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者说】

　　作者：张俊峰（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

　　收到刘涛先生寄来的新书，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据我所知，2021年就出版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生活账》一书,适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2015年，刘涛在太原南宫旧书市场购买、收藏了12册小本子，是一位老共产党员记录了41年的“生活账”，刘涛将这些资料提供给山西省委党史研究院、山西省地方志研究院，由后者整理出版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生活账》。如今这部新著，乃是刘涛与张宏伟对这部原始“生活账”资料进行了深入解读基础上的非虚构写作。全书文笔流畅，内容翔实，于细微处流露真情实感，读来令人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将大时代背景下账本作者张健民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用和喜怒哀乐，平淡生活中的人情往来以及社会关系、人生信念、理想价值等，悄无声息地展现了出来。

《健民的账本——1952—1993，一位老共产党员的数字人生》

刘涛 张宏伟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我的心中泛起无数涟漪。张健民先生是山西阳城人，我和他是同乡。作为后生晚辈，虽然与这位长者素不相识，仍倍感自豪。书中介绍，张健民于1938年入党，参加过牺盟会和决死三纵队，经历过1939年底的晋西事变，主持过阳城县抗日政府日常工作，担任过晋豫边游击支队秘书，八路军一二九师新一旅秘书。解放战争时期，他率领阳城约2000名民工，随陈赓兵团南下前线支援，圆满完成支前任务。1949年8月开始，他担任阳城县委书记，之后历任长治地委秘书长、山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山西省政协副秘书长、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直到1984年退休，1993年离世，享年77岁。

　　这样一位经历过抗日烽火淬炼，在新中国成立后有着多岗位历练、身居较高职位的领导干部，为人却相当低调，不居功自傲，不贪图享乐，始终坚守共产党员的原则。《健民的账本》正是通过账本和其他史料的对读，细致地爬梳出了这位老共产党员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购书、读书是张健民最大的爱好和乐趣。本书作者特意对他多年来购书的情况做了统计：“在长达41年的时间中，健民一共购买了各类书籍、报纸（包括给子女们买的儿童读物等教育类书籍）多达约5137本（套、期），花费的购书费用总计高达约5171.5元。平均每年都要购买约125本（套、期），花费约126元。”就所购图书的类型来看，文学、时政和历史是他购买最多的，书中写道：“每逢反映社会发展进程的时政类书刊出版，健民必要买回去深入学习，这与他从事的工作有关，也跟他本人做事、做人的态度有关。”

　　与普通家庭相比，健民的家是一个成员众多，特别热闹的复合家庭。家中人口最多时有13口人。书多、子女多、花费多，可谓健民的“三多”。用他的话讲，一生最大的财富就是“一辈儿女数架书”。无论亲生还是收养，他都视若己出，没有分别。在收入有限的年代，要负担13口人的吃穿住用和其他花费，必须统筹开支，开源节流，合理分配。书中作者抽样分析了健民夫妇在1950年—1970年的收支情况，发现他这样一位常人眼中收入较高的领导干部，因为家庭负担重，生活与普通城市工人相较，并无多少优越感可言。如此窘境，使他成为生活中的理财高手，精打细算却不悭吝。他不仅满足了妻子、子女、困难亲戚的正当需求，而且对于登门求助的同事、邻居乃至家乡父老，也表现出常人难有的大度，常常雪中送炭，而非顺水人情。这也让他赢得了称赞和尊敬。对于生活中的苦闷、病痛和磨难，健民却只能靠着“手不离烟”来消除排解。健民固执地认为国家给他的待遇，不应该由子女来沾光。因此，当小儿子想让父亲找关系帮他调换个好一些的工作岗位时，健民“不近人情”地拒绝了。1962年，困难时期刚刚结束，健民一次性退还太原市民政局多年来发给身为烈士子女的二子李阳生（其生父李培信1948年牺牲于解放太原的战役中）的各类优抚金合计650元。与此同时，他多次给阳生的爷爷寄信、寄钱，尽赡养义务及孝道。在他看来，阳生爷爷不仅是阳生的爷爷，也是烈士的父亲，于公于私，自己都应表达尊重和关心。革命伦理和中国传统的尊贤敬老传统在健民身上和谐统一，让他既讲原则，又有人情味。这也是那一辈共产党人共有的特点。

