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包伟民（浙大城市学院浙江历史研究中心教授）

　　“大宋史”之说最初在四十多年前由邓广铭先生提出，影响深远，不过历来学界对其具体阐发不足，内涵或有未明，甚至偶有歧见。本文试从概念内涵、争议回应与研究举例等方面展开阐释，认为“大宋史”之本意与深意，乃是立足于10至13世纪中国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时空背景，倡导史学研究应该突破严格划分此疆彼界，统观全局，诸史兼治。当然“大宋史”观不是指研究议题非得横跨诸史不可，而是应该具有通览全局的整体观。研究议题不同区域间的不平衡、分析讨论具体议题的视野狭隘，是学界对既有研究反思与批评最为集中的两个方面，“大宋史”观的落实或许也可以从这两个方面来作具体讨论。

　　概念内涵

　　1982年10月，中国宋史研究会在郑州召开第二届年会，邓广铭先生在会上提出：“我们的学会虽是以宋史研究会为名的，而实际上，不论北宋或南宋，都只是当时中国大陆上先后或同时并立的几个割据政权之一。既不应把宋朝作为正统王朝看待，更不能把它与那时的中国等同起来。宋史研究会的会员同志们所要致力的，是十至十三世纪的中国历史，而决不能局限于北宋或南宋的统治区域。”（邓广铭等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在这里，邓先生一方面强调不管北宋还是南宋，以及辽、金等，都不过是当时中国内部的一个政权；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不管是宋史学界，还是辽金史学界的同行们，“均以研究那一有关时期的中国史为职志”，所以大家都应该统观全局，不能严格划分此疆彼界，将自己的研究范围局限于某个政权的范围之内。在此之后，虽然并没有专文讨论，但在各种不同场合的论述中，他关于“大宋史”这个概念的提法是明确的。

　　归纳言之，邓广铭先生提倡学者们对于宋、辽、金，包括西夏各个政权，都应该诸史兼治。他自己也如此身体力行、做出示范。同时，对于诸史的次序，他还主张摒弃传统的以“宋”为首的惯例，认为应该根据诸政权创立的时间先后来排列，作“辽宋西夏金”。

　　这就引出了一个怎样具体落实，也就是如何做到诸史兼治的问题。我国传统史学很早就认识到治史应该有全局观，近代史家也多有相同的看法，具体到辽宋西夏金史领域，就是要诸史兼治。邓广铭先生以学界引领者的身份，在多次呼吁的同时，更提出了“大宋史”这样一个具有标识性的核心概念。这一核心概念更多关注的是通览整个历史时期横剖面的视野，与此同时，他还常常强调应该打通不同断代，提高纵向的观察能力。令人遗憾的是，近年来研究的实际进展似乎并不明显。从某种程度而言，史学研究领域分割的固化，是其越来越“专业化”的趋势造成的。

　　学问之道，专与博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专以其一而精，或失之于狭；博以其兼而通，或失之于泛。近代史学的发展，尤其是近年来受社会科学深刻影响，日益走出编纂的传统，远离叙述之本义，而走向专题分析，以精深而非广博取胜。于是，辽宋西夏金诸政权其中的任意一史，就成为许多学者足够驰骋智力的“专业”领域，无暇似乎也不必他顾。尤其在宋史领域，可能因为存世的历史文献相对丰富，学者们甚至可以长期专注于某些侧面，连一史的全貌都顾不上。跨出“专业”兼治他史，就更不容易做到了。

　　事实上，对绝大多数研究者来说，在史学发展越来越趋向精深分析的前提之下，能够涉足的研究专题本就有限，横跨几个不同的研究领域更不容易。但是，如果想要真正深入观察10至13世纪的中国历史，不管是针对辽宋西夏金哪一史之中的哪些具体专题，都不能孤立地、仅仅立足于某一政权的范围去观察，而应该具有通览整个中国史的全局观。这就是前贤强调“兼治”的深意之所在。奉行“大宋史”观主要当落实在观察视野的超越，而不是指研究议题非得横跨诸史不可。这么说来，随着当今学术研究条件的明显改善，辽宋西夏金史研究从划分此疆彼界走向“大宋史”，并非不可企及，关键在于研究者首先得具有全局意识。

