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营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

　　中国最早的现实主义诗歌总集《诗经》，以强烈的道德意识、积极的人生态度，关怀社会与人生，讴歌上古时代人民的真挚、善良、美丽、勤劳、勇敢。《诗经》于古代一直被奉为弘扬真善美的经典。孔子首开诗教理论，思无邪，兴观群怨，以成温柔敦厚之性；《诗序》以礼说诗，褒贬美刺，推重君王后妃之德；《郑笺》重在阐释君子之教、圣人之化；《正义》解说诗之功用，在匡正世风，使人向善；朱子提出“养心劝惩”之说，注重《诗》对个人之内在陶冶。传统诗经学推重道德之义、王化之教，将《诗经》作为国家教育的校本。从先秦至清末，自天子至庶民，皆以《诗经》为修身教化的经典，形成了传统诗经学特有的诗教传统。

　　鸦片战争以后经学失尊，传统诗经学的重德教化传统开始被抛弃。章太炎主张把《诗经》作为历史文献资料；鲁迅否定两千年来的《诗经》诠释和“思无邪”的诗歌创作理论。胡适是现代诗经学的开山人，他说“《诗经》并不是一部圣经，确实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可以做社会史的材料，可以做政治史的材料，可以做文化史的材料。万不可说它是一部神圣经典”。他从文学、历史学、语言学方面进行《诗经》研究的方法，被学界普遍认可，标志着《诗经》研究正式进入现代诗经学阶段。郭沫若反对传统诗经学解读，认为“我们当今的急务，是在从古诗中直接去感受它的真美，不在与迂腐的古儒作无聊的讼辩”。要求摆脱传统诗学研究套路，完全凭借个人感受来解诗。他以此观念出发创作《卷耳集》，开《诗经》今译之先河。古史辨派考辨《诗经》，认为它是一部歌诗总集，而非圣经。闻一多主张把《诗经》当文学作品看，还《诗经》以文学的本来面目。“文革”时期，《诗经》更被定性为“奴隶主贵族文学”，研究彻底停滞。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现代诗经学进入新时期，呈现出多元化、多学科、多层面、全方位的研究特点，在鉴赏、译注、诗经学史、语言研究、文化研究、名物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呈现蓬勃之势。

　　近年来，学界开始认识到现代诗经学文学定位研究的偏失，重新认识《诗经》厚重的道德价值。2018年，刘毓庆在《百年来诗经研究的偏失》一文中指出，20世纪《诗经》研究的最大偏失是“忽略了《诗经》对于建构中国文化及至东方文化的意义”。正是《诗经》的道德教化作用，奠定了中国乃至东亚伦理道德与文化的基础，这是单纯的文学作品无法做到的。实际上，我们进行当代精神文明教育，三百篇中都可以找到针对性的篇章。如控诉分配不均和劳逸不均，反对暴虐损民，讽喻政治人物贪腐，宣扬孝亲敬老，提倡友爱和平，即使是其中众多的爱情婚姻诗篇，对追求恋爱自由和婚姻幸福，树立正确恋爱观和婚姻观，在当代仍有现实意义。《诗经》作为一部伦理的歌咏集，将中国古代人对于人生伦理的观念，鲜明地反映出来。“我们要懂中国古代人对于世界、国家、社会、家庭种种方面的态度观点，最好的资料，无过于此《诗经》三百篇。在这里我们见到文学与伦理之凝合一致，不仅为将来中国全部文学史的渊泉，即将来完成中国伦理教训最大系统的儒家思想，亦大体由此演生。”《诗经》是先民为阐发人生伦理观念，用诗歌形式进行表达的作品。其形体是文学的，实质则是伦理的，是“文学与伦理之凝合一致”。

　　中国的伦理学始创于20世纪初，目前尚有许多待开发领域，前孔子时期的伦理思想研究就是一个空白。而对《诗经》的伦理性研究，恰恰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这个空白。

　　《诗经》的伦理性，体现在创作初衷、内容、情感表达等方面。其一，西周制定礼乐制度，礼以别尊卑，乐以合民心。乐以诗、歌、舞三者为一体，《诗》是当时乐教的一部分，在制定之初就具备明确的德育目的。其二，《诗》的来源有采诗、献诗之说。采诗的目的之一是使天子观风俗、察民心。献诗是公卿本人所作或采于民间，献于天子，诗作内容一般是颂美和讽谏。采诗与献诗体现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双向道德教化功能。能够进入采诗、献诗流程的诗，必然蕴含大量的道德内容。实际来看，《诗经》确实蕴含系统的伦理思想和丰富的美德德目。据初步统计，《诗经》大约有文（凡59处）、武（45）；温（11）、淑（22）；孝（18）、弟（56）、忠；敬（22）、笃（12）、勤（2）、哲（12）、平（18）；仁（2）、友（23）、报（17）、信（22）、和（12）等五类十七个德目。其三，从情感表达来看，《诗经》“言志”呈现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特点，情感表达无不笼罩在浓厚的伦理氛围中。“《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邪”即周王朝所规定的伦理道德规范的对立面，“无邪”即诗歌内容尽合于周礼，中正无邪之作塑造着先民不偏不倚的性情。

　　《诗经》产生之后，以乐教或昌明义理的形式，启发人的善念。美深化了道德的情感基础，对善具有奠基和先发作用，因此可以作为道德建设的有效手段。《大序》云：“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大序·孔疏》云：“‘美教化’者，美谓使人服之而无厌也。”《诗》有音乐之美、文辞之美、义理之奥，使人在美的熏陶中乐此不疲地感发善念、通晓义理，从感情与理性出发，立德成善、和睦天下。因此，《诗》教既是美育，又是德育。同时，善具有对美的二次生成性。道德品质与外在形貌具有一体关系，良善的本性总会显现为美的形象。《诗经》中道德高尚的淑人君子，总是呈现秩秩之威仪、翱翔之体态。孟子曾说，一个有德的人，“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则“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孟子·尽心上》）。涵养浩然之气是培育君子之德的要务，被这种道德化的浩然之气充盈的状态就是美。

　　诗教熏陶、塑造了古代的君子人格，影响了中国人的伦理品格。人而无德，不足以立世。国而无德，不足以安稳。《诗经》培养的个体，合于礼法、温和稳健、进退得宜。受《诗经》陶冶的社会，文而不弱、武而不暴、团结奋发、仁爱和睦。《诗经》对德操的陶冶虽是一个潜移默化的长期过程，但一旦对人的心灵世界产生影响，便可化为持久的人格魅力和稳定的国家风貌。

　　《光明日报》（ 2019年04月20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