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评介】

整体研究法：故宫学的史学方法论意义

——以《紫禁城——一部十五世纪以来的中国史》为例

　　作者：毛佩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郑欣淼的《紫禁城——一部十五世纪以来的中国史》（以下简称《紫禁城》）出版了。在该书的学术座谈会上，与会者再次论及了故宫学的意义。故宫学是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郑欣淼在2003年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概念一经提出，便显示出了它的效力，随之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故宫的成果。在郑欣淼自己关于故宫的十余部著作中，就有七部是在故宫学的学术框架下完成的。

　　当故宫学概念最早提出时，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同。认同故宫学的学者，大多也仅把它视同于敦煌学、红学那样一个新兴的学科分支。然而在研究实践中，故宫学日益显示出它的特殊的性质，尤其是在研究方法上。《红楼梦》是一部小说，对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小说文本上；敦煌属于文物遗存，对它的研究除了壁画、雕塑外，主要是敦煌文书；而故宫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存在。涉及故宫的“史料”，既有文物，包括不可移动的、可移动的，又有文献，包括书面的和地下发掘的。涉及故宫的历史既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外交，也包括礼仪社会民俗。可以说，故宫见证和承载着一部全方位的历史。这就决定了，任何关于故宫的研究，都不可能是单一的，都会涉及故宫的不同方面。因此，针对故宫这一研究对象，需要在研究方法上做出调整，而“故宫学”的提出促进了研究者在研究方法上的自觉创新。

　　中国传统史学一向以文献为主。虽然史学前辈们也重视行万里路，踏寻遗址、访问故老，但史学研究之要在于追究、考订文献。二十世纪初，随着我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史学研究出现一大变化。王国维提出了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现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二重证据法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学术特别是历史学、考古学等的发展。进入21世纪，以贵州安顺屯堡研究为契机，一些学者提出了三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的提出是由于在当代屯堡人的社会生活中，保存了不少明朝初年迁徙驻防于此地带来的明代的语言风俗，包括建筑、地戏、服饰乃至世代传说等。因此，“田野考察”就成为研究屯堡的必须。田野考察作为屯堡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翼，合纸上之材料、地下之材料而为“三重”证据。

　　事实上，对故宫的研究也是多维的、立体的，或者说，故宫学要求对故宫做整体研究。那么，故宫学的概念就不仅仅是一个以故宫为中心的学科，其中自然包含了新的史学研究方法范式，笔者称之为“整体研究法”。《紫禁城》是故宫学实践的一个典型，也是整体研究法的一个典型。该书堪称体大思精、剪裁得当、文采斐然，以故宫为中心展开了宏大历史叙事，确如其副标题所说，是“一部十五世纪以来的中国史”。作者认为，这部书从四个方面着眼，即紫禁城作为皇宫的建设史、紫禁城作为朝廷的政治史、紫禁城作为宫廷的生活史、紫禁城作为故宫的博物院史，以此呈现紫禁城的生动的整体史。

　　历史自身本是整体，后世之研究大都声称追求恢复历史原貌，而实际上，由于学科的划分、着眼点的不同、研究方法的差异，众多历史研究一定程度上不自觉地分割了历史。可以说，《紫禁城》一书的整体研究方法，不仅适用于故宫研究，对于史学研究也具有普遍意义。在笔者看来，“整体研究法”与二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是可以并列的重要研究方法，是以往各种研究法的发展和推进，将会对史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那么，故宫以外的历史为什么也可以使用整体研究法呢？这是因为，当代学术的发展，使得大量的文献史料被发掘整理；考古事业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地下遗存重见天日；摄影、印刷业、互联网的发展，使得研究者很容易见到各种文物的真容；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使得研究者得以亲近各种文物；交通的发达，使研究者能够去考察各地的文物遗址，这些都使得史学研究者可以不再囿于纸上，不再拘于斗室，而能够对历史进行整体研究。《紫禁城》一书的出版，不仅使我们读到了一部整体的、生动的十五世纪以来的中国史，而且使我们深刻体会到了整体研究法之于史学研究的深远意义。

　　《光明日报》（2023年10月09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