　　从各方面来说，健民都可谓那个时代共产党人的典型：他们起于田垄，在基层摸爬历练，一步步升至领导岗位，与普通民众共同度过了匮乏年代，通民瘼，在恪守党性的同时，不忘常情、常理和常识。这是普通读者读这本书倍感亲切的原因。

健民的账本资料原件

　　作为健民账本的发现者、收藏者、整理者和解读者，本书作者之一的刘涛同志，是我特别想要向读者们介绍的。山西大学行龙教授在本书序言中写道：“刘涛同志不仅是一位读书人，而且是爱书人、藏书人。十多年前，他就是太原有名的南宫旧书市场的一位摊主。我想，正是这样一种经历，练就了他广泛的收藏人脉和独到的收藏眼光。否则，张健民生活账这样看起来很不起眼的流水账，很可能已经‘灰飞烟灭’。”

　　此说我极为赞同。单纯作为收藏者，比刘涛厉害的藏家，不用说在全国各地，就是在山西本省也有很多。刘涛的过人之处在于“眼中有肉”，能够在地摊上将流落民间的“健民生活账”给“拣”出来。他在本书一开头就介绍了健民账本的发现和购买过程，一环扣一环，悬念迭出，其中不乏其寻宝、探秘的艰辛。如果没有对账本、书信、杂志等多年积累下来的兴趣和敏锐感，他不会以800元的高价买下这12本常人眼中的“流水账”。不仅如此，刘涛从购买、收藏到整理、解读健民藏本，一条龙作业，这对一般非专业研究者而言更是难以企及的。如其所言，“收藏并不是将物件收集起来后便束之高阁，只在闲暇时独自品味、孤芳自赏，而应进一步对其进行研究和整理，才有意义和乐趣。”

　　刘涛的合作者张宏伟是一位业余从事非虚构写作的高级法官，两人联袂完成此书，在写作手法上有颇多值得赞誉的地方。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努力将账本中所记载的内容放回到历史场景中去审视与呈现，并且注重细节，力图让文字产生画面感和感染力。

　　书中这样的写法有很多，已经成为两位作者的一种默契和自觉：他们以健民所抽的香烟品牌为线索，回顾了41年间太原烟草市场的变化；以健民一家购买自行车的经历，串起了41年间太原出行方式的变化；烧土和煤渣是中国北方少不了的取暖物资，两位作者细致重现了当年普通市民打煤糕的程序和讲究；健民留下的一张张戏票则勾连起革命家庭日常文化娱乐的线索……如此这般，像放电影，两位作者借助健民的账本让时光倒流，让一代代中国人生活的记忆被重新拾起。

　　将账本和其他文献相结合，并开展深入的口述访谈——这样的研究和写作方法，不仅避免了单一材料的自说自话，也使最终的文本呈现出历史该有的温度和广度。如两位作者对于健民学生生涯的追述，就参照多种文献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民国时期山西教育的格局；“不说假话”一节参照文史资料、学术论文，写出了张健民在土改中敢说真话、为群众代言的表现，也展现了晋绥土改的一个真实侧面；书中还有一节结合健民夫妇抚养子女的经历，回顾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生育政策的演变。凡此种种，两位作者既在健民的账本中淘沙取金，又不满足于写一个人的“自史”，时刻设法将这个人与时代、与国家和社会勾连。非虚构写作的关怀与特色，由此可见一斑。

　　以往的历史书写侧重“大历史”，关注伟人、大人物，个人的历史很少被大书特书，其实每个平凡的人都是值得尊重的个体，而限于史料和研究眼光的欠缺，要写出普通人的有内容、有分量的“小历史”并不容易。作为非科班出身的写作者，刘涛和张宏伟做出了他们可贵的尝试。

　　张宏伟在本书的尾声中写道，研究健民老先生的账本，令他产生了许多深思，多少个夜晚，在灯下爬梳账本，自己仿佛游历了健民生活过的世界，并与他进行着“隔空的对话”。张宏伟庆幸有缘阅读记录健民先生生活点滴的数字，我们则庆幸他和刘涛这两位有心人写下这本书。从存史的角度，张健民和刘涛、张宏伟这两位后生晚辈都做了有心、有情的工作。

　　《光明日报》（2023年12月02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