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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村时彦与《楚辞》二说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20-05-04 0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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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崔小敬(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西村时彦(1865—1924)是日本明治、大正时期的著名汉学家、楚辞学家。他字子俊,号天囚,晚号硕园,大隅种子岛人,大正九年(1921)获文学博士,次年任宫内省行走,掌内外制诰。他对楚辞情有独钟,曾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二十五年(1899)、三十二年(1906)三度访问中国,和当时的著名文士如张之洞、刘坤一、辜鸿铭、俞樾、陈三立等均有交往,并搜集大量汉籍,其中包括楚辞类文献百余种,不仅在日本绝无仅有,即使在中国也罕见其匹。他将书室命名为“百骚书屋”,俞樾为之题额“读骚庐”。

  西村时彦堪称日本早期楚辞研究的翘楚,一生著有楚辞专著四种,即《楚辞王注考异》《楚辞集释》和《楚辞纂说》《屈原赋说》。

  《纂说》为手稿本,四卷,现存于日本大阪大学图书馆。全书辑录自司马迁《史记》以下有关屈原和楚辞相关的文献资料,涉及历史、地理、文学、民俗、传说、文物、古迹等各个方面,搜集范围遍及经、史、子、集四部,数量丰富,种类繁多,细大不捐,闻见必录。全书没有统一严格的分类标准,虽分为四卷,但各卷之间并无绝对的界限与起讫。大致卷一为与屈原其人相关的传记、祠祀、碑记等文献,始自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及《屈原贾谊列传》,然后是刘向《新序·节士》、刘歆《西京杂记》、班固《汉书·古今人表》(附清梁玉绳《人表考》)、王充《论衡·书虚》、王符《潜夫论·贤难》、应劭《风俗通·六国》与《风俗通·风伯》,以后继之以六朝、隋、宋、明直至清代相关材料。其资料来源多端,或出自正史,或出自杂著、小说、文集、方志等,均零见碎出,搜集不易,且间有所录文献未为他人发现、使用者,如所录《湘阴县图志》引宋代彭淮《玉笥山三闾宅诗》,似未见他人使用,可补《全宋诗》之缺。

  卷二内容相对而言更为驳杂,又可分为两部分。一为自汉代贾谊至清代文人“吊屈之作”,以骚体为主,共计二十一条,始贾谊《吊屈原赋》,继董仲舒《士不遇赋》、扬雄《反离骚》,历代而下,至清周燮祥《祭三闾大夫文》、周耀祥《吊屈灵均文》。二是历代涉及楚辞的文献资料,如两汉书中凡涉及楚辞者,均搜罗殆尽,含《艺文志》“赋类”、《礼乐志》、《地理志》、《淮南王安传》、《朱买臣传》、《扬雄传》等;接下来辑录的是班固《离骚序》与《离骚赞序》、张衡《四愁诗序》、曹丕《典论》、陆云《与兄平原书》、挚虞《文章流别论》、刘勰《文心雕龙》相关章节、《昭明文选序》、简文帝《与湘东王书》、裴子野《雕虫论》、颜之推《颜氏家训》之《文章篇》与《音辞篇》、沈约《谢灵运传论》、魏收《文苑传序》、姚察《文学传后论》等,然后自隋唐以下至清张九键《楚风辨》、王泉之《楚国无诗辨》等。这些大概为论述、评价屈原或楚辞创作的资料。

  卷三为历代笔记丛谈中涉及楚辞的论述,始于朱熹《朱子语类》、沈括《梦溪笔谈》,历元明,乃至清代诸大家名作如顾炎武《日知录》、王念孙《读书杂志》、孙诒让《札迻》等二十余家,取各家之长,或校勘文字,或训释词义,可谓集众家之精华。卷四辑录历代从文体角度对辞赋所作的论述,自元祝尧《古赋辩体》至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的辞赋创作,再到徐师曾《文体明辨》、费经虞《雅伦》、张惠言《七十家赋钞》、姚鼐《古文辞类纂》、梅曾亮《古文词略》、曾国藩《杂钞》、吴汝伦《古文辞类纂评点》等,其中时有精辟切当的考证。

  《纂说》共引录图书一百余种,计四百余条,字数多寡不一,或长至万言,或短仅数字,涉及时段自汉至清。西村时彦将凡涉及屈原及楚辞者一一记录在案,资料之丰与用力之勤,令人感佩,诚如学界所称,乃“楚辞外编”“屈原学数据库”,嘉惠后学,功德无量。且许多条目末尾有西村时彦的按语,或辨析源流,或列校异文,或考订是非,或续补未尽之意,时有洞见。

  《赋说》现有两个版本:二卷誊清稿稿本二册及上卷未定稿稿本一册,另有重建怀德堂排印本《屈原赋说(卷上)》一册,现俱存于日本大阪大学图书馆。《赋说》与《纂说》颇有相重之处,然前者以论说考证著称,后者以纂辑资料见长,各有侧重,不可偏废。

