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涵（中国民俗摄影协会副会长、云南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

　　当第一缕晨曦飘落哀牢山的皱褶深处，云南红河南岸峰峦间的元阳渐渐掀开神秘面纱。群峰、云海、森林、梯田，鸡鸣、狗吠、鸟啼、门响，大山醒来了。放眼望去，连绵起伏的群山中遍布着数不尽的层层梯田。这些精工开垦的梯田，大者十亩八亩，小者一件蓑衣可以遮盖，奇形怪状，千姿百态，勾画有序，巧夺天工，与周围的森林、村寨、溪流、天空一道，和谐至美。

　　是谁把这苍茫大山开凿成浩瀚梯田？这种震撼心灵的体验，渗入血液，成为我记忆深处无法抹去的印痕；直到今天，一直在吸引、召唤着我，牵引着我走向梯田，走近寨子，走进哈尼族的日常生活。

　　中国古代对旱地梯田的文献记载较早，而关于湿地梯田，最早的史书记载，据传是唐代樊绰所撰《云南志·云南管内物产》中的“蛮治山田，殊为精好”。这是对南诏国内山区农业生产状况较为细致的描述。从这个描述中，可以看出哀牢山梯田的独特之处，即当今的学者总结为“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度同构’”的农业生态系统和独特的梯田文化景观。

从栽秧到稻苗返青这段时间是捕获梯田黄鳝的最佳时期，摄于金平县阿得博乡。罗涵/摄影

哈尼族棕扇舞“我背你”的动作表现了族人之间的友爱、互助精神，摄于元江县羊街乡。罗涵/摄影

哈尼族青年男子身上的传统服饰局部，摄于勐海县西定乡。罗涵/摄影

在滇南传统民居土掌房房顶上捻线的哈尼族妇女，摄于元江县因远镇。罗涵/摄影

盖新房的哈尼族群众，摄于元江县羊街乡。罗涵/摄影

　　哈尼族村寨一般根据山势而建，周围必须有茂密森林覆盖，下方则是层层梯田，高山、森林以及常年流水、相对平缓肥沃的山梁等为垦殖梯田提供了必要条件，摄于元阳县攀枝花乡。罗涵/摄影

“开秧门”仪式后，哈尼族稻农正式开始春耕栽秧，摄于红河县大羊街乡。罗涵/摄影

哈尼族选用耐腐蚀、耐浸泡、耐磨损的锥栗树木材制作刻木分水器，让沟渠水流按开口宽度自行分水，摄于红河县车古乡。罗涵/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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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中外任何梯田都不可比拟的，它蕴含着人与自然高度和谐发展、人与人和睦相亲的文化特征，这是哈尼族高山梯田稻作集体智慧的结晶。这种智慧展现为哈尼族与哀牢山大自然高度融合的、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生态系统，它以稻作技艺、传统文化、思想情感为引领，成为人类适应自然、顺应自然、师法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杰出创造。

　　摄影艺术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贮藏时空。美国摄影家安塞尔·亚当斯曾说过：“你不要只是用相机拍摄照片，你的照片中应该有你的拍摄经历，你读过的书，你听过的音乐和你爱过的人。”在关于哈尼族的采访拍摄中，我没有从绚丽的梯田风光入手，而是把焦点集中在梯田的主人——哈尼族群众身上，以人的活动为采访拍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方法上，我学习借鉴社会学家庄学本确立的“视觉人类学”理论，推崇那种历经岁月尘封和淘洗之后的历史尊严感。

　　我以为，摄影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关于美的艺术，更应该是具有人类学、民族学、图像志意义的艺术形式，应该以一种专业态度，赋予摄影社会学、文化学、艺术学的内涵与张力，发挥摄影所承担的“见证历史，描述社会”的功能。

　　面对哈尼族的惯常生活，我努力在镜头中寻求庄重感和仪式化的表达，试图从中感知一个时代、一个区域、一个民族的尊严和生活面貌。在关注拍摄对象个体特征的同时，重视他们的文化属性和生存状态；他们的眼睛和脸庞，他们的服饰、生活场景、族群活动等。这些影像多是中景或特写，人物多为平视或仰拍。这不是一种摄影技巧，而是一种态度与情怀，一种对生命的庄重感知、深切关怀以及情感表达。

　　在摄影理念上，我不为人文而拍人文，也不为民俗而拍民俗，只为拍自己的内心感受。德国摄影家奥古斯特·桑德在拍摄日耳曼民族时说：“我从不让一个人看起来不好，他们自己表现出自己。照片就是你的镜子，就是你。”我呈现的哈尼族，在那些人物状态中、人物与环境的关系中，不同的脸孔、异样的眼神、差别的姿势，都试图表现这个山地民族的质朴、坚韧、刚毅与睿智的品性。

　　在这部摄影专题里，哈尼族人是无与伦比的主角。为捕捉他们的每一个瞬间，我在哀牢山区上千公里的纵深峡谷中整整追寻了30年。30年来，几百次哈尼族村寨的进进出出，我与采访拍摄对象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有的成为莫逆之交，有的当然也只是匆匆而过。而我的收获，就是10万余张照片和60余万字的采访笔记。

　　作为一名在汉文化环境中成长的哈尼族摄影者，我要对哀牢山和澜沧江之间的哈尼族人居环境的沧桑变化感同身受，仍然需要扎根这片泥土。对于这片土地上的族人，很多时候，我只是一个亲密的旁观者。我们站在一起，心却各有所属，远远的，却又甚为牵挂。多少个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春华秋实，我将找到的、看到的呈现出来，让我的相机为我的心找到词语。

　　《光明日报》（ 2021年06月13日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