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戈为武：文献中记录的中华武术观

演讲人：吴洋 演讲地点：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 演讲时间：2023年5月

　　吴洋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学术史、先秦两汉文学等。专著有《朱熹〈诗经〉学思想探源及研究》，编著有《〈古文观止〉精粹解读》等，发表论文多篇。

　　武术，是中国传统的一项体育运动，在我国的历史文献中又被称为“武功”“技击”“武戏”“武艺”等，民国时期又有“国术”之称，我国东南部地区习惯称之为“功夫”，它包括踢打摔拿、器械攻防以及相关的医疗养护知识与实践，既注重体格之锻炼，又关注精神之修养，以格斗为目的，兼及体操之功能和舞蹈之美感，是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优秀文化遗产。

　　本期讲座，我们主要从文字、文献等方面，介绍武术历史流传点滴。

　　武有七德

　　武术发源于军事战争，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已经有“武”字，其字形为上戈下止（脚）。

　　“武”字从“止”从“戈”，“止”为人的足部之象形，“戈”为当时最常见之兵器，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指出，“武”字其“本义为征伐示威。征伐者必有行，止即示行也；征伐者必以武器，戈即武器也”。

《纪效新书》书影 资料图片

　　甲骨文中表达军事征伐示威之“武”，在进入西周之后被迅速赋予“德”的内涵，成为周代礼乐制度的重要内容，并且延续千年不衰，成为中国军事思想和中华武术思想的核心内容。

　　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97年，晋楚展开“邲之战”，楚军获胜，楚庄王在战后并未因此得意忘形，他将“武”之含义解释为“止戈为武”，即能够停止战争才是真正的“武”。这种观念可以说吸收了《诗经》中歌颂周武王用武功平定天下、恢复和平的诗篇所宣扬的内容，亦继承了《尚书》中“明德慎罚”“义刑义杀”的理念，并且影响到后世“刑期无刑”“杀以止杀”“战以止战”之观念，也由此开始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又勇于捍卫正义的精神品质塑造之路。除此之外，楚庄王还提出了“武有七德”的观念，即：“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乐”“丰财”。如果我们略作引申，则楚庄王所说的“武之七德”可以进一步理解为制止暴力、消灭战争、施行德政、传承功业、安定人民、团结友邦、充盈财富。这些内容同样依据的是《诗经》中歌颂周文王和周武王伐纣建周功绩的诗篇所传递的主题。在2600多年前，我国先民就已具有了这样的政治理想，并在之后反复强调，还将这一理想制度化为帝王之谥号，以提醒和告诫后世的执政者——《逸周书·谥法解》中记载，“武”这一谥号所代表的内容为“刚强直理”“威强叡德”“克定祸乱”“刑民克服”“大志多穷”，前四者都是在强调武功的同时，也强调要坚守正义、忠恕、美德和法则，而最后一条则是对后世的警告：不可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不加节制的“武”不仅会令人困穷，更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楚庄王提出的“武之七德”，不仅包含了悲天悯人、天命所归的和平理想，而且还具有追求德政的政治理念，更强调安居乐业、增加财富的现实意义，一个立体的“武德”观念从此树立起来，并且被代代传承、不断丰富，成为中华武术的道德核心。

2008年发行的戚继光纪念邮票 资料图片

　　兼容并包

　　如果说“武德”是中国武术历史传承的精神内核，那么中国武术得以生生不息的源泉与动力就是“兼容并包”和“求真务实”。

　　在明代东南沿海的抗倭战争中，明朝曾从广西调遣壮族“狼兵”参与抗倭，其中一支“狼兵”由田州土官岑猛的妻子瓦氏夫人率领，取得了辉煌的战绩。瓦氏夫人所率领的“狼兵”有所谓的“岑家兵法”，擅长小队作战。杭州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副教授李吉远认为，在抗倭战争中起到决定作用的戚继光的“鸳鸯阵”，当年可能就借鉴过“岑家兵法”。瓦氏夫人擅使双刀，并将刀法传授给了项元池，项元池又将双刀法传授给吴殳，吴殳在他的武学名著《手臂录》中作《双刀歌》以记录此事，他还将自己从河北“渔阳老人”处学得的剑法融入瓦氏双刀法，并且将瓦氏双刀法进一步演化为枪法。正是吴殳的学习与改造，使得广西壮族的武术与中原武术互相交流融合，形成了新的武术招式与技术理念。