  全书凡上下两卷,为西村时彦在京都帝国大学为学生讲课时的讲义汇编。上卷专注于屈原赋二十五篇,分为《名目》《篇数》《篇第》《篇义》《原赋》《体制》《乱辞》《句法》《韵例》《辞采》《风骚》《道术》十二篇;下卷则专注于屈原生平及后世辞赋流传情况,计有《名字》《放流》《自沉》《生卒》《扬灵》《骚传》《宋玉》《拟骚》等十篇,然《骚学》与《注家》缺略无存,实乃八篇。全书属专题专论性质,盖每篇为一专题,专就屈原生平及屈赋中某些古今聚讼之端有所论述,乃西村时彦多年研究之精华与总结,其考证精密与结构宏博,向为后人所称道,“至今尚未见出其右者”,“堪称日本近代楚辞研究的开山之作”,允为的评。

  《道术》篇探究屈子之思想道统及学术,乃针对后世论屈原“重辞采而轻道术”之弊而发,颇有纠偏之功。其文曰:“(屈子)寓道术于辞章,以言志之什兼载道之辞,是其所以上继风雅也。屈子折中于三后五帝,求合于尧舜禹汤,有孔子祖述尧舜、孟子言必称尧舜之风。而其惓惓于帝舜者,岂以舜怨慕父母,号泣于昊天,与己之怨慕君王相似乎……及其言不用,其身被绌,则哀众芳之芜秽,而怨灵修之浩荡,称圣哲之茂行,而悲夏桀、后辛之无道,美咎繇、伊挚、傅说、吕望、宁戚之遇,而悼梅伯、箕子、介子推、伍子胥之志,郁于中而发于外,岂汲汲于能文?盖亦不期然而然者,则读其文者,岂可略其道术哉?”所论甚是。论求屈原之成就,确实不能抛弃其“内美”“修能”之思想学术,仅就其外在语言形式而论之。

  下卷之《自沉》历考儒道二家论生死之文并论列贾谊、扬雄、班固、王逸以下评价屈原之异同,谓屈原怀沙自沉乃既与孔孟之旨相契,亦与老庄齐生死之论相合:“屈子楚之同姓大夫,犹贵戚之卿也,谏而不听,安得如异姓之卿不听则去哉?怀王尝信任屈子,盖非不可匡救之暗主,但近小人,嬖郑袖,而疏绌贤者,因受敌国之欺,有亡灭之兆,危国之辱。屈子知几,虽见疏在外而进言‘不如无行’。怀王不听,客死于秦,为天下笑。屈子虽致愍发愤,尚不自沉,以有嗣王在焉,冀其报仇雪辱也。而顷襄王亦听谗放之。楚人劝原以去国求君。楚材晋用,习尚固然。屈子乃作《离骚》以陈尧舜之道,述治乱之因,终寓不可去国之意,以宗臣宜死宗庙也。其后楚国君臣淫乐是耽,国日以弱,危亡益迫,屈子不忍坐视两东门之可芜,守死善道,杀身成仁,因以所欲有甚求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也。岂非信与孔孟之道相合者乎?然南人不知北方之学,惑老庄长生之说,羡神仙不死之术。先是或有嘲屈子之忧愤而劝以学仙犹劝去国者。屈子因作《远游》篇托仙家之言,以说孔孟内省之学,以述仁者之寿在于此而不于彼,犹《离骚》如欲去国者而终于不可去也。曰‘悲时俗之迫阨兮,愿轻举而远游。质菲薄而无因兮,焉托乘而上浮’,托诸谦辞,而实言轻举上浮之不可得也。但遭沉浊,而郁结愁凄,炯炯不寐,于是内省端操,自求正气,见有所守而志不移也。‘保神明之清澄,精气入而粗秽除’,‘壹气孔神兮,于中夜存’,与孔子清明立身,气志如神,孟子浩然之气及夜气相合。临睨旧乡,仆夫心悲,边马不行,太息掩涕数语,是屈子真面目,不觉流露于梦游神往之间。又勉强而遐举,抑志而自弥,遂为徜徉自恣之语。‘超无为以至清,与泰初而为邻’,可以知其一死生而齐寿夭,又可以知其可谓不死之旧乡,即是汨罗之屈渊也。《远游》一篇如情志思,错落而出,如忧如乐,终归于正,见其知命。不读《离骚》,则不知屈子之所以自沉;不读《远游》,则又不知屈子之所以知生知死也。”

  《纂说》可见子俊之博学多闻,《赋说》可见子俊之研究精深,“二十世纪初日本学者中对《楚辞》研究最为有力者”之称,西村时彦当之无愧。

  《光明日报》( 2020年05月04日 06版)

[ 责编:田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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