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陵六骏的千年回眸

演讲人：霍宏伟 演讲地点：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博讲堂 演讲时间：2024年4月

　　霍宏伟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国博研究院副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汉唐考古、镜鉴学。著有《望长安：海外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故事》《鉴若长河：中国古代铜镜的微观世界》《古钱极品》，合著《洛阳两汉彩画》《洛阳钱币发现与研究》《中国钱币大辞典·考古资料编》等。

　　唐太宗昭陵六骏是大家熟知的中国古代石刻名作。作为大型高浮雕石屏作品，昭陵六骏题材取自唐太宗李世民征战疆场故事，经艺术家高度概括与提炼，生成图像绘本并以之为蓝本，最终创作完成，并放置于陕西礼泉九嵕山北坡。

　　从美术史角度观之，昭陵六骏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中国古代陵墓雕塑多为圆雕，鲜见此类大型高浮雕。不仅如此，昭陵六骏石刻可谓汇集了诸多初唐名人智慧——从目前研究结果来看，它当初是由绘画大家阎立本绘制蓝本，建筑名家阎立德主持依形复刻于石上，唐太宗自撰赞文，书法大家欧阳询书丹，书画名家殷仲容刻石，代表了唐初陵墓石刻的最高水平。鲁迅先生曾经评价昭陵六骏之创作手法“简直前无古人”。

　　目前昭陵六骏石刻真品，其中“四骏”（白蹄乌、特勒［勤］骠、青骓、什伐赤）藏于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其余“两骏”（飒露紫、拳毛騧）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以下简称“宾大博物馆”）。本次讲座我将结合近年来学界相关研究成果，以及我在宾大博物馆对海外“两骏”的考察情况，尽力帮助大家构建一个关于昭陵六骏的时空框架。

现存宾大博物馆的飒露紫石刻（局部）。王炼摄

　　/雕 造/

　　昭陵六骏的题材取自唐初武德元年至五年（618—622年）秦王李世民南征北战中先后乘骑并殁于沙场的六匹战马。

　　昭陵六骏的雕造与唐太宗昭陵的营建密切相关。昭陵是唐太宗与文德皇后的合葬墓，位于今陕西礼泉九嵕山上。关于昭陵六骏雕造的具体时间，学界目前有两种观点，即唐太宗时期说与唐高宗时期说。通过史料分析，我个人赞同第一种观点。昭陵六骏每件重数吨，属于叙事题材的大型浮雕，考虑到初唐的工艺条件，实难在短时间内完成，根据其展现的高超艺术水平，更是需要主创的多年积累与工作。而从唐高宗登基到太宗下葬昭陵，这段时间对于昭陵六骏完成创作来说是不够的。按《旧唐书·太宗本纪下》载：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己巳，上崩于含风殿，年五十二……八月丙子，百僚上谥曰文皇帝，庙号太宗。庚寅，葬昭陵。”又《旧唐书·高宗本纪》载：贞观二十三年，“六月甲戌朔，皇太子即皇帝位。时年二十二……（八月）庚寅，葬太宗于昭陵。”由此计算，从唐太宗去世到入葬昭陵，前后只有三个月。这么短时间内要完成昭陵六骏与十四国蕃君长像等工程，包括整体规划设计、绘制蓝本、开采石料、雕刻石像、运输上山等一系列工作环节，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昭陵营建工程开始于唐贞观十年（636年）。《旧唐书·太宗本纪下》载：贞观十年（636年）夏六月，“己卯，皇后长孙氏崩于立政殿……冬十一月庚寅，葬文德皇后于昭陵。”《册府元龟》记载了同年唐太宗李世民与侍臣谈到了六骏石刻刊刻一事——“帝谓侍臣曰：‘朕自征伐以来，所乘戎马，陷军破阵，济朕于难者，刊石为镌真形，置之左右，以申帷盖之义。’初，帝有骏马名馺露紫霜，每临阵多乘之，腾跃摧锋，所向皆捷。尝讨王世充于隋盖马坊，酣战移景，此马为流矢所中，腾上古堤右库。直丘行恭拔箭，而后马死。至是，追念不已，刻石立其像焉。”此节中唐太宗所言“以申帷盖一义”，“帷盖”意指车的帷幕与顶盖。这一典故源于《礼记·檀弓下》：“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贡埋之，曰：‘吾闻之也：敝帷不弃，为埋马也；敝盖不弃，为埋狗也。丘也贫，无盖，于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路马死，埋之以帷。”《汉书·陈汤传》谷永上书：“夫犬马有劳于人，尚加帷盖之报，况国之功臣者哉。”后遂以“帷盖”为接受或给予恩惠的典故。“至是”，即自始至终，反映出当时李世民率军与王世充军队鏖战之际，将军丘行恭与战马飒露紫的惊人表现，给李世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由文本来看，唐太宗当初命人刊刻六骏的本义是为了感念坐骑战马及部下的救援之功，即“济朕于难者”。而北宋人则认为，初唐“琢六骏之像，以旌武功”，是为了宣扬唐太宗李世民在唐王朝开国过程中平定天下的卓著功勋，后世观之，这当为刻立昭陵六骏的引申义。唐贞观十一年（637年）二月，太宗下诏：“今预为此制，务从俭约，于九嵕之山，足容棺而已。积以岁月，渐而备之……自今已后，功臣密戚及德业佐时者，如有薨亡，宜赐茔地一所，及以秘器……所司依此营备，称朕意焉。”（《旧唐书·太宗本纪下》）