　　除此之外，据暨南大学中外关系所教授马明达在《历史上中、日、朝剑刀武艺交流考》一文中的研究，戚继光在抗倭战争中发现倭寇刀法凌厉，于是他在所获日本刀法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著成《辛酉刀法》，以此教练士卒对抗敌人。后来，程宗猷和吴殳都钻研日本刀法，并将心得记录在各自的著作中。这种双手刀法在中国一直流传不辍，到清末民国时期，一派由河北黄林彪传给马凤图，马凤图曾将该刀法改编成“破锋八刀”，作为当时军人的大刀教材得到推广；另一派由吴桥谢德恒兄弟传给刘玉春等人。1928年“中央国术馆”成立，马凤图传人马英图和刘玉春传人郭长生将各自所传加以整合，称之为“二趟苗刀”。今天所谓的“苗刀”即源流于此。

　　另外，马明达教授在《燕山常巴巴轶事辑述》一文中指出，西北地区以天启棍和八门拳为主的传统武术体系，很可能都源自一位名叫常燕山的回族民间武术家。马明达指出：“他在传授武术时，打破民族壁垒，一开始就注意协调好不同民族拳家之间的关系，从而为以后的和睦相处奠定良好的基础。”这与瓦氏夫人参与抗倭并传授双刀法的历史故事有着相似的积极意义。历史上中国武术兼容并包的特点，有利于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取长补短、开拓创新。

　　中国武术之所以能够做到“兼容并包”，与其一贯的“求真务实”追求是密不可分的。为什么瓦氏双刀、岑家兵法甚至日本刀法等能够被古代武术家借鉴，就是因为它们都经过实践，曾经被证明是有效果的武艺技巧。可以说，“兼容并包”本身也是“求真务实”的一种体现。

河南嵩山少林塔沟武校的学生在上课。新华社发

　　我们之前提到的“武之七德”中，“禁暴”“戢兵”“安民”“丰财”也属于相当“务实”的德行。古人在武术传习的实践中也在不断丰富这些观点。魏文帝曹丕在谈到射箭时曾说，设好靶子去射，远比不上打猎射。他与将军邓展比剑，虚虚实实，四次取胜，然后对邓展说“愿邓将军捐弃故伎，更受要道也”，这都表现出曹丕在武术上强调实践、求真务实的特点。戚继光出于军队战争要求，坚决杜绝任何不实用的武术招式，他在《纪效新书》中曾明确提出：“凡比试武艺，务要俱照示学习实敌本事真可对搏打者，不许仍学习花枪等法，徒支虚架，以图人前美观。”体育史学家唐豪先生在《内家拳自序》中也说：“古之拳家，以花法套数惑世，戚南塘三百年前，已慨乎言之。”可见，“求真务实”一直是中国武术的重要追求，尽管历史上“花枪”“花法套数”层出不穷，但是江湖骗术从来不能遮挡真正武术家和学者的火眼金睛。

　　武术是以格斗为目的的，因此必须具备对抗功能，也只有在对抗中才能展现出武术的最大魅力。放眼当今世界，拳击、泰拳、跆拳道、空手道、柔道、巴西柔术、综合格斗等，都已经具备科学的训练方法、合理的段位标准和公平的对抗比赛，也因此成为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的体育项目。而中国武术历史悠久、流派众多，如何才能建构起一套让大家共同认可的标准呢？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武术家从来没有放弃武术的对抗性和实战性。如果我们能够继续秉承“兼容并包”“求真务实”的原则，进一步吸纳世界上其他武术在技法和规则上的特长，融合自己的传统与特点，传承中国武术的精神内涵，真正保持中国武术的格斗本质，是能够让中国武术在属于自己的道路上阔步前行的。

