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同心同行】

　　作者：潘晨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国际中文教育教研室主任）

　　学人小传

　　吴玉章(1878—1966)，四川荣县人。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延安大学校长、华北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等职。著有《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中国历史教程绪论》《文字改革文集》等。

　　吴玉章一生起伏跌宕，充满传奇。他不仅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始终致力于革命斗争，而且是一位杰出的知识分子。吴玉章广泛涉猎多个学科领域，尤其在语言文字学、历史学、教育学等方面著述颇丰，他的学术著作、治学理念、教育思想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坐落于中国人民大学校内的雕像“吴玉章校长与学生在一起”。图片由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提供

　　走上革命道路

　　吴玉章青少年时期就树立了救国救民的理想，但他寻找光明的道路却是艰难曲折的。1892年，14岁的吴玉章到成都尊经书院求学，与同学游览武侯祠、杜甫草堂等名胜古迹时，时常联想到国家的危急存亡。清朝末年腐败的学政，断送了吴玉章读书求学的前程，他不得不弃学回家。甲午战争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使他痛心疾首，对国家的前途忧心如焚，开始寻找救亡图存的道路。后来，受康梁的影响，他决心做一个变法维新的斗士。戊戌变法失败的现实，让吴玉章苦闷地领悟到，在中国改良是行不通的，必须寻找新路。1903年3月，吴玉章变卖田产，辞别妻儿，东渡日本，希望一边留学一边寻求救国之路。在日本，他接触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深以为然，随即加入了同盟会，修正了救国图存的方向。遗憾的是，他和同盟会的同人为推翻清朝所做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的烈火席卷全国。回忆这段历史，吴玉章说：“我奔走革命最荣幸快活之事，无过于此。”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终以失败告终。在救国之路上再次陷入迷茫的吴玉章，不得不踏上了远赴法国的轮船。为了寻找革命真理，1914年他进入巴黎法科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同时积极关注国内的革命形势发展。再次回到祖国时，他仍在不断地寻找革命的曙光。1925年4月，吴玉章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曾深情总结自己走过的革命道路：“我入党时，已经47岁。我的前半生是在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上摸索前进的。从我少年时代起就为国家的忧患而痛苦，而焦虑，而奔走，企图在豺狼遍地的荒野中找出一条光明大道。但是，找了将近30年，经过失败，胜利，再失败，直到十月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到中国以后，我才找到了真理，踏上了一条正确光明的革命大道。我所经历的途程是多么漫长，多么艰难啊！”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吴玉章奋不顾身，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与此同时，吴玉章一生酷爱学习，坚持严谨求实的学术作风，在教育、历史、语言文字等诸多领域建树颇丰。1929年，吴玉章初到莫斯科时，连一个俄文字母都不认识。年过半百的他，克服记忆力下降、口齿不如年轻人灵活等重重困难，争分夺秒，朝读夕温，硬是啃下一本本俄语教材，一年后顺利通过了俄语听说读写的难关。无论在多么艰难的情况下，他都坚持学习，坚持著书立说，成为革命队伍中著名的学者。同时，学术也是他进行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是他救国救民的思想利器。在中共党史上，吴玉章与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徐特立并称为“延安五老”。他们同属“辛亥”一代知识分子，后来都积极投身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延安五老”积极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们术业有专攻，故而能更加灵活地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各自领域。其中，吴玉章在历史学、语言文字学领域成果丰硕。在历史学方面，他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历史问题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开拓者之一，其思想和观点在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语言文字学方面，他将很多精力都投入到了文字改革上。

　　吴玉章在小学检查孩子们学习汉语拼音的情况。图片由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提供

　　推动汉字简化

　　吴玉章为什么对汉字改革如此积极并矢志不渝？因为在他看来，汉字改革不仅是简单的文字变化，而且是昌明教育、发展科技、振兴国家的基础，是他实现爱国、报国、强国理想的必经之路。

