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平、陈丽华（分别系中国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吉利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孔子是中华民族的思想导师。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体认当世政教、心系人心惟危、渴盼社会安宁，由是，他沉潜生命思考、入化心灵塑造、探索人间正道，最终达成了层层递进的四重思想境界：一是通过为人求本，确认了人性本善的基本认知；二是通过为事求理，提出了本仁行义的基本思想；三是通过为国求和，提出了成业在德的根本原则；四是通过为世求安，提出了天下为公的理想追求。孔子思想的四重境界，难能可贵地触及了人类社会的历史主题，为中华文化注入了内涵丰富的人文情怀，为中华文明奠定了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可以说，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追求就内藏于孔子为利至溥的思想启蒙之中。

　　1.为人求本，人性本善

　　人性问题是人类社会的千古难题。所谓人性，即指人心同然的人类基本特征。中国早期文化内含浓厚的人文色彩，对于人的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礼记·礼运》中就有：“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的说法。然而，在天下纷争的年代，人与人之间的算计、倾轧和厮杀空前剧烈，甚至达到了“同类相残”的程度，到处充斥着悲凉的末世情结。在社会深陷人性迷惘的关键时刻，孔子以对人的肯定为思想起点，执念于“人之所需”，执着于“为人求本”，提出了独特的关于人性的理解，揭示了人性的“本然状态”。一者，孔子赋予人性以崇高的地位，高度赞赏“生命”的力量，提出了“天地之性人为贵”的思想，给出了天地万物以人为尊的基本认知。二者，孔子提出“人性本善”的思想命题，认为“善”是人的本然状态，不可须臾背离。正如《礼记·中庸》所说，“天命之谓性，率先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三者，孔子认为“善”是人的立身之本，既影响个体的生存与发展，又关乎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他提出人欲立己，必从乎善，鼓励人们怀抱善性，尽性践形。就是说，做人必须从“与人为善”开始，在“善”的基础上形成良知和理性。从理论上讲，人的本质就是人的存在价值，离开了人的本质，人的存在意义及人类社会的存在意义只能另当别论。正如英国思想家亚当·斯密所说，人类的致命性灾难是“人性之光”的泯灭。梁漱溟指出：“人在情感中，恒只见对方而忘了自己；反之，人在欲望中，却只知为我而顾不到对方。”孔子为人求本的目的，就是帮助人们确立正确的人生态度；苦心扬善的追求，就是希望人们涵厚道德、消弭祸乱。《礼记·学而》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君子务本，就是确立“人性本善”的原则——遵循“善”的原则即为君子，违背“善”的原则便是小人。在《论语·季氏》中，孔子提出君子要有九思，即“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在充分尊重人的自然属性的基础上，孔子通过“人性本善”的经验陈述，开通了中华民族人性理解的思想之旅。在历史实践中，中国古代贤达常常用一种叫“功过格”的方法进行自我反思，即用黄黑两种豆子记录自己的功过。黄豆记善，黑豆记恶，每兴一善念，则投一黄豆于器皿中，反之则投黑豆。北宋范仲淹夜寝时，必省日间之事。所为善，则熟寐；不善，则终夜不能安眠，必求所以改之者。亚当·斯密曾经提倡人与人之间需要采取“理解”的和“适宜”的方式相互交往。他说：“可亲和可敬的美德能够创造一种和谐的宁静。”美国社会学家库利指出，只要具备“善良”的品德，一个人就拥有了人类的情感和宽广的胸怀。胡适认为孔子是一位“人道主义”者。林语堂认为孔子思想“是‘人的标准就是人’。就凭这条教义，一个常人只要顺着人性中的善去行，就算初步奉行儒家的为人之道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孔子从“人”的立场看待人的问题，用善念驱散了光怪陆离的复杂要素，澄清了社会混乱的真正原因，达成了对世界的合理理解，寻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梁漱溟指出：“从孔子的幼年以至于老年，无论不惑、知天命等，都是说它的生活。他所谓学问就是他的生活。他一生用力之所在，不在旁处，只在他生活上。”他强调：“孔子总是站在人的立场，他说的话，说来说去还是归结到人身上。”孔子思想是“生命之思”，是以人心向善为基础的价值思考。梁漱溟认为：“儒家为学本于人心，趋向在此心之开朗以达于人生实践上之自主、自如。”他还说：“人与人之间从乎身则分则隔，从乎心则分而不隔。”可以说，孔子思想为中华民族注入了“从善如流”的思想基因，不仅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根本特质，而且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审美取向。

　　2.为事求理，本仁行义

　　人的世界是关系的世界。按照孔子思想，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现实关系的范围内。用严复的话说，人与人之间能群以生，依群而立；相生相养、易事相功。关系即是伦理。所谓伦理者无他意，就是认清人生的关系之理。即是说，事理在人际关系中生成，在人际关系中发展。依人际之理处事，事则顺；悖人际之理行事，事则堵。人际之理顺则事顺，事顺则人际关系顺。正是从人与人的关系出发，孔子深刻思考伦理关系的合理建构，提出了以“仁”和“义”为纽带的关系联结。在孔子看来，人类生活经验中最基本的事情，就是在群体的“共生性”关系中修身、尊长、敬人、友善、知学、合群，培养以人为本的观念，然后在为他人和社会的努力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在孔子思想中，“仁”和“义”以善为基，合之为“仁义”。“仁义”既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重要义理，亦是有效处理人际关系的行为方式。仁义为先，事当必然：仁义违失，事必难成。孔子通过对“仁”和“义”的一般性阐释，娓娓道出他对人际关系的深刻认知。