5月19日，河北省滦南县第三实验小学学生在操场上练习武术。新华社发

　　文武兼备

　　宋代学者洪迈曾经指出：“三代而上，文武不分。春秋列国，军将皆命卿，处则执政，出则将兵。”验之先秦文献，此说良是。《周礼》中记载“保氏”之官负责教育当时的贵族子弟，其中重要的教育内容就是“六艺”，即“礼”“乐”“射”“驭”“书”“数”。六艺中的“礼”“乐”，乃礼仪规范；“书”“数”，是文化知识；“射”“驭”，则为军事才能，也就是“射箭”和“驾驭马车”两种“武艺”。《周礼》中所展现的古人早期文武兼备的理念与实践，在《左传》中有着鲜活的例证。比如，《左传·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年）晋楚“邲之战”之前，楚国派出一辆战车去向晋国军队挑战。这辆马车由许伯驾驶，乐伯为车左负责远射，摄叔为车右负责近战。他们驾驶马车冲到晋军营垒前，与晋军交战后掉转马车返回自己阵营。此时晋军派出三辆战车追赶，乐伯利用高超的箭术射退左右两辆晋军战车，却发现只余下一支箭，而身后还有一辆晋国鲍癸的战车追赶。这时，突然一只野鹿出现，于是乐伯用最后一支箭，射杀野鹿，随即许伯停下马车，摄叔将死鹿献给追击而来的鲍癸，并说：“虽然时节未到，但是我们只有这一头鹿作为礼物，希望能够送给您的手下。”鲍癸看到这一情况，对手下说：“他们的车左是一名懂得箭术的神射手，他们的车右善于辞令，他们都是君子啊。”于是，鲍癸停止了追击，放楚人离开。

　　《左传》所记载的这一故事，是春秋时期典型的“君子式”作战模式。许伯、乐伯、摄叔作为挑战者，各司其职，不辱其命，是忠于职守。古代射猎，“自左膘而射之，达于右腢为上杀”，也即从左侧小腹斜向右肩，一箭穿心，这种方式不仅减轻猎物的痛苦，同时也保证了猎物体内之洁净，是为上杀。古人射猎还有所谓“三不献”，即“面伤不献，践毛不献，不成禽不献”，“面伤”和“践毛”都是迎面射向猎物，均有“诛降”之嫌，“不成禽”则是诛杀幼小。乐伯“射麋，丽龟”，既说明箭法高超，更说明其恪守法则。摄叔献鹿，实属走投无路，但是他言辞不卑不亢，熟悉时令，谦恭有礼，从容不迫。鲍癸放弃追击，正是基于时人对“君子”的尊重。

　　拿以上所举“射”“驭”二艺来说，当古人形容一个人“驾驶”技术高超的时候，会说“执辔如组，两骖如舞”“四牡騑騑，六辔如琴”，形容一个人“射箭”技术高超的时候，会说“美目扬兮，巧趋跄兮，射则臧兮”，这都是将“武艺”与人的风度紧密联系到一起。

　　《礼记·射义》中说“故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这是将“武艺”的技巧提升到德行与礼法层面。

　　在《孟子》中，记载孟子与其弟子公孙丑讨论如何才能做到“不动心”（即意志勇敢坚定）。孟子举出北宫黝、孟施舍和曾子三种培养勇气的方式。后人推测，北宫黝大概是一位武士，其培养勇气的方式在于“争胜”；孟施舍可能是一位将领，其培养勇气的方式在于“不惧”；曾子是孔子的弟子，他继承了孔子培养勇气的方式，即“守义”：如果心中觉得不义，那么即使是面对一个毫无战斗力之人，他也会畏缩；如果心里觉得符合正义，那么“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认为北宫黝和孟施舍都不如曾子的方法得其要领。然后，孟子又提出自己的方法，即“养吾浩然之气”。此“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孟子的“浩然之气”是与“义”相合而从内心中产生，正其心，诚其意，合于义，反求诸己，以心持志，则无疑无惧，浩然无敌。虽然孟子讨论的是人的意志问题，但是他借助武士、将领和儒者“养勇”的不同方式展开论述，将“武勇”的外在功夫转化为“养气”和“正心”的内在精神修炼，塑造的是中华民族一直秉持的刚烈的浩然之气，也深刻影响了历史长河中武术内外兼修之品格。

　　我们还可以从《左传》中看到，吴王夫差侵伐鲁国，鲁国大夫微虎征募勇士准备夜袭吴王，孔子的弟子有若即在其中；齐国侵伐鲁国，孔子年轻的弟子樊迟担任车右，冉求则率领左师，持矛突入齐军，获得胜利；卫国发生内乱，孔子弟子子路救主失败，结缨而死。孔门弟子，以讲求仁义、研习礼乐、文质彬彬著称，然而依然不乏不避锋刃、舍生取义之人。即使后来对于儒家颇多批评的墨子，主张兼爱、非攻，但是其著作中《备城门》等二十篇皆为具体的守城之法，且墨子长途跋涉从齐至楚，制止公输班攻宋，其侠义之精神与军事之才能，展现出与儒家异曲同工的“文武兼备”特点。尽管后世随着官僚系统和选官制度的发展，特别是科举考试的成熟，文武逐渐分途成为历史事实，但是“文武兼备”作为从古至今绵延不绝的人文传统，不仅成为国人的理想始终不乏实践之人，也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中国武术的特殊品格。