　　综合上述几条文献资料分析，贞观十年文德皇后驾崩一事对唐太宗有较大影响，他由此开始考虑昭陵的规划、设计问题，先提出了将他以往所骑乘的战死疆场部分骏马的形象，刊石镌形，置于山陵左右。随后又正式下诏，对陵园营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诏书中所说“积以岁月，渐而备之……所司依此营备，称朕意焉”，反映出贞观十年昭陵营建工程开启，设施随之逐渐完备，呈循序渐进状态。由此判断，昭陵六骏浮雕石屏的雕造时间，实应完成于太宗贞观年间，其上限为贞观十年（636年），下限为贞观二十三年（649年）。

宾大博物馆中国厅展出的拳毛騧石刻。王炼摄

　　在六骏石刻中仅有一件刻画了人与马的形象，即现存宾大博物馆的飒露紫。从现场来看，这件石刻为长方形，外围以边框，上、左、右边缘宽度基本一致，下缘较宽。整个石刻高1.69米、宽2.06米、厚0.4米。左上角向内突出一块方形平整石面，框内为主体形象，均为侧面像。飒露紫正是前文所载李世民讨伐王世充时所乘坐骑。该石刻以浮雕形式，表现了马呈伫足状、秦王部将丘行恭侧立于马头前、用手将马胸前中箭拔出的瞬间场景。在石骏左下角及左侧面边缘下部，残存阴线刻花卉装饰纹样。石刻背面略显粗糙，未经细致打磨。《旧唐书·丘行恭传》对唐太宗所述战事做了进一步的描述：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二月，丘行恭跟随李世民讨伐盘踞洛阳的王世充，两军会战于城北邙山。李世民亲率数十骑前往探知王世充军虚实，途中与王世充军发生战斗。混战中，李世民为一道长堤所阻，与大部从骑失散，仅剩丘行恭一人跟随。此时敌军精骑紧追而来，放箭射中李世民坐骑。危急时刻，丘行恭回马反射百发百中，敌人一时不敢向前。丘行恭急下马拔李世民坐骑所中箭，并让太宗换乘他的战马，他自己在马前步行护卫，手执长刀一路连斩敌军数人，护李世民突出重围，终与唐军会合。丘行恭此战之功，遂致“贞观中，有诏刻石为人马以象行恭拔箭之状，立于昭陵阙前”。