　　争议回应

　　“大宋史”观被提出后，许多学者给予了积极的回应。不过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意见集中在是否应该以“宋”来指代整个10至13世纪的中国史。提出一个新概念来表达某种学术思想，是史学研究中常见的方法。提议者的学术贡献体现在准确的概念抽象、恰当的内涵界定、必要的学术推介等方面。这样的新概念既可以归纳某些凸显的历史现象，也可以指称特定的研究范式，领域广泛。在大多数情况，这些概念的提炼与阐发也需要有一定的积累过程。“大宋史”观正是如此，邓广铭先生用这一概念强调了辽宋西夏金诸史兼治的学术思想，简明扼要，使人一目了然。

　　至于这个概念的提炼，为什么是“宋”，而不是“辽”或其他？这无非是考虑到辽宋西夏金诸政权的不同特点所作的一个相对性的选择而已。这是因为：首先，在辽宋西夏金诸政权中，除了比辽政权建立略迟了几十年，两宋政权先后存在了三百余年，时间的涵盖度最长。其次，中华文明数千年来在东亚地区发育、成长，汇合了长城内外、五岭南北众多民族的文化因子，但是它的核心地带一直在黄河与长江这两大流域。在诸政权中，只有两宋王朝一直占据了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核心地区。北宋灭亡后，女真族金国政权虽然占据河南地区，但经济明显衰退，而且其统治中心更远在黄河之北。南宋政权的统治范围以长江流域为中心，包括淮南、川蜀与岭南，无疑也包含了当时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再次，中华文明海纳百川，诸业兼营，但这一时期相对而言无疑是以农业为最重要的经济基础，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文明体。在诸政权中，则以两宋政权农业经济的占比最高。所以认为两宋政权所统治的地区是当时中国的经济主体，是没有异议的。最后，汉、契丹、党项、女真、白、苗、瑶等众多民族共同创造了10至13世纪的中华文明，他们相互之间有时不免兵戈相向，但更多的时候则和平共处，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几乎全方位地相互交流、影响。这些交流与影响当然是双向乃至多向交叉的。在这一波澜壮阔的文化交流网络中，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占据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两宋政权无疑发挥了更为主动的作用。

　　正如史金波所指出的：“宋朝在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具有核心地位，是当时各民族发展的压舱石。各少数民族王朝互学互鉴，为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共同缔造中华文明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史金波：《深入推进宋辽夏金史研究的思考》，《河北学刊》2020年第5期）总之，从以上各方面来看，以“大宋史”来指称整个关于辽宋西夏金时期的史学研究，是合适的。

　　研究举例

　　那么，“大宋史”观到底应该如何具体落实？从学界目前对10至13世纪中国历史的研究的反思与批评情况看，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议题不同区域间的不平衡，二是分析讨论具体议题的比较视野狭隘，未能揭示出更深刻的历史真相。的确，在相当程度上，也许是受存世历史资料现状制约的缘故，目前关于10至13世纪中国历史的研究存在着明显的区域不平衡性。在诸史中，西夏史因为近年来大量考古文书的公布与出版，研究拓展明显，但也受文书类型的制约，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领域间存在着不平衡现象。辽、金史相比于宋史，仍有许多领域未能展开充分的讨论。在两宋史领域内部，这种研究的区域不平衡现象同样显眼。李华瑞就认为，学术史中把研究视野从整个宋政权，缩小到南宋，再到江南，“历史的空间一步步缩小”（李华瑞：《唐宋史研究应当走出“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光明日报》2017年11月20日史学版），并对此提出了批评。

　　所以，问题就回到了如何克服资料不足的困难，展开对此前相对受冷落地区与议题研究的讨论。近年来一些研究成果给了我们一些有意义的启示。辽宋西夏金时期存世历史资料的南北不平衡，对于学界来说既是巨大挑战，同时也可能提供某些机遇，主要取决于研究者如何应对。任何历史文本都会带上记述者的印记，如果这些文本的产生过程较多周折，它们背后的这种印记也必然更为复杂。例如，关于契丹、党项、女真等民族的早期历史，大多出于传说，各政权建立后又往往对这些传说进行整理与有意识的建构，元末编纂三史时复行裁剪、编凑，文本与史实之间的关系不免存在好几层隔阂。又例如存世的一些文献不少出于宋人之手，或依据使臣之笔，或来自探马之言，或出于无影传闻，形成文字，引入章奏，载之史籍。所以，如果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这些文本的复杂史源，层层剥离那些记述者留下的印记，就不仅可以探知文本记载的真实信息，同时也能够了解与这些印记形成过程相关的一些史实。

