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医学治道论的话语与形态

作者：程旺（北京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国家中医药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作为“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中医药学是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推动理论和制度创新时不容忽视的宝贵资源。中国传统医学文化蕴含的治道智慧就是值得关注和挖掘的重要内容。所谓治道，即治平之道，可理解为治国理政之道、治理之道。治道的主要内涵指的就是治理的方法、原则和理论。中国文化有着深厚的探索治道的思想传统，中国传统医学治道论贡献着传统医学关于“治”的思考和关怀，不仅可对中国治道理论探索提供新推进，对于彰显中国之治的理论魅力亦极有价值。

以治为务

被视为中国传统医学文化始祖的黄帝和神农，都是华夏文明的上古帝王，故在中国传统医学文化的生成基因里，治国和愈疾本就体现为血脉相连的一体关系。从为中国传统医学理论奠基的《黄帝内经》也可以充分看出这种内在关联，虽然《内经》很可能是成书于战国中后期的托古之作，但它很好地综合了上古以来经学、黄老等理论思潮的影响，包括《左传》《国语》中已有明文的医国论述，可以反映中医与治道内在关联的思想渊源及其旨趣。一方面，黄帝自觉通过思考、追问“治病”之治的道理，来理解治国治民之道，自身成为以医道治国的“医国”者：《黄帝内经·素问·天元纪大论》就记载有黄帝请教“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之道。《黄帝内经·灵枢·师传》载有同样的问题，岐伯认为这个问题很有深意，指出治国、治民与治家、治身，正如彼、此和大、小的关系，其间有着内在相通之道（“夫惟顺而已矣”“夫惟道焉”）。另一方面，黄帝有时是纯粹探讨医道方面的问题，并未表明要结合治国的直接诉求（“余愿闻针道，非国事也”），但岐伯的回答已然以治国作为黄帝思考问题的内在旨趣（“非独针道焉，夫治国亦然”“以此养生则寿……以为天下则大昌”），这种自然而然的指示与回应，正说明岐伯将医国作为黄帝职责的应然定位——上医应该医国。

从治道理论审视，可以发现“治”的问题正是《黄帝内经》的核心问题——不管是从治道、治国的新角度，还是从治身、治病的常规视角——在《黄帝内经》中，“治”字凡600余见，所讨论的话题广泛涉及治理问题的理论前提、方法秩序、目标导向等多个层面，诸如“治有轻重”“治有缓急”“治病必求其本”“正治”“反治”“顺治”“三因制宜”“标本论治”等均是《黄帝内经》治道智慧的具体观点。可见，中国传统医学治道的理论系统在《黄帝内经》中实已规模初备，治道智慧本就是《黄帝内经》所奠基的中医理论体系的内在有机组成。

有了这样的理论根脉，中国传统医学逐步滋生和养长出重视治理理念、治道智慧的精神特质和文化传统，并在后世的传承发展中，逐步发展成型，形成上医医国论、身国同治论、医道通治道论三重形态。

上医医国论

上医医国本义是指上等的医生或上等的医疗水准应当能够产生医国之效，医者的职业追求不能只停留于医人或医病层面。“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国语·晋语》），出自医和为晋平公视疾的记载。医和不仅对疾病病因做出分析，而且对其国情政事进行拓展诊疗、救治，认为“医及国家”是其医官之职分。尽管这里还没有深入讨论医理与政事之间的关联与贯通，但对医国价值指向的定位依然明确，《汉书·艺文志》以“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来评点自古以来“方技”的内在思想指向，也强调了这一定位。所以自“上医医国”被记载以来，其内蕴的意涵首先是以医者为主体，而对为医之道提出的价值目标。《备急千金要方·诊候》进一步提炼出“医有三品”说：“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又曰上医听声，中医察色，下医诊脉。”在上、中、下的对列中不难体会“上医医国”的价值崇高性，医国成为判定医者境界层次的内涵指标，医者正当以医国为追求。

在后世的发展中，上医医国论的传承有两个变动中的传承衍化方向。一个是良医良相论——“不为良相，愿为良医”（《能改斋漫录》），之所以选择为良医，正出于良医和良相都具有共同的社会价值追求，都认同医世、济生的价值目标。另一个是医国者当为上医，或当具有上等的“医疗”水准，毕竟治理国家、社会的病症，也需要非常专业的技术操作，社会对医国者的期待正如患者对上医的期待一样。当然第二个衍化方向，已经发生了主体的转移，言说指向已从医者变为了治国者，这是每个具有启发性的理论论题都可能会面临的情形。不过这一转移，契合当下职业分途时代的社会需求，尤其面对大众对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高度期待，确应让“上医”来“医国”，借用前述术语，可以称之为“欲为良相，先为良医”。

