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陈培浩

　　文艺通过对新时代新征程的描绘参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既不能抽象，也不能流于空泛，而要有相应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眼纳千江水，是海纳百川，是承百代之流、会当今之变的辩证统合。千江和百代的一个方面是驳杂，假如没有大历史观，没有对历史总体性的把握，必然迷失于历史的杂多碎片和蜿蜒迷宫之中。由此描绘的新时代新征程可能只见枝叶不见树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局部不见整体，只见现象不见本质，只见碎片性不见总体性。

　　当代中国最大的历史总体性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文艺如何书写这个历史进程？历史总体性的存在，并不是要取消文艺工作者的思考，而是需要更多深入的思考和辩证的揭示。举例来说，一个当代作家如果要书写粤港澳大湾区，必然跟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相关，但其具体问题并不因这种历史总体性的存在而能够一揽子解决。换句话说，历史总体性是一种视野，一种书写的倾向，而不是一个现成的答案。并非所有的生活，都能够代表新时代新征程；并非所有的故事，都映照着历史总体性的光芒。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文艺界因为对僵化本质论的反思而丧失了对历史总体性的信任，这是一种矫枉过正。

　　假如一个作家要书写大湾区，我期待这种书写既能向此时此刻大湾区无数人民的悲欢经验敞开，也向大湾区丰富多元的历史和文化敞开。换言之，这种书写必须有一种历史的根须，深深扎根于16世纪以来的世界史，由此才能看见近代中国汇入世界的历程，看见中国如何艰难地完成自身的现代转型，看见现代中国如何携带着其古老文明和当代道路，汇入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这样的书写，历史中映照着当代，民族复兴的新时代新征程又深刻勾连着世界大势。这才是真正将当代性和历史性结合，描绘出恢宏气象的作品。

　　《光明日报》（ 2021年12月22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