　　宾大博物馆收藏的另一件拳毛騧石骏，刻画的是李世民平定刘黑闼时的坐骑。石像高1.65米、宽2.07米、厚0.44米。画面中，拳毛騧呈行走状，两蹄着地，两蹄抬起，缰绳、鞍鞯等马具雕刻风格写实。比较宾大博物馆两骏的画面主体形象，前者石屏包括一人一马，后者仅刻一马，故拳毛騧形象比飒露紫略显高大，但目前残损较为严重，右上隅呈三角形区域石体缺失，后人补石复原。拳毛騧浮雕大面积存在一层附着力极强的石锈，推测是由于长期仆倒于地所致。

　　昭陵博物馆藏唐龙朔二年（662年）许洛仁碑载：“公于武牢关下，进騧马一匹，囗囗追风……每临阵指麾，必乘此马，（下空）圣旨自为其目，号曰洛仁騧。及天下太平，思其骖服，又感洛仁诚节，命刻石图像，置于昭陵北门。”有学者考证，许洛仁进献给秦王之马，当为昭陵六骏中的什伐赤。北宋宋敏求撰《长安志》卷一六《县六·醴泉》载：“太宗昭陵，在县西北六十里九嵕山……陪葬诸王七，公主二十一，宰相一十一，丞郎三品五十三……所乘六骏石像在陵后。”在昭陵数量众多的陪葬墓中，就有左武卫大将军天水郡公丘行恭、冠军大将军许洛仁的墓。

陈列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白蹄乌。霍宏伟摄

　　/千 年/

　　唐代直接记述昭陵六骏的文献资料相对较少，且其中具体信息尚存不实之处。例如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羊虎”条载：“国朝因山为陵，太宗葬九嵕山，门前亦立石马。陵后司马门内，又有蕃酋曾侍轩禁者一十四人石象，皆刻其官名。”此节言说六骏石马位置在昭陵门前，实际上石马并非立于山陵门前，而是位于陵后之北司马门内。《安禄山事迹》卷下记载：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八日，唐将哥舒翰出兵潼关，被安禄山部将崔乾祐打败。十四日，潼关失守。注云：“阵之既败也，乾祐领白旗引左右驰突往来，我军视之，状若神鬼。又见黄旗军数百队，官军潜谓是贼，不敢逼之。须臾，又见与乾祐斗，黄旗不胜，退而又战者不一，俄然不知所在。后昭陵奏：是日，灵宫石人马汗流。”此节中出现的“石人马”，推测指昭陵六骏之一的飒露紫，因六骏雕刻中出现人马共存情景的，唯有丘行恭为战马拔箭的飒露紫。有学者进一步认为，这一记载反映出盛唐之后随着时间推移，昭陵六骏逐渐神化，已从皇家陵寝上被称为“石马”的纪念性雕塑，逐渐变成民间被视为具有非凡力量的“神骏”。

　　考察唐代诗歌，涉及昭陵六骏的诗句可谓凤毛麟角，且均称“石马”：

　　玉衣晨自举，石马汗常趋。（杜甫《行次昭陵》）

　　昔日太宗拳毛騧，近时郭家师子花。（杜甫《韦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

　　天教李令心如日，可要昭陵石马来。（李商隐《复京》）

　　兴庆玉龙寒自跃，昭陵石马夜空嘶。（韦庄《闻再幸梁洋》）

陈列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特勒（勤）骠。霍宏伟摄

　　现藏昭陵博物馆的北宋开宝六年（973年）镌刻《大宋新修唐太宗庙碑》，碑阴刻有《唐太宗昭陵图》及北宋绍圣元年（1094年）游师雄题记，题记下方为阴线刻昭陵图。其上部中央为皇城，城南东西向略列八排，其中有“丘行恭墓”“许洛仁墓”。此碑的刻立，说明北宋时期对昭陵的祭祀已开始由位于九嵕山南面的寝殿改为距山较远的唐太宗庙内，其遗址位于今陕西礼泉县骏马乡旧县村（宋代醴泉县治）。该庙宇建筑在金代已有损毁，后得到维修，并于金天眷元年（1138年）刻立《大金重修唐太宗庙碑》。

