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点摘编】

　　汪高鑫在《中国古代史学的以易解史》（《社会科学战线》2024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过程中，以易解史成为史家阐发其史学思想的重要模式。中国古代的易史关系源于巫史合一，史官长期兼有巫的身份，执行卜筮的职能。作为记录卜筮结果的《周易》，与史官有着不解之缘。史官参与《周易》的撰述、保存与流传，其对历史变动的解说丰富了《周易》的思想。易学思维是中国古代史学的哲理基础，其整体思维启发了史学的“究天人之际”，变通思维启发了史学的“通古今之变”，“一致百虑”思维启发了史学的“成一家之言”。中国古代易史关系的基本模式有史料学视角的以易说史和历史思维视角的以易解史两种，前者无法解说持续数千年之久的易史因缘，后者则可以通过探究易学内蕴的丰富思维术之于中国古代史学持续的思想影响，揭示出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易学思维特征。在中国古代史学的具体实践中，历代史家普遍重视治《易》，他们通过在史书中采用“《易》曰”以及编纂易学著作等形式，运用以易解史的模式来阐发史学思想，对为政之道、天人关系、古今之变以及道德史观等史学思想进行了系统阐发。

　　《光明日报》（2024年03月25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