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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与名家之间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20-07-25 0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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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曹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道家与名家之间

赵孟《老子》书法(局部) 资料图片

  在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归纳出来的“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中,名家与哪一家最为接近?一般认为是法家,因为《论六家要旨》把“名法”并列在一起,战国秦汉的文献中,“名法”并举也屡见不鲜。对于确定性之重要性的认识,对于规范规则之作用的追求,对于名实关系的重视,名家和法家确实有一致之处。这一点拙著《中国古代“名”的政治思想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有过详细论述。但“名法”并举基本上是战国中晚期以后的事,从历史渊源来看,道家与名家更为接近一些。这两家都侧重抽象的思维,都对事物的存在及其运动方式有兴趣,都对万物的性质与本原有探求的愿望,都不太关心伦理和宗教,都有不同寻常的语言表达方式。《老子》首章在“道可道,非常道”之后,马上转入“名可名,非常名”,并用“无名”“有名”来总领万物生成的根本问题。《庄子·德充符》责备惠施“天选子之形,子以坚白鸣”,《齐物论》认为名家论辩属于无意义的是非之争,但庄子对名家的批评,不像对儒墨那样毫不留情。例如《徐无鬼》记载庄子过惠施墓而悲叹从此“无与言之”者,再如有名的濠梁之辩,可见彼此是对话者,是好朋友。这些现象皆非偶然。那么,道家和名家之间,究竟是种什么样的关系呢?目前的研究,讲道家如何批判和超越名家的比较多,而两者的共通之处其实也很值得深思。

关于事物性质的探索

  《公孙龙子》最有名的命题就是“白马非马”和“离坚白”。“白马”代表物体的颜色,“马”代表物体的形状;“坚”代表物体的触觉印象,“白”代表物体的视觉印象。有学者认为,公孙龙似乎更喜欢讨论感官体验,所以是一种感觉至上主义,实际上“白马”和“马”、“坚”及“白”代表的是物体的“形色”。而“形色”一词,在中国早期被广泛地用于表示事物的基本性质。如《孟子·尽心上》就说“形色,天性也”。《列子·天瑞》在提出“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之后,强调万物都是“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的。这表示,有了“形色”之后,事物才能获得成为那个事物的规定性,才有可能被认识、命名、区分、把握。

  那么,“形色”作为事物的性质具有怎样的特征呢?在公孙龙看来,“形色”所代表的性质是相互排斥的,如“白马非马”“无坚得白”“无白得坚”所示,“白”和“马”之间、“坚”和“白”之间彼此是无法相属的,这就是所谓的“离”或者“藏”。“离”即相异,同时“离也者,藏也”,“藏故,孰谓之不离”。所谓的分离,代表着当某一种性质呈现出来时,另一种性质就会隐藏起来。

  公孙龙认为,虽然“于石,一也;坚白,二也”,看上去“坚白”两种性质都存在于石头这一种物体上,但“坚”和“白”都独立于石头而存在,例如白色不必依赖于外物而使其白。因此,性质既寄托于物体,又独立于物体之外。所以,“坚白”虽然是二,但不从属“石”这个“一”,相反“石”因为“坚白”之“二”才得以成就其“一”。劳思光认为,公孙龙在中国最早讨论“性质”独立于存在之外的问题,其想法近乎柏拉图的理念说。

  显然,“白”(颜色)和“马”(形状)、“坚”(硬度)和“白”(色泽)这些表示性质的概念都属于人抽象思辨的产物,公孙龙子对此作了进一步的思考,如《指物论》所云:“指也者,天下之所无。”这些概念都是现实中并不实际存在的,因此,关于性质的思考也就必然和有无的问题联系起来。

