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帆（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重章”是《诗经》中常见的一种篇章构成形式。《诗经》的重章，有两方面受到学者的特别关注：一是诗章为何要重复，即诗歌重章叠唱的形式缘何产生；二是为什么重复中有变化（变化部分称为“重章换词”），它究竟起到什么作用。

　　关于第一个问题，传统的研究多从诗歌体式方面切入，将其视为一种诗歌篇章的组织方式，是诗人主动所为。而较新的研究则认为，重章来自诗乐仪式或歌唱方式。例如诗歌的三章可由三个不同的歌者依据同一曲调作词演唱，当然也可能是一个歌者依据一种曲调重复创作三章，在仪式的不同阶段歌唱，总之是和诗歌表演的形式密切相关，而与文本创作关系不大。另外，有些诗歌还可能是历史事件的客观遗存。如《左传·隐公元年》载“郑伯克段于鄢”之事，其结尾讲郑庄公与母亲姜氏重归于好，谓：“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有学者认为“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与“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可组成一首两章重章的诗歌，而《诗经》中重章诗篇也可能有类似的来源。

　　应该说，这一重章研究的新思路是有道理的，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前人过于看重诗歌体式与词句训诂的缺点。但另一方面，如果把《诗经》中所有重章都归结为仪式表演方式，而无视重章换词的文本意义，或只将其视为重复性的随机改动，这也是有问题的。下文将以《诗经》中部分诗篇为例，分析重章换词具有的明显的词义变换和叙事功能，从而证明《诗经》中的重章结构并非全都出于仪式表演的重复，也有作者谋篇布局的匠心。

　　如果翻看传统注解，会发现古时学者多致力于发现《诗经》诗篇中重章结构的词义变换及其内涵，但问题在于他们犯了“一概而论”的毛病，试图将所有重章都从语义角度强行进行解释，因此才引起今人的不满。而今人在批驳古人时，又往往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使站在“仪式表演”说的角度，《诗经》中部分重章诗歌也具有明显的叙事性，或者说是在“重复性表演”中完成了叙事。其中较被认可的例子可能是《召南·摽有梅》：

　　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

　　此诗以树上梅子的数量比喻女子的青春，又引出其对理想佳偶的企盼心情。第一章“其实七兮”是指树上尚有七成果实，比喻青春仍在，故其心态较为从容，要求意中人择吉日前来相会（提亲）。第二章“其实三兮”，喻青春所剩不多，故心态较急迫，“迨其今兮”即谓今天就来，不必再等吉日。至第三章“顷筐塈之”，谓梅子已尽数落在地上，指女子年龄已大，而“迨其谓之”一般认为是指当时“仲春之月，令会男女”的风俗，此时男女可私奔而不受指责。全诗三章有层进关系，将一位待嫁女子对青春逝去的伤感渐次展现。很显然，在这首诗中每章的内容和先后顺序完全切合事件发展，不能随意调换，其中换用的关键词是为了推动事件发展，具有明显的叙事功能。也就是说，诗人正是主动采用重章换词这种同中有异的微妙手段，推动时间与情感的发展，从而完成叙事。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桃夭》《樛木》《小星》等诗，它们的章节即使前后调换对诗歌内容的影响也不大，所以这类重章诗篇确实就很难说是作者有目的的刻意安排了。