　　吴玉章始终把普及教育、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作为文字改革的重要目标。“我已经八十岁了，从小习用汉字，如果单为个人，完全不必提倡文字改革，然而为人民大众和子孙后代，我必须坚持文字改革，为它奋斗到底。”吴玉章在1958年全国政协会议上作报告时这样说。这样厚重温暖的胸怀，来自身为知识分子的担当，来自对国家对人民深切的爱。简化汉字并且给新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我们今天仍在使用。但随着历史烟尘的渐渐远去，很多人对汉字的误解却在加深。我们回忆和缅怀吴玉章参与文字改革的历程，可以揭开历史真相，也可以加深我们对现代汉字的认识，对简化汉字正本清源。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文盲人数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0%以上。吴玉章深刻认识到，绝大多数人不识字的状况，严重影响到文化的普及，而造成文盲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汉字繁难。鲁迅小说《孔乙己》中有讽刺小知识分子对“异体字”自鸣得意的情节，“回字有四样写法，你知道么？”一字多形，给普通民众识字造成了不少困难和障碍。所以早在明清时期，一些文人学士就开始有意识地使用简体字，并出现了关于简化字的言论、文章和著作。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与国语罗马字母运动兴起同时，简化字也得到了发展。1920年，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提倡简化字。吴玉章经常和林伯渠等同志研讨中国文字改革的途径与方案，并在共同研究的基础上，于1930年撰写《拉丁化中国字初学教本》。他结合外国文字改革的经验，认识到汉字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文盲人口占大多数的现状较新中国成立前没有实质性改变。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国多次开展扫盲运动，就是为了解决识字问题。著名语言学家胡明扬先生讲过一个故事，他小时候总是无法把繁体字“雞”完全写进纸上的小格子里，以至于“恨屋及乌”，见到鸡就追着打。汉字简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汉字的繁难程度，对识字教学提供了帮助。有人在扫盲班同时用简化字和繁体字进行扫盲试验，结果是用简化字扫盲比用繁体字扫盲效率高20%左右。那时，北京开设了很多识字班，有工厂办的、学校办的，也有文化馆办的。第六文化馆速成识字班有个姑娘叫李瑞英，上扫盲识字班每天突击一百多个生字。她平时兜里总带着粉笔、书本，走路时念，吃饭时写，每天认字到深夜两三点钟。三个月后，她学会了2000个字，能读书、写信了，被评为学习模范。这足见简化字在扫盲运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研究表明，在识字教学中，简化字比繁体字的效率要高15%左右，而在书写方面则要高出40%以上。在中国普及教育，必须以识字教育为前提，一个文盲是无法谈及数学、物理等基础教育的。因此，普及文化教育的效果与识字教育的广度、深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识字教育的效率直接关系到教育事业发展、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吴玉章从旧中国艰难走出来，对提升国家教育水平、科技能力有着刻不容缓的紧迫感。进行汉字改革，是他毕生的学术理想和追求，这种理想和追求来自于他为国家、为人民的初心和使命。

图片由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提供

　　探索汉语拼音

　　汉语拼音如今在语文教育、国际中文教育、计算机应用等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人们使用汉语拼音如同使用汉字一样驾轻就熟，以至于不会想到它经历的历史风霜和千磨万难。当初吴玉章等学者探索汉语拼音之路，制定《汉语拼音方案》的过程是十分艰辛的。单就使用拉丁字母而言，在当时就曾饱受质疑，遇到了很大阻力。吴玉章说：“有些人认为拉丁字母好是好，但不是我们中国创造的，因此听说要用它来拼写我们的汉语，心里总是有点别扭。”他当时能站在历史、世界和未来的高度，力主采用普遍通行的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而不是罗马字母、斯拉夫字母等，在今天看来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汉语拼音在助力汉字扫盲、提高教育水平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大量实验表明，只要掌握了26个字母和拼音方法，就可以利用拼音来学习汉字，进而可以阅读汉字和拼音对照的读物，从而进一步提高阅读能力。当时山东平原县的王美荣是一个有四岁孩子的母亲，花了9天时间，突击学会了1500字，大家称她为“识字女状元”。过了几个月，“回生”了600多字，后来她用八九天时间学会了拼音，不仅把全部“回生”的字“回熟”了，还能够看注音读物，并通过拼音学习新字，解决了阅读中的“拦路虎”。《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全国的文盲数量从80%一下子下降到了52%。无论男女老少，都掀起了一股学习汉字、读书看报的热潮。在推广汉语拼音的实践中，吴玉章始终奋战在第一线，身体力行地前往多个省市推动汉语拼音教学。20世纪50年代，他首先在中国人民大学幼儿园选择几个班作为汉语拼音的“试验田”，让班上的孩子们试学。他亲自到幼儿园听孩子们读书，检验《汉语拼音方案》的效果。1960年，他不顾年事已高，到哈尔滨市郊的一个农村考察，恰逢北风呼啸、雪花纷飞的天气，他手拿拐杖，耐心询问农民们学习汉语拼音的情况，直到黄昏才返回驻地。在他的努力下，《汉语拼音方案》在群众中试教、试学、试用，逐步推行了起来。

