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医者讲述】

　　护理工作对医院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不管在大病房还是小病房，如果护理工作上不去，其他工作都要受影响。作为著名的护理学专家，李纯一生情系护理事业，始终严格要求自己，细致认真地对待工作，一视同仁地对待每一位患者。她认为，对待患者，不仅要照护好他们的身体，还要关注他们的心理。

　　李纯主任是一位非常和蔼可亲的护理前辈。每一次与她交流都感觉如沐春风。她对病患悉心呵护，真情奉献暖人心；对后辈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育桃李。她的一言一行，无不闪耀着严谨、求精、勤奋、奉献的协和精神。

　　——访谈人李苑菁

　　很早以前我就想学医，但没能进医学院，就跟几个同学一起考了湖南省立长沙高级护士、助产职业学校。

　　1951年，我从护校毕业后，分配到湖南军区医院手术室。一年多以后，北京协和医院需要从全国各地调一些护士，我就在1952年4月4日到了北京，从此成为协和的一员。协和当时有一个志愿军病房，我被分配到那里，在老楼6号楼2层，工作了一年多。

　　记得有几个志愿军病人，脸伤得厉害，他们情绪变化很大。所以查房以后得给他们做思想工作，作为护士，要多去看看，安慰他们。

　　1953年，由于工作需要，又把我分配到老楼5号楼的病房，当时的护理领导是林雨。林雨老师是我的楷模。我都想不起她不笑是什么样子，她总是面带微笑，那么和善，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在老楼5号楼病房工作了一年多以后，我又被调到老楼7号楼地窨子的内科病房。有一段时间，老楼14号楼地窨子开了一个简易病房，林老师又把我调到简易病房去了。我跟林老师说：“我刚刚到一个地方熟悉一点情况，您就把我调走了，您怎么不给我长一点的时间？”林老师就跟我说：“我调动你，不仅因为你是副护士长，你还是一个共青团员。我这么频繁调你，就是想让你起起作用。”

　　董炳琨院长来院以后，我们护理恢复了夜班制度。董院长抓得比较紧，每天早上他要亲自听取夜班工作汇报，有什么问题马上就作出指示。我是护理干事，董院长提出问题，我就要去了解情况、解决问题。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协和是功能制护理的情况。三级护理，根据病人的轻重程度分一、二、三级，一级是最重的，二级差不多能够自理，三级是比较轻的，能够活动。管理方面，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严”字。当时的护士长几乎都是协和毕业的，她们在训练的时候就四个字：勤、慎、警、护。护校的校徽上就刻着这四个字，怎么做一个好护士，内容全在这里头。记得老楼7号楼地窨子的护士长许蕙萱，工作踏实、能干，要求特别严格，说话轻、走路轻、开关门也轻，真是协和模子里出来的。我有时说话声音比较大，她就摆摆手，让我小声点。

　　1981年，协和选我到日本去参观他们的护理工作、病房工作。回来后没过多久，我被任命为护理部副主任，到1983年，又任命我为护理部主任。在任期间，我们抓得最多、最紧的就是陪住率。一开始陪住率高达16%，100个病人有16个陪住者。我们就狠抓，分配名额，每个病房只允许几个人陪住。我们天天去检查，白天查，晚上也查，看有没有人不应该陪住的却陪住了，研究怎么解决，后来把陪住率压到了6%以下。1983年以后，开始推行责任制护理，就是对病人全面负责。

　　我护理过很多病人，但是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女病人。她得了绒癌，脑转移，双眼看不见，生病让她很痛苦。她丈夫对她不好，从不来看她，有一个女儿也见不着，所以她心里是非常痛苦的。她爱喝水，想喝水就叫我们。只要她一打铃，我们就赶紧给她送水。给她的水既不能凉也不能热，热的她喝不了，凉了她不爱喝，就要喝温水。我比较注意她的特点，所以只要她一打铃，我就拿着壶到厨房去打水，兑到合适的温度，赶快送给她。久而久之，她也特别喜欢我，一再跟我说：“李姐，我去世以后，你一定要参加我的解剖。”

　　工作这些年，陪伴家人的时间少了很多。我和爱人家里都没有老人，结婚以后生了三个女儿，家里住的地方小，也就10平方米，既不能把保姆请进家，也没有老人来照顾，所以孩子都托管在邻居家里，周末有时间的话就去看看她们。我平常没时间，回去又晚，有时候甚至不回家，所以三个孩子就一直这样，直到我最小的孩子长到12岁，我才把她们接回来。

　　过去一般除了主管护士要在办公室抄写医嘱、动动笔以外，护士有时间就去做巡回工作，看看病人，特别是危重病人和有特殊情况的病人。哪怕只是跟病人聊聊天，对病人也是个安慰，这很值得传承。我觉得护理工作对医院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不管在大病房还是小病房，如果护理工作上不去，其他工作都要受影响。另外，没有本事不行，光有本事，没有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思想也不行。协和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一切为了病人、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思想，离开了这个思想，别的什么也谈不上。

　　（光明日报记者田雅婷整理）

　　《光明日报》（ 2021年12月12日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