　　魏文帝曹丕，组织撰集我国最早的类书《皇览》，其撰写的《典论》中保留下来的《论文》一篇成为文学批评史上的名作；另有创作诗赋百余篇，其中《燕歌行》一度被看作我国最早的一首完整的七言诗。除此之外，曹丕善骑射、击剑、双戟，他在《典论》的《自叙》中讨论武术的内容，更是成为了解当时武术发展情况的宝贵史料。

　　唐顺之，明嘉靖八年进士，明代唐宋派古文的代表人物，嘉靖八才子之一，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江淮，参与抗倭，亲自“跃马布阵”“持刀直前”，其所作《武编》被《四库全书·子部·兵家类》收录，还曾向戚继光传授枪法，令戚继光叹服。由于明朝倭寇之患一度甚烈，所以导致明代中后期出现了文人谈兵尚武之风，除了唐顺之，还有郑若曾、何良臣、茅元仪等人，李吉远先生在《明代武术史研究》一书中有详细介绍，此不赘述。

　　黄百家，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之幼子。黄百家传黄宗羲之学，补缀其父《宋元学案》，精通数学，后入明史馆，编《天文志》和《历志》。黄氏父子在清初学术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往往为人所忽略的是，黄宗羲所作《王征南墓志铭》和黄百家所作《内家拳法》是有关“内家拳”的重要史料，也可以说是明末以来拳分内外之滥觞，而黄百家则是“内家拳”的主要传人之一。马明达先生在《说剑丛稿》一书中曾经指出：“明末清初，南北文人中曾出现一股研讨兵学和崇尚武艺的风气”，除了黄氏父子之外，南方有吴殳、陆世仪等人，北方有傅青主和颜元、李塨等人，颜元曾说过“文武缺一岂道乎”，这与当时明清易代、国家扰攘的历史背景相关，同时，学者们也开始反思长时间文武分途后，重文轻武所造成的武备松弛、士风疲弱、游谈无根、空言误国之恶果，从而转向更加务实的学术取向。

　　清末到民国时期，面对西方列强的侵侮，国人再次掀起追求“文武兼备”的浪潮，特别是面对西方现代文明，为了破除迷信，让中国武术自我树立，走上科学发展道路，以体育史学家唐豪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始从事中国武术史的研究。唐豪先生整理武术文献，考索历史真实，实地搜集资料，写作了《太极拳与内家拳》《内家拳》《少林武当考》《少林拳术秘诀考证》《中国古佚剑法》等众多专著。唐豪友人刘蔚天在唐豪所编“武艺丛书”的感言中说，唐豪的著作，“把荒诞的，邪魔的，神秘的种种关于武艺的谬说，或者竟利用这谬说作烟幕，掩护自己‘安身立命’企图者们的狂言，作一度‘清算’；同时还把前代遗留下来‘武艺’上的东西——合理的使它存在，不合理的要无怜惜地剔除出来，扬弃了它——作一度新的整理和估价。更要指明的是：所谓‘武艺’本身在人类历史进展上，目前以至将来的社会，它应该占着怎样的位置和价值？这样明瞭了以后，我们才能得到一个正确的，带有科学性的实践标准，才不致蹈于盲目的努力，从实践中可以更接近地证明了所谓‘武艺’的价值在那里”。显然，唐豪先生的武术史研究，并非单纯的史学研究，他是希望通过这一工作，为中国武术的研究与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解决困扰中国武术的现代性问题、科学性问题和实践性问题，让中国武术能够在现代社会重新焕发生机，让中华民族能够借助武术，以强壮的精神和体魄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时至今日，随着新的教育体制和教育理念的完善，随着体育运动的普及和生命观念的更新，“文武兼备”的传统与理想在今天得以真正继承和实现，越来越多的武术家和武术习练者都具有了现代体育和科学知识，能够将古老武术的演练方法和精神内涵加以传承和发展；越来越多受过系统学术训练的学者开始从事武术史研究和武术实践，高校和研究单位的民族传统体育学学科建设也渐趋合理。我们相信，中国武术作为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优秀文化遗产，将建立起完备的学术、实践与文化系统，让自身得到进一步发展，让世界更了解中国武术。

　　《光明日报》（ 2023年06月24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