　　近来有学者从细致的文本批判入手，对以元修《辽史·营卫志》“部族门”为主的关于契丹早期史的记载，条分缕析，还原作为其史源的中原文献系统和契丹文献系统的核心内容，揭示中原文献系统出于构建华夏正统秩序目的与对周边地区少数族裔历史的了解欠周所造成的误书，以及阿保机家族以自身家族史取代改造契丹统治集团历史的政治化塑造过程，以此造成的目前存世关于契丹早期史记载之出于“三重滤镜”之下图景的结果，就是很好的例证（苗润博：《〈辽史〉探源》，中华书局2020年版）。

　　在对传统历史文献剔抉发微的同时，尽力拓展历史信息的来源，同样重要。对于辽西夏金诸史而言，除了应该熟练掌握民族语言，充分利用存世以及新发现的民族语言资料之外，近年来各地加速进行的工程建设，使得许多地下资料经考古发掘被整理公布，也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取得了不少成果。

　　在研究专题方面，对北方史的“补白”式研究或者重新探讨，空间实大。例如历来关于经济重心南移的讨论，关注点差不多全都在南方，对于被“移出”的北方地区，其原因与影响，虽然也有少量的讨论，但相比于“移入”地而言，无疑是滞后的。实际上，关于10至13世纪北方地区的历史资料虽然远不及同时期的南方那么丰富，但是相比于唐代及以前，则未必不可企及。如果我们能够像上古史学者那样仔细研读每一则历史文本，汲取其中所有的历史信息，学术史现状也可能会有不小改观。多方面探索10至13世纪北方地区的史实，其意义当然远不止于“补白”而已。事实上，只有全面观察，客观归纳其总体特征，对辽宋西夏金时期在整个中国历史长河中的地位，才能给出更准确的定位。李锡厚曾经指出，辽宋夏金时期由于北方民族空前规模的南迁，并加速与汉民族融合，迁徙杂居、经济文化交流以及语言风俗的相互仿效，以至“金亡以后，北方地区已经形成了融合北方民族文化的、与以前历史时期明显不同的民族文化，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原各民族共同的心理状态”（李锡厚：《宋辽金时期中原地区的民族融合》，《中州学刊》2005年第5期）。如此看来，无论是傅乐成关于从唐型文化转向宋型文化说，还是刘子健关于中国转向内在论，都不免有过于强调汉族的文化影响之嫌，存在着某种重新审视调整的余地。

　　因此，学者们也尝试着从另一个角度来做归纳，那就是大家已经熟悉的所谓“第二个南北朝”论。如果从历史的纵向发展去观察，这样的看法无疑具有相当的启发性。李治安归纳第二个南北朝南、北两条线索的发展路径，“二者并存交融，先后经历元朝、明前期以北制为主导及明中叶为南制主导的三次整合，明后期最终汇合为一，此乃宋元明清历史的基本脉络和走势”（李治安：《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文史哲》2009年第6期）。宋史研究者无法回避的是如何回应宋人在与北方民族对峙中的国力不振这一现象。不管从哪些角度来做解释，南北之间武力此消彼长的事实不得不正视。可是如果纵观而言，除了明代前期稍有振作之外，整个帝制后期可以说都是处于北强南弱的格局之下。天水一朝并非唯一的“积弱”者，它只不过是八百年来中原汉民族武功不振的起点而已。以此立场回观历史，就有可能帮助我们超越一时一事的局限，从更广阔的视野去理解辽宋西夏金诸政权之间的关系。

　　不妨让我们就专题研究问题略举几例。有学者曾对考古学者关于一些墓葬壁画的鉴定意见提出疑问，认为不能凡见到髡发者就认定他们是契丹人，其中有一些应该是当时北方地区具有胡化倾向的汉人（刘浦江：《说“汉人”——辽金时代民族融合的一个侧面》，《民族研究》1998年第6期）。这就典型地展示了不同的视野对于研究观察力的影响。就两宋史研究领域而言，这样的例子也不少。