　　从“仁”的角度看，“仁”既有恻怛慈爱之意，亦有利人活物气象。因此，《论语·颜渊》曰：“仁者爱人”。按照梁漱溟的解释，“仁”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互以为重”。按照陈来的理解，“仁”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就是说，在人与人的互动中，如果彼此之间能够互示其诚、互尽其仁，则天下可治。梁漱溟认为孔子教人“求仁”，就是让人们追求“生活的恰好”。《论语·述而》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从“义”的角度看，义者合宜也，亦即应当或当然的意思。可以说，“义”是由“仁”生发的朗朗正道。《礼记·礼运》说：“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在《论语·里仁》中，孔子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认为：“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孟子·告子上》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就是说，仁内义外，一柔一刚，合成道德，二者均为人生准则，蹈仁义而弘大德。梁漱溟认为：“仁义都是人类生命中所有，发而为人群中可敬可爱之行事，是曰道德”。孔子仁义思想的价值在于，从人们生活的日常出发阐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把这种相互关系理解为人的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孔子推崇的“仁”和“义”，亦称“君子之道”。“君子”是孔子精心打磨的思想表达符号。学习孔子思想，归根结底就是学为君子，勿做小人。在孔子看来，“君子”就是道德品行高尚的人；“小人”就是道德有品行不端的人。依“仁义”行事，就是“君子之道”。《礼记·礼运》说：“君子之道，肇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礼记·中庸》曰：“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那么，何以成为君子，孔子回答说：“学以成人”。《论语·卫灵公》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阳货》强调：“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礼记·中庸》曰：“君子之道，辟如远行，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论语·宪问》强调学做君子的目的是“修己安人”。在孔子的语境中，君子堪称完善的人格、社会的标杆、人生的坐标。经过孔子的精心阐发，一个克己奉公、彬彬有礼、敏锐智慧、自强不息的君子人格大放异彩。有学者将君子人格概括为三大特质，即“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重点的担当精神和家国情怀，以仁义担当、立己达人为重点的互助理念和社会关爱思想，以正心笃志、崇德弘毅为重点的修身要求和向善追求”。孔子用君子人格铺设了引领中华民族走向道德国度的路轨，从此，君子人格成为永不止息的文化动员，社会成员一旦觉醒自己与君子的差距，就会油然生发“见贤思齐”的向往。此后，孟子的“仁义”、朱熹的“仁生”、康有为的“仁本”、谭嗣同的“仁通”，都是围绕孔子的“仁爱”推展开来的。故而，有文化学者指出：“中国文化没有沦丧的最终原因，是君子未死，人格未溃。”

　　3.为国求和，成业在德

　　中国传统社会是圣贤治理国家，追求“和”是古代圣贤的治国理念。《尚书》中有许多表达“和”的文字，大都含有“和谐”、“和平”之意。美国学者贺凯认为“和谐自律”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特点。孔子生逢乱世，礼仪丧尽、战祸连绵、民不聊生。严酷的现实激发了孔子对于“和”的热切期盼和关于“和”的深刻思考。《孝经》中有“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的说法。《论语·学而》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礼记·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在孔子看来，国家“和”的基本表征是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百姓以睦相守，是谓国家和顺。如何才能实现“和”，孔子强调“德”的作用。“德”可以理解为利人、利他、利天下的社会责任感。《礼记·大学》曰：“德者本也”。孔子在《论语·述而》中主张“志于道，据于德”。孔子以反映“民本”为根本志向，主张治理国家是道德与事功的统一。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安。正心以为本，修身以为基。就是说，怀德是安身立命之本，立德是建功立业之基础。以民为本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诉求。“民为惟本”是政治理念，“为政以德”是政治原则，“保民养民”是政治策略。德政是指向善的心愿。德是政的内容，政是德的载体。《论语·颜渊》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子路》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礼记·襄助公》曰：“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君不为正，百姓何所从乎？”《论语·为政》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意思是说，为政以德，可使民心所向，天下归之。以德新民则人民安，以德和天下则世界大同。这一概括和比喻，体现了孔子治国思想的总体看法，反映了孔子经世治国的理想追求。《论语·里仁》曰：“德不孤，必有邻”。一方面，孔子强调以德治国，是把道德作为治国重要内容或立足基础。以德治国强调以说服、教育、劝导、感化等方式提高道德认识和思想觉悟；另一方面，孔子要求在上者明道善政，“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实行“惠民”、“安民”、“利民”和“富民”政策。孔子思想是国家治道之本。在《论语·宪问》中，孔子强调“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主要讲的是道德修养，“安百姓”主要讲的是在民众中推广道德的内容。孔子由最基本的亲缘相处，推测一个人在社会事务中发挥的效用，在危难时刻体现出深明大义，表现出推己及人，惠及社会，实施德政，博施济众的深刻思想。孔子强调君王自身是“正德之本”，应为万民之表率。《论语·季氏》曰：“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礼记·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谭嗣同认为：“仁者，平等也，无差别相也”。孔子以“仁义”为基本道德品性，打通了政治与伦理的相互隔阂。无论高低贵贱，都要接受人性的检验；不论何许人也，都要担负道德的责任。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1756年出版的《道德论》中写道：中国的最高成就是“道德和法律”，重农学派的领袖魁奈博士在其《中国的专制主义》中论证说：虽然中国的皇帝是一位专制君主，但他是按照“自然法”进行统治。在魁奈看来，中国社会接近于完善社会的理想。