　　如今，汉语拼音已经成为国际中文教育的“拐棍”和“抓手”，以学习汉语口语为主的外国人很多是借助汉语拼音来完成学习的，这正得益于当时采用的拉丁字母方案。在汉语走向世界的进程中，汉语拼音同样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是当初吴玉章等人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财富。一个国家文化的魅力、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主要通过语言表达和传递，掌握一种语言就是掌握了通往一国文化的钥匙。汉字和汉语拼音正是这样一把金钥匙。

　　1956年7月17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推广普通话训练班毕业纪念。图片由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提供

　　做学问老老实实

　　1940年，吴玉章在《六十自述》一文中回顾了自己从小不偷懒、不苟且、不半途而废，坚韧、忍耐的做事风格。他认为，学问来源于刻苦、用功，做学问必须老老实实，这是吴玉章一生秉持的治学态度。

　　他对汉字的研究很好地诠释了他的学术风格。汉字研究是一项非常艰难琐碎的事情，不仅需要深厚的学术功底，还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几千个常用汉字，要把每个字的来龙去脉搞清楚，要搜集历朝历代的民间俗字、手抄本用字、生活用字等。在从事艰苦卓绝革命工作的同时，在对敌斗争面临生死考验的时期，在物质条件匮乏、缺少参考资料的环境下，可想而知这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他为了求证一个字的来龙去脉，常常熬几个通宵。写出《中国文字的源流及其改革的方案》后，他竟然瘦了十几斤。

　　他对文字改革的态度和认识是实事求是的，他指出：“我们并不企图目前即刻用新文字代替汉字，目前我们所要做到的便是利用新文字来教育文盲，使他们在最短时间内可以用新文字学习政治与科学，也可以利用新文字去学习汉字。”吴玉章认为，科学的研究必须敢于打破旧的东西，创造新的东西。

　　坚持独立思考、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吴玉章严谨治学的重要方法。在文字改革的实践中，他很注意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如在延安开展新文字运动时，他发现在人们的思想和工作中存在一些错误，便在1941年12月新文字协会第一届年会的报告《新文字在切实推行中的经验和教训》中指出了关门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问题。为了进一步消除拉丁化新文字和国语罗马字之间过去造成的隔阂，他在1950年2月为黎锦熙著《国语新文字论》作了这样的题词：“加深对于方案的研究，把国语罗马字、拉丁化新文字和其他改革方案的优点都吸收过来，把它们的缺点都去掉，以便求得一个完善的方案。”后来的《汉语拼音方案》就是按照这一精神制定的。

　　新中国百废待兴。吴玉章谢绝了政务院拟委任的重要行政领导职务，毅然投身教育事业，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在党中央决定成立新中国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时，德高望重的吴玉章被任命为首任校长。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亲自奔波筹措校舍、准备招生开学。1950年10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开学，揭开了由中国共产党亲手创办社会主义新型正规大学的新篇章。吴玉章非常重视对青年进行理想前途教育,要求青年树立明确的奋斗目标，因为“青年人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是关系到国家兴亡和革命成败的大问题”。吴玉章认为：“青年人首先要树雄心，立大志；其次要度衡量力，决心为国家、人民作一个有用的人才；为此就要选择一个奋斗的目标来努力学习和实践。”他不仅要求每一个青年都应该有理想、有抱负、树立远大志向，并且应始终不渝地为之奋斗。“能够献身于自己祖国的事业，为实现理想而斗争，这是最光荣不过的事情了。”“人生在世，事业为重。一息尚存，绝不松劲。东风得势，时代更新，趁此机，奋勇前进。”

　　早年，吴玉章在赴日本途中写过这样一首诗：“不辞艰险出夔门，救国图强一片心。莫谓东方皆落后，亚洲崛起有黄人。”多年后，毛泽东对吴玉章有过这样的评价：“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不辞艰险、救国图强，吴玉章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吴玉章始终初心未改。

　　《光明日报》（ 2021年05月24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