　　《摽有梅》这种诗歌形式，可称为具有叙事功能的重章换词，这在《诗经》中并不少见。如果我们秉持重章换词可能具有叙事功能这一观念，去重新审视某些诗作，往往能有新的发现。如《诗经》开卷《关雎》一诗，虽然并非全诗重章，但其第二、四、五章可构成重章：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传统观点一般认为这三章属于并列关系，即流之、采之、芼之都是采摘、择取之意，而求之、友之、乐之也基本属于同一性质的内容。诗歌通过三章重复，来反复表达君子求淑女这一情感主题。但本文认为，这首诗并非仅仅是在重复情感主题，而是具备一个叙事主题，这一主题正是通过流、采、芼和求、友、乐这三组词的语义变换来体现的。第二章的“流”字，鲁诗说“择也”，《毛传》说“求也”，就是选择、求取之意，这是动作未付诸或将要付诸实践前的寻找过程；由此而起兴，“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此处的“求”也有寻求、选择的含义。第四章的“采”字是采摘、获取之意，这是已经付诸了实际行动。所以后一句“琴瑟友之”由此兴发：男子以琴瑟来获取女子芳心，这也是采取的实际行动。第五章的“芼”字，《说文解字》谓：“芼，草覆蔓。从草毛声。《诗》曰：‘左右芼之。’”这一解释长期未受重视。实际上按《说文》的注释，这一句可以理解为：将所采荇菜层层覆盖放在一起（船上）——这是采集的成果。所以后一句由此兴发，“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可能是诗人想象中追求成功后迎亲的场景，这也属于追求的成果。由此可见，《关雎》一诗的重章换词也具有叙事功能，其中流、采、芼代表采荇菜的三个阶段，而其比兴所及的求、友、乐则代表了追求淑女从开始到成功的完整过程。上述关系可归纳示意如下：

　　左右流之——寤寐求之——念头

　　左右采之——琴瑟友之——行动

　　左右芼之——钟鼓乐之——成果

　　这类重章换词在《诗经》中并非孤例，相似内容可见于《芣苢》。全诗以“采采芣苢，薄言采之”为“模版”，将“薄言采之”的“采”字重复换词六次，形成了四句为一章的三章重章形式。诗中换用的动词为：采、有、掇、捋、袺、，它们都是与采芣苢相关的劳动行为。宋朱熹《诗集传》已注意到其中的词义关系，谓：“采，始求之也；有，既得之也”“掇，拾也；捋，取其子也”“袺，以衣贮之而执其衽也。，以衣贮之而扱其衽于带间也”。此观点可引申为：诗中采、有是劳动的开始阶段，掇、捋是劳动的高潮阶段，而袺、是用衣物将劳动成果贮存带回，这是成果阶段。显然，这六个动词的换用也具备叙事功能。如果按毛传注释，将全诗理解为采芣苢的不断复述，则诗意就显得非常单薄。可见，重视重章换词，有助于发掘诗中丰富的层次，避免将诗歌平面化解读。

　　通过重章换词来推动叙事的做法，不仅出现在与劳动相关的诗中，《诗经》中婚恋主题的诗歌也多有这类现象。如《郑风·将仲子》描写一位女子因为担心父母、亲人和舆论的非议，劝阻情人前来幽会的情景。第一章说：“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她劝情人“仲子”不要翻越“里墙”（村外围的墙），并解释这不是因为担心你会压断杞柳的枝条，而是我担心父母的责备。传统研究将三章诗歌看作是一个主题的平面化重复。实际上，诗中第二章女子劝阻的话语已换成“将仲子兮，无逾我墙”（不要翻越我家的院墙），到了第三章则已是“无逾我园”（不要翻越我房前的园圃），说明“仲子”并未因劝阻而停止，反而一步步来到了女子的窗前；而女子担心并劝阻的理由，也由“畏我父母”变为“畏我诸兄”“畏人之多言”。试想，如果父母之言都不畏，又何必去担心诸兄和他人呢？由此可想见，诗中女主人公面对情人的步步逼近，其内心担心又喜悦的复杂心情。

　　《诗经》中有许多诗歌的重章换词确实是出于诗人的精心构思，它们在诗篇中起到了组织情节或推动叙事的重要作用。而在这些诗歌中，我们只能认为重章是诗人采用的一种叙事结构，不能将其视为歌唱方式的必然结果甚至附庸。当然，对重章换词及其叙事功能的阐释和研究，也要尽量避免强行附会，如果因为词义的细微差异而处心积虑地去解读“微言大义”，则又会掉入陷进之中，研究者应慎之又慎。

　　《光明日报》（ 2019年04月15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