　　4.为世求安，天下为公

　　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天下”一词既有地理空间的意义，也有政治秩序的意义。在《礼记·中庸》中，“天下”是指“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的广大区域。“近则身家、远则天下”，既推崇正心、诚意、修身，又重视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是说，个人修身是基本起点，天下秩序是最终目标。《礼记·礼运》中明确提出了“以天下为一家”的思想理念。事实上，为国求和，就是为了治世，为了天下太平，反映了中华民族宽厚包容的思想品性。依此，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中国不以“国”为政治生活的最高境界，“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句话表明，除了血缘团体之上的“国”，还有一个超乎其上的政治生活境界——“天下”便是这个境界的称呼。孔子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也是一位世界主义者，孔子的理想是达成国家和合，实现世界大同。“为国求和”理念的自然延伸，就是追求“万邦和谐”和“万国咸宁”。“天下为公”是孔子思想的重要体现。孔子相信由孝顺的子仁爱的兄弟共同构筑的天下，一定是井井有条、和谐安宁的社会。孔子以仁义之心贯通天下，就是希望建立一个“世界大同”的和谐社会与“和而不同”的文明世界。《论语·颜渊》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孔子的思想表述，不仅内含着孔子的天下意识，更蕴藏着孔子的思想智慧。“四海”是一个与“天下”相同的文化价值空间，在这个空间范围，人与人之间应该建立平等互爱的相互关系。所以，在人文价值的天下理念中，华夷的区分不是血缘种族而是仁义价值，遵循仁义理念的任何族群均可以成为华夏，悖逆仁义价值的社会则会成为蛮夷戎狄。可见，孔子的天下思想，最终肯定所有民族都是平等的。即便是荒蛮之地，也是可以教化的。《论语·子罕》中有：“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季氏》曰：“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假如还有远人不服，就从文化上着手，充沛自己的文德修养，人家受到了感化，自然会来。到了那个时候，“既来之，则安之”。《礼记·礼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就是说，到了“天下大同”，世界各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孔子的天下为公思想，孕育了中华民族深厚浓重的天下情怀和兼收并蓄的包容心态——“胸怀天下”和“四海一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大而不骄”和“强而行礼”是中华民族的行为准则。中华文明从不以称霸为荣，而是以安边为本，以睦邻为要，最终造就了中华民族“多民族的融合体”，费孝通称之为“多元一体格局”的“中华民族”。回顾历史，中华民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但是古老强大的中华文明并没有走对外扩张、殖民称霸的道路，而是始终以和平友好的方式同世界各国文明交流。“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就是中国先贤构建的美好社会愿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曾经对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不尚侵略的民族品性大为惊异。他这样写道：在一个疆域广阔无边、人口不计其数、物产十分丰饶的王国里，尽管他们拥有装备精良、可轻而易举地征服邻近国家的陆军和海军，但不论国王还是人民，竟然都从来未想到去进行一场侵略战争。他们满足于自己拥有的东西，并不热望征服他国。在这方面，他们截然不同于欧洲人；欧洲人常常垂涎于他人的东西。现在，西方国家似乎已经被称霸世界的念头消磨得精疲力竭，甚至不能像中国在长达数千年的时期里所做的那样，保持其祖先留下的遗产。

　　从上述略说中不难看出，孔子思想充满人文精神，理想境界昭然显著。可以说，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的“孤勇者”，孔子难能可贵地将伟大的仁义思想留给中华文明，成为激励中华民族执着追求向善、向学、向上的精神动力。《孟子·滕文公下》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万物得其本则生，百事得其本则成。人类社会纷杂繁多，无论如何变化，都要返归其根源、依照其根本、守住其根基。马克思指出：应该让人不抱幻想，“使人能够作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来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使他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转动。”孔子思想巍巍如山。梁启超评价说：“孔子之道虽当乱世而不衰，数千年之社会赖以维持，所谓乾坤不息也。”林语堂认为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始终信奉孔子思想，“虽然有时际遇稍衰，但终必衰而复振，而且声势益隆”。杨义指出孔子思想是针对人性与社会的失范而言的，因而每当某些失范重现的时候，孔子思想的拯救功能，便会自动恢复和激活。如此，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不论是在朝或在野，都有强烈的匡世安邦的浩然正气，他们以“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成为鲁迅笔下的“中国的脊梁”。

　　《光明日报》（2023年12月02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