　　我们现在常用的“昭陵六骏”之名，最早见于北宋元祐四年（1089年）游师雄题《昭陵陆骏》石碑。《宋史》记载有游师雄生平事迹，另有《永乐大典》所记可补史阙。《永乐大典》引《陕西志·人物》：“宋游师雄，字景叔。直龙图阁知河州，名莅官二十余年，率常在边，其蕃汉情伪、将佐才否以至熟羌生界、山川险易、种落旌姓，靡不周知。”上述石碑为蔡安时篆额“昭陵陆骏”，我以为这应是昭陵“六”骏最为正式的名称。此碑文记载，昭陵六骏分别为飒露紫、拳毛騧、白蹄乌、特勒（勤）骠、青骓、什伐赤。这块碑是昭陵六骏图像传播史上的重要节点，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它让今人了解到北宋之前唐代六骏的定名、排序及形象特点，也为后人创作六骏题材的作品以及研究提供了坐标。此碑为平面阴线刻，集六骏图像与马名、像赞于一碑，便于制拓、保存资料并利于传播，为后世对昭陵六骏资料的著录与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我所制的六骏图片顺序说明也是根据这一资料。

　　关于《昭陵陆骏》石碑上六骏的排序，即六骏像赞如何录文的问题，目前有两种排序形式。明代方志孤本《崇祯醴泉县志》及当代学者张沛、李举纲的排序相同，均为西一飒露紫，东一特勒（勤）骠，西二拳毛騧，东二青骓，西三白蹄乌，东三什伐赤。陈诵雎、沈睿文录文排序相同，均为东一特勒（勤）骠，东二青骓，东三什伐赤；西一飒露紫，西二拳毛騧，西三白蹄乌。

　　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我认为还可能有新的录文形式解释。按照古人书写、读碑的顺序，应该是自上而下、由右及左，还原到昭陵的实际环境中去，即为从南到北、自西向东的顺序。《昭陵陆骏》碑上六骏的排序与六马像赞录文如下：

　　飒露紫，西第一，紫燕骝，前中一箭，平东都时乘。紫燕超跃，骨腾神骏。气砻三川，威凌八阵。

　　拳毛騧，西第二，黄马黑喙，前中六箭，背三箭，平刘黑闼时乘。月精按辔，天驷横行。弧矢载戢，氛埃廓清。

　　白蹄乌，西第三，纯黑色，四蹄俱白，平薛仁杲时乘。倚天长剑，追风骏足。耸辔平陇，回鞍定蜀。

　　特勒（勤）骠，东第一，黄白色，喙微黑色，平宋金刚时乘。应策腾空，承声半汉。入险摧敌，乘危济难。

　　青骓，东第二，苍白杂色，前中五箭，平窦建德时乘。足轻电影，神发天机。策兹飞练，定我戎衣。

　　什伐赤，东第三，纯黑色，前中四箭，背中一箭，平世充、建德时乘。瀍涧未静，斧钺申威。朱汗骋足，青旌凯归。

　　有学者认为，金代画家赵霖绘制的《昭陵六骏图》，当是据北宋线刻拓本摹绘，其某些部位细节与唐代昭陵石刻有所差异。原作石刻是高浮雕，且没有颜色，如果把它变为着色的线描图画，无异于再创造。明代方志孤本《崇祯醴泉县志》中则保存有一幅《唐太宗庙制旧图》，记录了该碑在庙中的空间位置。从此图来看，整座庙宇的平面布局呈“四”字形，分为左、中、右三所院落，其中心院落面积最大，以南面的庙大门与北面的大殿形成南北中轴线，位于中部的仪门与东西围墙将其划分为前院、后院。在前院甬路东侧，立有六骏马碑、太宗庙碑；在与之对应的甬路西侧，则有昭陵图碑、太宗庙碑。该县志还保存了明代人摹绘的昭陵六骏线图及赞文，因是孤本，今人罕见。