  不难看出,《老子》的思想包含着一定的名学背景。第二章就是对性质作为事物共有的、独立于具体事物之外的东西进行的概括和总结,“美恶”“善不善”“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这些可以用来进行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词,都是相互对立、互不从属、此起彼伏、此显彼藏的,但都可以寄托于同一事物身上。因此,老子和公孙龙子一样,也认为事物的性质由一些相互排斥的因素构成,要确认一种事物的规定性,就必须首先寻找事物身上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是排他的。道家和名家这种关于性质的二元或者多元定位,显然不同于儒家或为善或为恶的单一定位。

  当然,道家的高明之处在于,虽然承认形下世界的事物受到各种性质的约束,但又认为“道”不是“物”,因此“道”没有规定性可言。既然没有规定性,那么道在应对万物的时候就只能不设特定的立场。这就是《老子》第二章在描述了事物的各种性质之后,马上转入“不言之教”“无为之事”的原因。又或者道家认为站在“道”的立场上,那些不可调和的性质差异,都是可以模糊甚至取消的。《老子》第二十章就说:“唯之与阿,相去几何?美之与恶,相去若何?”《庄子·天道》说:“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庄子·则阳》既承认“安危”“祸福”“缓急”“聚散”是“名实之可纪,精微之可志”,但又说“睹道之人,不随其所废,不原其所起,此议之所止”。即通过“形色”“名实”只能了解有限的事物,而不足以“睹道”,因为代表最高整体的道是无法用知识和语言来表达的。

对于终极本源的探索

  一般认为,公孙龙子的重点在于“离坚白”,而惠施的重点在于“合同异”;公孙龙子强调差异性,而惠施强调统一性。但其实这不是绝对的,有离就有兼,有分就有合,有异就有同,有有就有无。我们读《公孙龙子》,会发现他把“白”“坚”这种独立于事物之外的、更为本质的东西叫作“不定者”,如《坚白论》云:“物白焉,不定其所白。物坚焉,不定其所坚。不定者兼,恶乎其石也?”即“白”“坚”这些不特定的东西,可以附着于任何事物之上,“不定者”具有“兼”的功能,而不仅限于石头。《指物论》也说:“指也者,天下之所无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为天下之所无,未可。”即抽象的概念是思维的产物,而非直接呈现出来的事物,是一种虚“无”,而不是实“有”,只有“无”才能“为”天下之“有”,而不是倒过来。《指物论》明确把“指”和“物”做了本末之分,“指”是支配性的,万物只有被“指”的时候,才是可认识的。相对而言,“指”作为人的意识是“无”,而万物是“有”。《指物论》还提出了所谓“非指”“无指”“不可谓指者”,这就指向了抽象性极强的、难以认识的、超乎言意的高度。名家留下了“指不至”的命题,但究竟何解,众说纷纭。我觉得道家的解释比较贴切,针对《列子·仲尼》中的“有指不至”,卢重玄认为“凡有所指皆未至也,至则无指矣”,即至高之物是无法指认的。《老子》三十九章说的“致数舆无舆”(车的零件不等于车的概念),《庄子·至乐》说的“至誉无誉”(最高的荣誉无法赞誉),也是类似的表达。我们知道,“道物论”即道不同于万物、道支配万物的思维框架是道家思想的基础,而在《公孙龙子》里,有无二分、指物二分的思维已经非常接近道物之分了。

  惠施的很多命题都指向那个可以整合世界的终极本源。例如“至大无外、至小无内”,和道家对于道的形容几乎同出一辙,因为在道家眼里,“道”正是既至大又至小的,如《淮南子·本经》就说“夫至大,天地弗能含也;至微,神明弗能领也”。再如“今日适越而昔来”,道家成玄英的疏在各家解释中最有说服力:“夫以今望昔,所以有今;以昔望今,所以有昔。而今自非今,何能有昔。昔自非昔,岂有今哉。既其无昔无今,故曰今日适越而昔来可也。”很可能惠施等名家已经在思考“今昔”之类对立是否具有绝对性的问题,因为如果站在超越的立场上,“今昔”的对立就有可能被相对化甚至被取消。而道家的“道”正好具有超越对立的功能。还有惠施的“万物毕同毕异”,万物既可以是完全等同的,也可以是完全相异的,惠施在充分认同“小同异”的基础上追求“大同异”,把统一性和差异性高度整合起来。所以,他的“历物之意”,就是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抽象化与绝对化,借以论证万物最终归于同一。所以,“历物之意”的最后一条是“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绝非偶然。通过名家无限的想象和严谨的推论,“道”其实已经呼之欲出了。

