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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与“形而上”“形而下”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26-11-21 0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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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路传颂(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周易·系辞》中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大概是中国哲学史上最著名的语句之一。经过两千多年的不断解释、阐发,尤其是近代以来“形而上”被用作“metaphysics”的译名,人们逐渐形成了一种看似自然的解读:“形而上者”是指无形的、抽象的本体性存在,“形而下者”是指有形的、具体的经验事物,似乎二者构成了关于实在的完备且互斥的范畴分类。完备意味着所有对象必属于其中一类,没有遗漏;互斥意味着任何对象不能同时属于两类。

  问题在于,这种我们今天已经十分熟悉的理解,究竟是不是《系辞》原本要表达的意思?《系辞》真的在对实在进行范畴分类吗?

  如果把“形而上者”和“形而下者”看作关于实在的范畴分类,就会面临许多棘手的问题:意识、光、声音、磁场、能量、7(笔者指的是“7”这个符号指代的对象而非符号本身)、《红楼梦》(笔者指的是这部艺术作品而非其图书副本或其他物理载体)、虚构对象等,究竟属于形而上者还是形而下者?对于这些问题,似乎很难给出一个简单且毫无争议的答案。

  再者,“形而上/形而下”“道/器”两组划分似乎基于不同的逻辑,前者以物理可感性质为界,后者则基于原理、规范与载体、工具之别。如果两组划分完全重合,就意味着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出任何一个“无形且不是道”的东西,也找不出“有形却不是器”的东西。如此一来,“形而上/形而下”“道/器”就是同一套分类体系的不同名称。但是,如果它们只是异名,为什么要引入两套基于不同逻辑的概念框架?凭什么认为两套内涵不同的概念,对实在的划界边界刚好在同一个地方重叠?

  这个问题或许是重新理解“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突破口。回到这句话在《系辞》所处的上下文。《系辞》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乾坤,其《易》之蕴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从这里的叙事可以看出,《系辞》作者并不是作为世界的观察者,思考实在是由哪些存在层次构成的。他的讨论对象不是实在,而是圣人,他在叙述圣人如何借助卦、象、辞来理解和表达天下的复杂情状,又如何把这种理解转化为行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句也没有离开圣人的活动结构,“道”“器”与“变”“通”“事业”一样,内在于圣人对卦象的理解、解释、裁断、实行而展开的实践过程。

  那么,这里的“形”,又该如何理解?传统解释往往把“形”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形质”“形体”,进而把“形而上者”理解为超出形体之上的存在。如果是这样,器为什么是“形而下”?鼎、车、舟、斧之类的器物,本身已经是“有形之物”,它们并不在“形”之下。既然如此,《系辞》为什么不说“有形者谓之器”,偏偏说“形而下者谓之器”?

  尽管传统解释产生了深远的哲学影响,但如果重新回到《系辞》的具体语境,至少有理由提出另一种可能的解释:这里的“形”不是泛指一般意义上的形质、形体,而是特指《周易》的卦形、卦象,简言之,指的就是卦。

  《系辞》论“易”,最重要的中介之一正是“象”。“圣人立象以尽意”,卦本身具有特定的形式结构,而卦象则以这种形式结构来呈现、指示和把握天下复杂的事物与情势。因此,至少在这一具体语境中,没有理由轻易把“形”抽离出卦、象的语境,而直接解释成一般意义的具体事物。

  如果这样理解,“形而上”“形而下”就未必是在把实在划分为两个不同层次,也未必是说某种东西先经过一个“形成”的过程,然后产生抽象与具体两个方面。它仍然和圣人的所作所为有关。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之后,马上出现“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如果“道”和“器”是关于实在层次的本体论划分,那么紧接着出现的“化”“裁”“推”“行”便显得突兀。但如果整个段落描述的是一个由卦象而来的解释与实践活动,那么结构就清楚了:从卦象出发,经由某些实践环节,形成现实的“事业”。

  《系辞》接着说:“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如果从“卦”的角度理解“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的“形”,就可以把“形而上”“形而下”与下文中的“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观其会通”联系起来理解。“形而下者谓之器”不能从字面上译为“有形的具体经验对象叫作器”,它的意思应该是说:卦所模拟、取象、呈现的对象叫作“器”。“形而上者谓之道”的意思是说,就卦所呈现的变化而言,进一步观察天下的运动,考察它们如何会和、贯通,并由此把握其运行和应当如何施行的方式,就叫作“道”。这里的“道”明显还带有“以行其典礼”“推而行之”“举而错之天下之民”的实践性:它不是一个被观照的抽象对象,而是从“观其会通”中获得、最终需要施行的东西。

  如果这样理解,那么“上”“下”所隐喻的就不是“抽象”“具体”之别或“普遍”“特殊”之别,而是圣人的不同实践环节。圣人首先面对的是天下复杂的情状,把纷繁的情状落实为可以呈现、辨识的卦形和卦象。圣人超出具体的卦形、卦象,进一步观其会通,由此把握“道”,而卦所模拟、取象的东西,就是“器”。由象而求其意义,是道;落实为具体形迹,是器;根据情势加以裁制,是变;把所理解的东西推行于现实,是通;最终落实于天下之民,是事业。所以,《系辞》关心的不是实在可以被分为哪两个基本范畴,而是一个更加具有《周易》自身特色的问题:圣人如何借助卦象理解天下之事,又如何使这种理解转化为行动。

  这也意味着,或许应该重新审视后来中国哲学史上十分流行的“道器二分”。当然,宋明理学以及后来的哲学家通过“道器”讨论理与事、理与物之间的关系,形成了极其丰富的哲学思想,具有其理论意义。但是,后来的理论发展与《系辞》原文的最初语境毕竟不是一回事。不能因为“形而上”“形而下”后来成为中国哲学中高度抽象的概念,就反过来把宋明理学的世界结构直接投射到《系辞》之中,把后人的理论成果倒灌回《系辞》的文本中。因为这样一来,看到的往往不是前人真正的问题,而是现代人熟悉的问题“穿”着古人的语言重新出现。

  今天我们太容易把“形而上”直接读成“形而上学”,把“道”直接读成“本体”。然而,《系辞》未必是关于“世界究竟由什么构成”的形而上学著作,而是一部关于观象、取义、变通和成事的经典,关注的是人如何由卦象而上达其义,又如何由卦象而下成其用。中国古代当然有丰富的形上思考,但它未必如西方形而上学那样以理解实在的范畴结构为要务。至少在《系辞》这里,形上思考与象、言、变、行密切相关,所谓“形而上下”,是在具体事物和行动中使意义获得落实。

  如果这一理解成立,那么我们今天谈论“形而上学”时,就需要更加谨慎。一个词后来成为整个哲学传统的核心术语,并不意味着它最初出现时就已经具有后来全部的理论含义。真正严肃的思想史研究,不是不断为古人发现现代哲学,而是回到古人自己的问题、语言和思想活动中,重新理解他们究竟在做什么。

  《光明日报》(2026年11月21日 11版)

[ 责编:孙宗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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