　　这里我要补充一点，宋代石刻及金代绘画上对六骏之一都作“特勒骠”，后来经过诸多学者考证，现在认为它应作“特勤骠”。

　　明清两代王朝开始在九嵕山北坡的北司马门址进行墓祭，并留下大量碑刻。明代洪武四年（1371年）《御制祝文》石碑是现存唐代之后最早的朝廷在北司马门进行祭祀的记录。这说明宋金时期的庙祭到明代后又有了墓上祭祀。现存昭陵北司马门的明清两代祭祀碑留存较多，共计21通。明代御制祝文碑包括正统元年（1436年）、成化元年（1465年）、弘治元年（1488年）等。昭陵北阙留存清代石碑较多，如见于著录的四通御祭碑，分别为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乾隆十四年（1749年），乾隆二十年（1755年）。另外，在山下礼泉县烟霞乡东坪村东越国太妃燕氏墓前，还立有一通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大清防护昭陵之碑》。从后世的角度来看，明清时期的墓上祭祀，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昭陵六骏石刻的作用。盖因当时既有王朝组织的祭祀活动，昭陵六骏就可能得到较好关注及保护。不过这一过程中也会出现破坏性保护与管理的现象，如明人即有将唐代碑石改为他用之举。还有学者推测，明代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公元1556年1月23日）发生的关中大地震，曾导致关中地区诸多碑石仆倒断裂，这对昭陵六骏可能也造成了严重影响。

陈列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青骓。霍宏伟摄

　　/流 散/

　　清末，随着清政府闭关自守政策的瓦解，部分外国人进入中国境内考察名胜古迹。目前所见最早关于昭陵六骏的图片，是1907年9月10日法国汉学家沙畹拍摄的黑白照片。从画面上看，昭陵石刻上方原盖有数间房屋，以保护石骏。后因年久失修，屋顶仅存半面坡顶，其余多已坍塌，残垣断壁终无法遮挡风雨对石刻的侵蚀。保存最为完整的石骏为飒露紫，其次是青骓，余者皆出现不同程度的断裂。1906年—1910年，日本学者足立喜六任教于陕西高等学堂，遍访西安周边汉唐遗迹，并著《长安史迹考》。他曾经考察过昭陵北司马门址，目睹当时六骏石刻状况。“沿断崖迂迴山陵东南，在陵之正北，为北向稍倾斜之广阔平地……再登小石阶，两侧有石室对立。屋顶破而墙壁崩，状颇荒废。其内各置半祼之六骏碑三座……制作悉皆雄壮巧妙，判定为古来之物，幸尚少破损灭，得完整保存之。近因某欧洲人前来秘密收买，运至西安城，为官宪没收，现保存在图书馆中。”

　　1913年，昭陵两骏石刻被偷运下山。1918年，昭陵两骏辗转出现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仓库，后借展于费城宾大博物馆，1921年由该馆购藏。1916年，又有不法之徒欲将余下昭陵四骏盗运下山，所幸被截获，收藏于陕西图书馆，后移入西安碑林博物馆。

　　“两骏”至宾大博物馆，由此开启了国人此后百年间对其去向的持续关注。1925年，留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梁思成写信告知其父梁启超，唐太宗李世民昭陵六骏中的两骏已流落美国。梁启超回信说：

　　昭陵石马怎么会已经流到美国去，真令我大惊！那几只马是有名的美术品，唐诗里“可要昭陵石马来，昭陵风雨埋冠剑，石马无声蔓草寒”，向来诗人讴歌不知多少。那些马都有名字，——是唐太宗赐的名，画家雕刻家都有名字可考据的。我所知道的，现在还存四只（我们家里藏有拓片，但太大，无从裱，无从挂，所以你们没有看见。）怎么美国人会把他搬走了！若在别国，新闻纸不知若何鼓噪，在我们国里，连我恁么一个人，若非接你信，还连影子都不晓得呢。可叹，可叹！

　　（《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陈列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什伐赤。霍宏伟摄

　　/考 古/

　　以往讨论昭陵六骏时，关注点大多集中在两骏被盗经过、六骏之美术史以及修复保护等方面，未见有详细论及昭陵六骏的原生与次生环境者。2002—2003年，考古工作者对昭陵北司马门遗址进行了全面揭露，发掘面积5100平方米，这次考古工作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昭陵六骏的原生与次生环境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实物资料。