　　整体看来，多民族政权并存的格局对于赵宋政权最为凸显的影响，就是使得它一直处于强大的外部压力之下，自始至终都面临着生存危机，所谓生于忧患，长于忧患。到南宋沦为附属政权，更多了一层屈辱感。尽管社会生活不同层面各自的位置不能等量齐观，但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细究起来，鲜有不受立国大势影响者，国家各方面的制度设计更是如此。例如面对北方强敌，两宋政权不得不维持一支数量庞大的军队，以致对国家财政造成前所未有的压力，迫使赵宋统治者不得不从社会基层攫取远超前代的财赋收入。这样一来，远居荒村的乡野农夫尽管对国势多半茫然无知，却不得不承受它的直接影响。相对而言，社会文化层面对于外部压力的反应更为直接，也更为显眼一点。人们对美的追求是服饰猎奇求异的主要原因。辽宋西夏金时期中原地区虽然受到北方民族巨大压力，仍然无法阻挡民间仿效胡服之风，这是当时各民族间文化交流、“熏蒸渐渍”的重要表现。赵宋政权不时颁布诏旨，禁人胡服，以正风俗，不过这类禁令的出台往往受同时期朝政走向的影响。徽宗政宣年间禁令频出，引人注目。其实所谓胡服，主要为了适应漠北风土，各族间有一定的共性，当时宋廷却尤以禁契丹服饰为言。这一方面在于契丹是赵宋政权的主要外敌，同时可能也因为当时宋徽宗推行仪礼新制，整饬民俗之故。此外还另有一个比较隐蔽的历史原因，为论者所忽略，那就是当时宋廷开始谋复燕云。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动向之下，宋廷上下对于契丹族文化影响也就愈加敏感起来。由此可见，如果能够以“大宋史”全局观来分析这一时期北宋朝廷高频度颁布胡服禁令的现象，或许就可以从中发现一条观察当时赵宋君臣重要政治动向的线索。

　　有意思的是，人们对外部压力的反应往往是复杂的，在新异服饰“皆自北传南”的同时，中原民族更为主流的反应无疑是正面反弹，表现在政治、文化与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南宋叶适曾经指出：“自赵元昊反，重之辽人求关南地，天下之士始稍奋发，深思远虑以为之说。”（叶适：《水心别集》卷10《始论二》）有论者就认为持续百余年的宋夏战争影响了北宋词风的演变，使之侧重以闺情离怨承载苍凉绮怨的悲情体验。到南宋，岳飞、陈亮之锐志恢复，辛弃疾、陆游之悲愤激昂，也都是应对北敌而发。与此同时，汉民族的文化趣味也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变化。学界以往讨论集中在雅文化层面的内省，经济生活的精致与政治机制的文治走向等方面，这些是否能够充分解释社会文化的“走向内在”，显然仍留有一定空间。美国学者伊沛霞（Patricia B. Ebrey）分析汉族妇女缠足习俗在两宋时期开始流行的原因，认为面对北方“蛮夷”的粗悍鄙陋，中原民族更加有意凸显自己的文雅、精致甚至纤弱，以得到某种文化心理的优势感。所以，妇女缠足或许应该与其他众多社会文化现象例如文人画与金石学的流行，舍马乘轿，以及文学史、思想史等各种现象联系起来讨论。这样的观察显然是从时代全局出发，因而更具启发性。

　　推而广之，持续不断并且多方位的人口迁徙对各不同地区包括宗教在内的复杂影响，南北对峙之下各种地理格局的演变，吐蕃、大理等其他民族政权的因应之道，等等，仅从单个政权的立场出发去考察，都是难以深入的。例如，讨论宋夏关系不能不考虑吐蕃的因素，高丽政权的历史演变离开了其与辽宋金诸政权间的复杂关系，也无从谈起。尤其是中原士大夫们须臾难以忘怀的华夷之辨，在南北对峙的大背景之下产生了哪些变化？当南宋成为金人之附属国后，士大夫复杂的心理反应，更耐人寻味。这些议题都留有相当的拓展空间。

　　总之，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层面，强调全局观的“大宋史”研究取向都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新的可能，值得引起学界重视。

　　《光明日报》（2023年10月23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