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利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成员）

　　东汉边塞纪功刻石《通湖山摩崖石刻》位于内蒙古阿拉善左旗腾格里额里斯苏木通湖山顶，地属汉代西北边境的凉州武威郡辖地。虽然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被发现，也有一些学者做过介绍，但因严重损毁导致文字漫漶，迄今未引起学界充分的重视，其内容与价值有待进一步挖掘。

　　《通湖山摩崖石刻》的叙事体例

　　在为数不多的东汉边塞纪功刻石中，《通湖山摩崖石刻》篇幅较长，堪比《封燕然山铭》，残存字数超过百余字。从文体看，前半部分是散文体的纪事序辞，后半部分为五句六字对仗的韵文体颂辞。从形式到文体近于《封燕然山铭》，同属于摩崖石刻，利用天然岩石壁面稍经凿磨而成。其刊刻年代介于《任尚碑》与《裴岑碑》之间，蕴含的历史信息则远较二者更为丰富。此刻石铭文涉及历史事件和人物众多，涉及内容的时间跨度从西汉武帝到东汉安帝二百余年，叙事形式独具一格，不同于后二者集中记述一事一功。

　　《通湖山摩崖石刻》虽然损毁严重，但借助残存的有限关键文字、附近伴出的烽燧遗址和立石地址信息，联系历史文献记载，可对其叙事体例和刊刻意图做出合理推测。从可辨识的内容看，石刻从河西四郡的建立说起，追溯西汉武帝以来到东汉安帝永初年间历年来针对匈奴的战争与防御，涉及人物和时间包括西汉武帝、王莽、东汉光武帝和安帝，既有关于两汉不同时期对匈奴战争胜利的记录，也有关于凉州历史沿革、行政设置、修缮烽燧障塞等内容的描述。其中既包括匈奴帝国时期也包括匈奴分裂以后的北匈奴、南匈奴，涉及的地域既包括凉州河西四郡，也谈及西河地区朔方郡。文中多次出现河西四郡武威、张掖等名称与匈奴、北虏、虏等相关文字，附近100米处还发现汉代烽燧遗址。学界以往一般认为此碑当为纪念汉军对北匈奴的军事胜利，或为纪念军事设施的修筑。笔者曾撰文探讨《通湖山摩崖石刻》刊刻的时代背景，指出刻石所见最后的年号——东汉安帝永初之元年（107年）到四年（110年）间，正是东汉第三次绝西域，撤西域都护及驻军，西域与内地处于隔绝状态的时期。

　　此纪功碑并非为一时一事而刊刻，表彰的也非一人之功。这是认识此碑的一个前提。碑文序辞所记最后一事即永初四年战事的内容所占比重并不比前事更多，即使假定残损部分均为关于此战的内容，记述仍然十分简略，与此前的追溯性描写相比，基本上是均衡的。永初四年的记事之后，石刻的序辞部分也就此结束，接下来的内容属于官职和工匠人名等，相当于落款部分，最后是韵文体的歌功颂德、祈福祝愿的铭辞部分。

　　在安帝永初元年到永初四年间，东汉朝廷持续数年激烈争议凉州的废留问题之时，刊刻这样一通集中书写凉州驻军历年功勋事迹的石刻，显示出凉州危机与纪功刻石这两起事件的深刻联系。直接原因或许是永初四年的军事胜利，但这只是一个引子和表象，它为凉州驻军提供了一个自我书写的契机。庆祝凉州不被弃置，彰显凉州驻军的历史贡献，为凉州的存续权发声，可能才是刻石纪功的真相。西汉没有解决匈奴问题，到东汉安帝时在对匈奴关系中最终取得绝对优势。其后汉匈关系的展开，一方面是受到占据西域的北匈奴的威胁，造成西域的“三绝三通”，另一方面是与内附的南匈奴之间日益微妙的斗争与融合。东汉一朝是中原王朝与边疆各部族关系传统模式建立和早期发展的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关键时期，《通湖山摩崖石刻》正是这种复杂历史背景下汉匈关系的直接记录。