　　昭陵六骏是规模宏大的唐太宗昭陵体系中的一小部分。昭陵沿袭中国古代“托体同山阿”的历史传统，以九嵕山为陵。除了昭陵东部与南部的数量众多、等级较高的陪葬墓区之外，还有三处重要的建筑遗址群，其中就包括九嵕山北侧的北司马门遗址。

　　综合考古发现和文献记录，昭陵六骏原来就放置于北司马门内。该门址位于九嵕山北坡下部，呈南高北低的地势，东西两侧为深沟。考古揭露出来的遗迹主要分唐代与明清两个时期。清代遗迹大部分叠压于唐代遗迹之上，局部打破唐代遗迹。其布局各成系统。

　　明清时期的遗迹，俗称“祭坛”。平面呈长方形，由垣墙、山门、甬路、大殿与东西庑房等组成。垣墙南北长95米、东西宽54米。墙内建筑以山门、甬路、大殿为南北中轴线，东西庑房左右对称分布。东西庑房分别位于大殿的东北隅、西北隅，其形制、结构相同。东庑房保存较好，地面仍存部分铺地砖。房址南北长9.3米、东西宽6.35米。目前仅清理出利用唐代六骏座石拼成的石座，呈南北向一列布置，三骏间没有间隔。《崇祯醴泉县志·地理》载，昭陵“陵北犹存石屋三楹，六骏列于左右……其垣墙、重门、甬路诸故迹，隆隆存也”，“石屋三楹”，意即石屋三列。今结合考古发掘资料分析，揭露出来的基址基本保持了明代的建筑布局。清代前期在此基础上重建，略有调整，垣墙、甬路依旧，重门变成了筑有三个门洞的单门。清代后期，北司马门址内的建筑有所损毁，六骏石刻遭受风霜雨雪的侵蚀。

　　考古发掘揭露出的昭陵北司马门的唐代遗迹范围，南北长约86米、东西最宽处61米，分为门址内、外两部分。其中，门址内南部两侧对称分布长廊状房址，以西廊房遗址保存较好，仅存部分夯土墙与柱础石，由此可以复原出西廊房的规模——南北长23米，共计7间，东西宽5.35米，一间半宽。北面三间，各置一六骏石刻，已清理出一块六骏石座。呈长方形，通长2.7米、宽1.1米、厚0.3厘米。由五块长方石组成，其间以铁栓板连接固定。石座四周侧面经过打磨加工，平整光滑，顶面平坦，仅在石块连接处留有若干个嵌入铁栓板的燕尾槽。根据西廊房遗址北端清理出的六骏石座，同时结合北宋游师雄题《昭陵陆骏》石碑来看，这里应为昭陵六骏的原始位置。唐贞观年间，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拳毛騧、白蹄乌三匹石骏，就被放置于西廊房北面三间内。在清理过程中，先后出土昭陵六骏石刻残块4件，其中有2件马腿部残块，可与现藏碑林博物馆的青骓、什伐赤浮雕石马残损部位拼接，另有一件残块为拳毛騧石刻马鞍断裂部分。另出土有唐代十四国蕃君长石像残躯及石构件、兽面纹脊头砖等。

　　关于昭陵六骏为何被唐人置于昭陵北司马门内这一问题，主持田野发掘工地的考古学者给出了答案：一是地形所限，九嵕山南侧地势陡峭，北侧较缓，便于布局；二是制度考虑，事死如事生，陵墓若都邑，唐代的养马机构六厩位于长安宫城北面，因此昭陵六骏也完全可能按照这一布局被置于昭陵北司马门；三是李世民对北门可能有一种特殊的情结。

　　关注昭陵六骏的原生与次生环境，不仅有助于解决六骏中“青骓”与“什伐赤”的定名问题，而且对于进一步了解流失海外昭陵两骏的原始环境、走进历史现场具有重要意义。

　　《光明日报》（2024年05月11日 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