身国同治论

在上医医国的价值指向下，“身体”与“国政”被平置于治理视野中予以审视是必然的结果。“身国同治”的思想形态出现非常早，除了前面提及《黄帝内经》中黄帝请教“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之道即已有这层意涵外，《素问·灵兰秘典论》还提出著名的中医“十二官”说，用君主之官、相傅之官、将军之官等十二官守来论述心、肺、肝等十二脏腑的功能及其养生原则，类似的以国政来言说身体的思维，在《灵枢·胀论》等篇也有相应论述。这一思路是源于中国文化对政治的思考更为早熟，相较之下，生理、病理、医理等更为精密的理论，一开始需要其他理论的辅助和支撑并不奇怪。另一方面，国政与身体的结合，对治国理政之道的思考也有反哺促进之效。“古者经学政法专书，多说人身脏腑。《五经异义》《白虎通》《五行大义》《淮南》《申鉴》，皆是也。”这是因为虽然身体所涉及的生理、病理、医理发展并非易事，但身体不仅是每个人（包括执政者）的“主体”承载，也是每个主体最熟悉的“客体”存在，这一存在的特殊性在于，它作为每个主体都能直接“体贴”（内景返观）到的有机体、生命系统，亦是每个主体可以观照、探知、把握社会有机体、社会系统的最切近的“上手之物”。身体的功能系统、作用机制，以及身体致病的病因病机和治疗方法、养生原则，同样可以适用于国家、社会层面，为探究“政治身体”及诊治“社会病理”提供着参照原则。所以说“夫人治国，固治身之象”（《潜夫论·思贤》）、“为国之法，有似理身”（《政论》），通过身体来理解、参透治国理政之道就成为首选的途径，或者说身国同治包含这样一层意思——通过“身体”而思，可以成为治国理政的方法论。

这作为一种方法论，首先体现着“近取诸身”的观念，“天地阴阳，取稽于身。故布五正以司五明。十变九道，稽从身始。五音六律，稽从身出”（《鹖冠子·度万》）。治国理政亦不例外，治身就应该是其首先取法的对象，《吕氏春秋》有言“为国之本，在于为身”“身为而家为，家为而国为，国为而天下为……故圣人之事，广之则极宇宙，穷日月，约之则无出乎身者也。”（《吕氏春秋·审分览·执一》）董仲舒亦在这一理念下，专门论证了“通国身”之理。其次，身体亦是国政的基点，所谓“凡治政之纪，必自身始”（《马王堆汉墓帛书·十问》），“始在于身，中有正度，后及外人”（《黄帝四经·十大经》），“身—家—国—天下”的社会肌理，决定了治平之事当以身为基的思考逻辑。“治国之本在于治身，未尝闻身治而国乱，身乱而国治也。”（《文子·上仁》）此点儒道两家亦然。再次，从“身体观”的理论视角看，晚近的研究业已表明，身体并非仅是生理性的身体，同时是境界性的身体、社会性的身体、政治性的身体等等。身体的政治效应使身体与国政直接关联一体，尤其对君主之身而言，其生理性身体的健康与否，可能影响一个国家的稳定，其政治性身体的状态如何，可能反映一个国家的“威仪”，甚至通过一种示范性的意义，对内对外都形成某种象征或引导。从这层意义上看，“一人之身，一国之象也”（《抱朴子内篇·地真》），身国固须同治，“用之治身，则神清志静；用之治国，则反朴还淳”（《文苑英华·卷八百四十八》）。总之，身国同治论蕴含着身国互治、双向联通的要义，一方面是以治国理政之道来辅助对身体之理的认识和探索，另一方面是通过生理、医理的身体观念来深化对治道、国政的理解。尤其立足后一层面，才能把握住中国传统医学文化“以理身绪余治天下”的思想追求，更好地理解“以之治身，可以消患于未兆；施于有政，可以广生于无穷”（《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的思想效果。

