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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就是民歌”——评《广西壮族民歌艺术审美特性研究》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26-11-21 0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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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卓今(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

  有一种学问,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陈铭彬的《广西壮族民歌艺术审美特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便是这样一部著作。作者把脚步扎进桂西的群山、红水河的谷地、隆林的田埂,用数年的田野行走,换来一部有体温、有歌腔、有烟火气的学术文本。

  这是一部关于民歌生长研究的著作,田野调查与音乐理论相结合,最大的特征是在场感。作者2017年至2024年走访广西22个市县,深度访谈20多位歌师,采访歌手与群众260余人,收集第一手资料10多万字、照片千余张、音视频约80G。这些数字背后,有作者在歌圩现场被歌声包围、在婚宴上被拉着手唱歌、在敬田节里看麽公吟唱巫调的真实经验。这句话是从田野里长出来的判断:“壮族民歌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民歌。”

  全书从五个维度展开:文化生态、审美创造、审美表现、审美展示、审美转场。作者写石山地区十户一村、交通阻隔的状况反而保留了原生腔调,写桂中西河谷地带交通便利则民歌风格易受外来影响。作者没有把这种地理与审美的对应关系简单地归为地理决定论,而是通过细致观察后上升到文化生态学。他没有把“生态”写成静态的背景板,而是观察到了一种动态的、有张力的关系网络,他发现山的阻隔与河的连通、农耕的节律与歌圩的周期、语言的差异与唱腔的分化,这些因素彼此纠缠,共同塑造了壮族民歌“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面貌。

  在讨论歌唱前的氛围营造、歌唱中的场域差异、歌唱后的情感叙述时,作者将这一过程定义为“审美展示”,这一设计的用意是集中将视角从文本转向场域,作者融合康德与哈贝马斯的理论,将审美过程作为主体的建构过程、作为交往行为活动。作者的处理方式很巧妙,他按顺序呈现,使这一套美学展示显现出完整有机的体系。讲节庆前蒸五色糯米饭、打糍粑、杀猪剁辣椒的准备工作,讲家庭歌会前长老轻拿轻放摆桌椅、在神台下先唱、四名歌师围桌对坐连唱三天三夜不能停,讲歌圩从村头山坡转移到城镇广场、从面对面到直播、从歌书对唱到KTV包房……在这些具体场景的铺展中,“审美展示”不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成为可触可感的经验流程。

  之后是“审美转场”,这也是全书的落脚点,这一环节最见现实关怀。作者直面壮族民歌的当代困境:传承人老化、传统功能消退、壮语推广受阻、演唱形式变迁、保护机制乏力。这些判断不光是纸上谈兵的忧虑,还有数据、访谈、观察等材料支撑。柳州五位歌王,一位去世,一位重病,一位年事已高,仅两位年逾花甲者仍在传唱,年轻人“几乎为零”;隆林山歌进校园仅新州三小一所学校开设常态化课程,中学生在课业压力下无暇顾及;宜州“刘三姐文化传承中心”仅两名兼职或外聘文保人员,资金受限无法开展培训采风……这些细节读来令人心惊。尤为清醒的是,作者意识到“过度改变审美形态以迎合当下趣味将导致同质化,原汁原味保留又无法发展其丰富可能性”这一两难,他给出了一个颇具智慧的解决方案:与其在“改”与“不改”之间非此即彼,不如“为壮族民歌的传承和发展提供肥沃的土壤和环境”,让其在新的生态中自由生长。这一思路与费孝通“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自觉形成了深层对话。

  在当下民族艺术研究领域,有两种常见的写作姿态:一种是把民歌当作“活化石”,在抢救性记录中完成文化档案的整理;另一种是把民歌当作“原材料”,在现代化转化的口号下进行文化产业的开发。陈铭彬避开了这两种姿态,走出了一条更艰难也更诚实的道路:既承认民歌赖以生存的农耕土壤已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同时拒绝用原生态的浪漫想象遮蔽现实的复杂;既为歌师的老去、歌圩的萎缩而忧虑,也从直播间、民歌节、非遗进校园中看到“转场”的可能。他不悲观、不盲目泥古的态度,来自一个学者在田野中建立的信任:对歌师的信任、对群众的信任、对文化自身生命力的信任。歌声穿过田野,穿过歌圩,穿过手机屏幕,穿过课堂,它没有消失,它在寻找新的落脚之处。这部著作正是为这种寻找提供了一份扎实的、有温度的、有歌腔的学术证词。

  《光明日报》(2026年11月21日 12版)

[ 责编:孙宗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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