成熟的日用家礼、乡约规范、宗族礼仪自元明开启，至清代持续向全域边疆地区扩散。礼制成为联通中原与边疆、整合汉地与民族地区的柔性文化纽带。不同族群共享一套日用礼仪体系、共奉一套儒家伦理内核，多民族共生共融的文化基础由此不断夯实。

除此之外，礼制传承载体的平民化重构，让华夏文化认同摆脱了对王朝政权的依附性，具备了超越时代的持久生命力。汉唐及之前的大一统文化认同，高度依附于国家顶层的郊祀、封禅、宗庙、朝会等官方大型礼乐仪式，文化认同的维系依托朝堂政权运作。一旦遭遇王朝更迭、战乱动荡、朝堂崩坏，官方礼乐体系便会随之瓦解。宋代以降，礼制传承体系完成根本性重构，祠堂、族谱、乡约、蒙学、宗族祭祀等民间内生载体，全面替代朝堂精英礼乐，成为礼制传承、伦理延续、文化认同的标志性要素。这一转型，让华夏文明认同具备了超越政权更迭、地域阻隔、族群差异的强大稳定性与延续性，为古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长期凝聚、融合与发展，提供了最深层、最持久的礼制根基与精神内核。

礼制日用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

纵观中国礼制从上古至明清的数千年演进，宋代以降礼制下沉民间、融入日用、普及庶民的历史性转型，并非简单的礼仪形式简化与风俗变迁，而是一场深刻的社会结构重塑、文化范式革命与共同体形态再造。西周至汉唐的礼制变革，完成了华夏文化内核的初创与大一统政治秩序的建构，但始终未能突破精英礼制、上层认同、表层整合的历史局限。真正让中华民族共同体从悬浮的政治理念、狭小的贵族认同、割裂的地域格局，落地为全民共有、代代传承、多元共生的稳固文明实体的关键力量，是宋明以来持续千年的礼制日用化、平民化、生活化进程。礼制从贵族等级工具、王朝典章制度，最终转化为全民共享的生活文化体系，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定型、延续与发展提供了深厚、持久、坚韧的制度文化根基，其长远历史意义贯穿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并深刻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文明性格与共同体基因。

纵观历史脉络，上古至汉唐礼制长期垄断于贵族精英阶层，文化话语权、伦理规范权、共同体归属感始终局限于上层群体，底层民众游离于正统礼制体系之外。而宋明以来，礼制全面下沉民间、普及庶民，仁义礼智、忠孝和合、亲亲尊尊的儒家核心伦理，摆脱了贵族与朝堂的专属属性，成为贯通城乡、覆盖各族、全民共守的生活准则与价值共识。

中国早期礼制的基本逻辑是“辨异”，即通过森严的礼仪等级、规范差异、内外区分，实现秩序划分与身份隔离。西周礼乐严分华夏与夷狄、贵族与庶民、大宗与小宗，以礼制差异巩固血缘、阶层、族群的边界，夷夏之防壁垒森严，族群之间文化隔绝、身份对立、互不兼容。汉唐虽开始以礼制怀柔边疆、整合外族，但依旧保留强烈的等级差异与内外层级，边疆族群的接纳多为政治臣服、上层依附，文化上仍存在明显的主次、内外、高低之别，本质仍是以中原礼制为中心的单向整合模式，多元族群的平等共生格局尚未真正形成。

宋代以后的日用礼制颠覆了传统礼制以分为主、以辨为要的基础逻辑，转向以同为主、以和为贵的整合逻辑，形成了极具包容性、开放性与融合性的新型族群整合机制。日用礼制大幅降低文化准入门槛，废除贵族与庶民、华夏与边民的礼制壁垒，不再以复杂礼器、高端仪轨、政治身份作为文化归属的评判标准，而是以最朴素、最通用、最核心的家庭伦理、宗族礼仪、婚丧规范以及待人接物的日常礼节作为共同体文化的核心标识。

这种转型重构了传统夷夏秩序与族群关系：只要接纳并践行儒家基本日用礼仪、恪守亲亲尊尊的人伦规范、传承忠孝和合的伦理价值，无论出身地域、族群血脉、生活风俗，皆可纳入华夏文化共同体之中。礼制不再是族群隔离的高墙，而是族群交融的通道。在此机制下，边疆少数民族得以在保留自身特色风俗、族群传统、地域文化的基础上，主动融入统一的华夏礼仪生活体系，形成本土风俗多元并存、基本礼制高度统一的文化格局。

纵观礼制三千年演进脉络，从西周礼乐确立“亲亲尊尊”的伦理原点，到汉唐礼制强化“君臣大义、大一统秩序”，再到宋明日用礼制普及孝悌修身、宗族和合、家国一体的平民伦理，儒家伦理价值始终贯穿礼制变革全过程。宋代以降的日用化转型，更是将宏大的国家伦理、政治伦理，彻底转化为人人可修、家家可行、代代相传的生活伦理与身心规范，也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全民家国担当筑牢了文明根基。

相较于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法律体系的阶段性变革，礼制孕育的民族文化性格与价值追求始终稳定延续，构成中华民族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核心文明特质，保证了共同体内部的文化向心力、价值凝聚力与精神统一性。

（本讲座文稿系演讲人在呼和浩特市社科联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日新书院主办“礼乐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学术研讨会上的主旨发言，有删节）

《光明日报》（2026年11月14日 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