对于思维方式的探索

  从最为直观的语言表达来看,名家和道家也是非常接近的。如名家的“非有”“非指”,几乎可以换言为道家的“无有”“无名”。与《老子》首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最为接近的表达,莫过于《公孙龙子·指物论》的“物莫非指,而指非指”了。所以完全有理由推测,《公孙龙子》这段话的创造受到过《老子》的影响,甚至倒过来,是《老子》首章受到名辩思潮的影响,而创作出了类似《指物论》的表达,并在“道可道,非常道”之后,马上接续“名可名,非常名”,以呼应名家。考虑到战国中期的郭店楚简《老子》尚无第一章,这种可能性也并非不可想象。

  当然,语言的相似还是来源于思维方式的相似。名家和道家都有着非凡的想象力和高度的理智,这使得他们不受政治的、伦理的、宗教的场景拘束,而能从万物的性质及其存在方式、运动方式的角度展开极为自由的思索,这在先秦时代是极为难得的。值得注意的是,道家的思维常常是反向的、否定式的思维,这一点在《老子》那里体现得最为强烈。《老子》四十章云:“反者道之动。”七十八章云:“正言若反。”关于道的认识,无法使用世俗的语言,但又不得不说,因此只能从反向言说。公孙龙子也有这样的特征,他也大量使用“非”“无”“离”等否定式语言来表达其思维。学者金观涛、刘青峰曾指出,诸子百家都在追求“名”和“实”的相符,但公孙龙恰恰认为很难相符,因为用相互分离互不相容的概念去表示同一个“实”,是做不到的。在《白马论》中,他使用了否定性陈述才把“白马非马”说清,即“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使白马乃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异马也;所求不异,如黄、黑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与不可,其相非明。故黄、黑马一也,而可以应有马,而不可以应有白马。是白马之非马,审矣”。找一匹马,黄马、黑马都可以算数,但找白马,黄马、黑马就不能算数,所以白马这个类和马这个类就是不同的。金观涛、刘青峰认为这里并非公孙龙刻意混淆“个别与一般”的差别,而是试图使用否定的方式说明同一性和类属性的差别,因为如果使用肯定的陈述,同一性可以看作是类属性的特例,两者的关系就看不清楚,而只有在否定的陈述中,两者在类属性上的差异才得以凸显。可见,通过否定性表述,实在性被层层剥离,抽象性会越来越高。道家也从来不说“道是什么”。因为内涵无限小、外延无限大的“道”是无法用受到内涵与外延之局限的“万物”去衡量的,而使用否定的方式,即“道不是什么”,才有可能一步步接近道。

  诸子百家都认为他们的理论能够解决任何问题,都认为他们能够获得名实一致,而只有名家和道家处处体现出怀疑的、批判的、消极的、反常识的态度,这两家不仅仅在对于世界的认识上,在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上很多地方也可以引为同志。

  名家和道家谁先谁后、谁影响谁更多一些,限于篇幅本文不做讨论。但看得出,在很多地方两家表现出对于形上学的浓厚兴趣,两家很可能有着长期的对话与交流。日本学者森秀树把名家看作是“改变视角看世界,执着地追求认识能力弹性”的学派,“《齐物论》篇则对名家的这种生气盎然的思想跳动,情有独钟,接受了它的启示,并将之吸收到自己的体验世界,勾住了道家理论”。我深以为然。过去,讲两家的差别多,讲道家对名家的批判多,如果换个角度,找找他们的相似,把他们当朋友看,会出现很多有趣的发现。

  《光明日报》( 2020年07月25日 11版)

[ 责编:张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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