医道通治道论

“夫治身与治国，一理之术也”（《吕氏春秋·审分览》），在身国同治的探求中，进一步看到身与国之所以相通乃源出其道、其理，将成为中国传统医学治道理论发展及转型的方向。医道通治道论正是从医道与治道相通之理的层面展开的思考。《贞观政要》记载有唐太宗对“治国与养病无异”的认识和评论，司马承祯回答唐睿宗提问时讲到“国犹身也。老子曰：游心于澹，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私焉，而天下理”（《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二》）。唐代韩愈作有《医说》、刘禹锡作有《华佗论》《鉴药》，其后有宋代苏洵《审势》以用药比治道、吕诲上神宗疏借身疾喻朝政等借医喻政之论，皆深谙医理与国政相通之故。可见，至少从唐宋之际起，医道通治道论已渐趋成熟，而随着理学的兴起与壮大，对“一身之上，百理具备”的内涵机制的重视，促使对医道治道相通之理的探究更为邃密。

从后世的理论发展看，医道与治道相通之理主要有三个方面。一者，理念相通。明代刘基有“治天下者其犹医”之论，认为切脉知症、审证为方、对症下药等是医道与治道共通之理念，“故治乱，证也；纪纲，脉也；道德刑政，方与法也；人才，药也”（《郁离子·喻治》）。清代章楠在其名著《医门棒喝》中对此也多有申论，认为“治病之理，无异治国”（《医门棒喝·医病须知》），强调“儒者治国，医者治身。治国为大，治身为小，而实有相须之道焉”（《医门棒喝·医称小道》）。由此指出二者都应本于格致理念才有基础，格治国之理与格治身之理，虽内容有别，但理念相通，所以说“若溯其极，实与儒理一致”（《医门棒喝·医称小道》）。二者，方法相通。理念通，故方法亦通，治国治病之方无非都是审时、度势、察情之类，如清代尤怡有言：“治国者，必审往古理乱之事迹，与正治之得失，而后斟之以时，酌之以势，而后从而因革之。”（《医学读书记·跋》）这与治病“必知前哲察病之机宜与治疗之方法”的道理是相通的。对方法总结最细密的，当属清代徐大椿“医道通治道”之专论，其中讲道：“施治有时，先后有序，大小有方，轻重有度，疏密有数，纯而不杂，整而不乱。”“能即小以喻大，谁谓良医之法，不可通于良相也？”（《医学源流论·医道通治道论》）这段论述对治道之时、序、量、度、器、理等均做出了阐明，非常清晰明了。与治国治身密切关联的“用兵用药”方面，徐大椿也做了专题论述，以战术方略对用药之法进行说明，强调了“布阵有方”“知彼知己，多方以制”（《医学源流论·用药如用兵论》）的道理。事实上，明代张景岳、程仑等对兵法与医道也有很多讨论，布阵有方、用药有法，治病如临敌国，开方用药如同带兵打仗，都需要一套系统的治道智慧，在这里兵法、阵法就成为医道通治道的重要方法论表现。三者，效验相通。朱震亨曾对“凡言治国者，多借医为喻”十分称许，这一方面是对其理念相通的认同，同时也是对其实际效验的把握，主张“良相良将，必先审度兵食之虚实，与时势之可否，然后动”（《格致余论·病邪虽实胃气伤者勿使攻击论》）。张景岳说得更直接：“使能明医理之纲目，则治平之道如斯而已。能明医理之得失，则兴亡之机如斯而已。”（《景岳全书·医非小道记》）如果说以往我们比较关注医道与治道之间共同的价值追求，通过此处的梳理，我们可以进一步澄清，医道之所以蕴含丰富而深刻的治道智慧，实则因为二者具有学理机制上的相通性。

总的来说，通过以上三重形态，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中国传统医学治道论的基本内涵及其演进逻辑，可为理解中国传统治道论提供一个新维度。这种重视治道的文化追求，自古就是中国文化基因的重要成分，与诸子百家“救时之弊”“务为治者”、指向天下之治的追求一致，医家在这方面有着同样的旨趣，甚至更加注重“以治为务”，提供了医学视域中关于治国治世智慧的独特思考。重新激活中国传统医学文化的治道之维，认清其理论层面和现实层面的双重需求，可以极大丰富中国传统治道论的论域与资源，在治国理政等治理性事业中贡献更大的思想力量，为构建具有中医药特色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更具原创性的哲学智慧。

《光明日报》（2026年11月14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