　　凉州危机的化解与《通湖山摩崖石刻》的刊刻背景

　　《后汉书·班梁列传》载，“永初元年，西域反叛，以（班）勇为军司马。与兄雄俱出敦煌，迎都护及西域甲卒而还。因罢都护。后西域绝无汉吏十余年”。显然，这段时间内东汉军队在对北匈奴关系上毫无建树，没有立碑纪功的事实前提，所以《通湖山摩崖石刻》无论为纪念军事胜利还是修筑边防设施，都应与北匈奴无关。与此同时，处于汉与西域之间的凉州的军事地位下降，加之羌乱此起彼伏，永初元年和四年，朝廷两次讨论放弃凉州，将凉州民众迁入三辅。碑文记录的最后年份即永初四年，发生了一件与凉州军队有关并同时与匈奴有关的重要战事，河西郡兵出征平定了南匈奴单于檀的叛乱，为此获得朝廷的嘉奖。汉廷特别对凉州所属河西四郡大赦，此前甚嚣尘上的“弃凉”计划由此搁置。这通纪功碑刊刻的直接原因，很可能是东汉安帝永初四年凉州驻军对南匈奴叛乱的平定。

　　永初三年（109年）至四年爆发南匈奴大规模叛乱，恰恰是来自凉州的大将梁慬率领西北驻军平定了南匈奴之乱，南单于脱帽跣足而降。这场胜利发生在弃凉建议被二度提出仅一个月后，随之凉州危机解除。二者之间显然具有某种因果关系。但从石刻内容本身来看，其极力张扬的事功绝非为此一役，而是不惜笔墨历数凉州自汉武帝建置以来在抗击和防御匈奴过程中的历次功绩。这个现象需要从东汉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来考察。

　　东汉时期的边塞纪功刻石目前发现的有纪念窦宪北征匈奴的《封燕然山铭》、纪念任尚剿灭叛乱的《任尚碑》和纪念敦煌太守裴岑消灭呼衍王的《裴岑碑》等，基本都置于战场或附近，前两者早于《通湖山摩崖石刻》，后者则较之更晚。而《通湖山摩崖石刻》与其他边塞纪功刻石有所不同。一是它没有立于战场附近，而是刊刻于立功军队所驻扎的凉州武威辖地。在距离摩崖石刻西100米处发现有石砌烽燧遗址，推测刻石很可能就在其军营或者戍守之地。二是一般边塞纪功刻石的内容往往围绕一件重大事功而详加陈述，突出表彰边塞将领克敌制胜的功勋。而《通湖山摩崖石刻》追溯西汉武帝以来历经王莽、东汉光武帝直到安帝时期河西四郡与匈奴之间的历次战争与防御，对永初四年最后一战并未特别突出书写其功勋，甚至有关这场胜利的军事统帅的名称似亦未提及（当然也可能恰好残损）。大张旗鼓刻石纪功又如此淡化个人功绩，这种做法当有其特殊的现实原因。要准确解读《通湖山摩崖石刻》的性质，不仅仅要看到其时发生的具体历史事件，还应考虑当时的社会背景特别是凉州地区的背景，不仅要看碑文直接呈现的历史事实，还应挖掘文字背后的深层历史细节。

　　诚如翦伯赞在其《秦汉史》一书中所说，东汉两百年间，和、安之际是一分界线。安帝初期，地震频发，饥民起义不断，羌族叛乱，乌桓寇边，天灾人祸使得东汉王朝疲于应付，已无力顾及遥远的西域和北匈奴残余。西迁后的北匈奴已经不是东汉最大的威胁，朝廷上下对经营西域都表现出缺乏热心和信心。加以接替班超担任西域都护的任尚施政不当，放弃西域成为朝野普遍的想法。永初元年汉军彻底退出西域，是东汉第三次与西域断绝往来。在这个过程中，东汉方面受到直接影响的就是连接西域的凉州及其所统河西四郡，一旦弃绝西域，凉州的重要地位也就失去了依凭。

　　其间，凉州羌乱大面积爆发，烽烟四起。从西域撤回的原西域都护任尚新任征西校尉，原西域副校尉梁慬及其所部军队临时驻扎于敦煌，作为平叛的后援。在多次与羌人的作战中，主将邓骘和任尚先后败绩，只有作为后援的梁慬取得巨大胜利，保住了河西四郡的安定，获得朝廷嘉奖，成为西北驻军的统帅。其军队主要驻扎于武威，主要活动区域在武威和张掖一带。《通湖山摩崖石刻》所在地属武威郡，石刻开头的文字“汉武（威郡）本（记）……”即点出其地属武威，文中又反复出现张掖之名，最后颂铭似乎也是为武威、张掖祈福。根据这些信息推测，当时驻扎于这一带的梁慬所部很可能与之有关。

　　对于凉州来说，永初元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从这一年开始，凉州反复被置于存废攸关、几被放弃的境地。如果不是永初四年凉州驻军以一场对南匈奴辉煌的胜利证明了其存在的价值，那么，面临被朝廷抛弃的凉州军民几乎彻底失去了继续坚守的话语权。可以说，永初四年击败南匈奴之战是化解凉州危机的关键一役，梁慬因功升任度辽将军。

　　按照此前所见一般边塞纪功碑的叙事模式，梁慬取得永初四年大捷，应该是勒石记功歌颂赞美的对象。然而，刻石中连他的名字都未提及，有关永初四年军事胜利的叙述也并未占据大的篇幅。显然，不是梁慬的功劳不够大，而是其表彰的重点不是这场战事本身和梁慬个人的功绩。究其原因，当与梁慬个人在战后不久的遭遇有关。在平定南匈奴叛乱后，南单于率众向梁慬投降，次年，梁慬即因擅自授予南匈奴人官职印绶而获罪下狱。《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载，“（永初）五年，梁慬免，以云中太守耿夔行度辽将军”。梁慬因战胜南匈奴而立功，又因重用南匈奴人而获罪。朝廷几乎抹杀了他的平叛之功。如果这一推测成立，则更加印证《通湖山摩崖石刻》的刊刻年代应在永初五年（111年）。此时，凉州危机彻底解除，汉安帝特赦河西四郡，下罪己诏，改革整顿凉州各级机构。在这种情况下，西北驻军为庆祝这一胜利，回顾和纪念历年抗击匈奴、保卫边疆付出的艰苦卓绝的牺牲和贡献，刻石纪功，只提集体功勋，而不突出个人。

　　永初四年，是东汉中后期与边疆民族关系长期被动局面中一个令人瞩目的转折点，平定南匈奴叛乱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正如虞诩所言，凉州保住了，三辅才不至于成为敌人进犯的前线。是故《后汉书》详细记载了这场胜利前后，朝臣中有关弃凉和保凉的不同观点及其论争，汉安帝对梁慬的褒奖和提拔重用，大赦天下和特赦河西四郡，以及次日下达的罪己和招揽人才的诏书全文，这些记录根本上都是凉州危机这一事件严重性的体现，汉安帝的一系列行动是对凉州危机过后的总结反思，是安抚凉州百姓、维护社会稳定、激励士气、凝聚人心的重要举措，包括刻石立碑本身，都可能是这一行动的组成部分，也是对凉州驻军关键时期的非凡战功和凉州因此免于被弃置的纪念和庆祝。

　　汉代纪功刻石的叙事转向

　　《通湖山摩崖石刻》是已知汉代纪功刻石的新类型，显示边塞纪功碑应包括对驻扎边塞的普通军人集体功劳的书写，并且未必是围绕一件事功、单个人物的集中描述，也可能是一个长时段数百年一代一代军人战绩贡献的追述性、总结性的书写。相较于其他边塞纪功刻石，其叙事性的散文体序辞部分篇幅明显较长，叙事方式愈加向历史记事方向转变。

　　传统碑刻研究多着力于铭文的释读、史实的考据、书法艺术、拓本流传、文学价值以及收藏与辨伪等方面，往往都围绕文字展开研究，这些都离不开文字的著录与考释。如果碑刻的文字漫漶不清，深入的研究基本无法展开。其实，借助考古学和人类学的方法，可以像考古学研究其他没有文字的普通出土文物一样，利用碑刻本身、伴出遗存以及其出土地点或保存环境，利用有限的关键文字，去关联经典文献记述中的历史背景，尝试在文献中做田野，探讨碑刻书写背后的历史真相。笔者曾运用这一方法对仅残存十余字的《任尚碑》进行了初步探讨，指出秦汉时期出现由帝王主导的祭祀性的封禅刻石，经过两汉时期由高级将领如霍去病、窦宪主持的代行祭祀并封禅刻石的过渡阶段，到东汉时期彻底摆脱封禅祭祀活动而向单纯的叙事性纪功刻石演变，并在中下级将领中流行开来。秦始皇《泰山刻石》、窦宪《封燕然山铭》以及《任尚碑》《裴岑碑》，可以作为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纪功刻石的代表作品。

　　《通湖山摩崖石刻》除了刻石无额，传世的东汉碑刻中其余元素大多具备，这也是东汉刻石从雏形逐渐走向成熟的过渡形态。纪功刻石的内容不仅限于现场性、时效性较强的事件，还可容纳部分的追叙性的历史事件。《通湖山摩崖石刻》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对边塞纪功刻石进行再认识的窗口。而面对此类文字残损的碑刻，尝试从多个角度复原其历史书写的真实情境，无疑对拓展纪功刻石的研究方法也具有积极意义。

　　《光明日报》（ 2022年06月20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