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火人间】

　　作者：余秋雨（作家、文化学者）

　　一

　　我很喜欢去河南安阳，长久地看着甲骨文和青铜器发呆。甲骨文部分被解读了，但我总觉得那里还埋藏着孕育中国文脉的神秘因子。一段横贯几千年的文化行程将要在那里开始，而直到彼时，那个老码头还平静得寂然无声。

　　终于听到声音了，那是《诗经》。《诗经》使中国文学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稻麦香和虫鸟声。这种香气和声音，散布久远，至今还能闻到、听到。

　　《诗经》中，有祭祀，有抱怨，有牢骚，但最主要、最拿手的，是在世俗生活中抒情。其中抒得最出色的，是爱情。这种爱情那么无邪，既大胆又羞怯，既温柔又敦厚，足以陶冶风尚。

　　在艺术上，那些充满力度又不失典雅的四字句，一句句排下来，成了中国文学起跑点的砖砌路基。那些叠章反复，让人立即想到，这不仅仅是文学，还是音乐、舞蹈。一切动作感涨满其间，却又毫不鲁莽，优雅地引发乡间村乐，咏之于江边白露，舞之于月下乔木。终于由时间定格，凝为经典。

　　《诗经》展示了黄河流域的平和、安详、寻常、世俗，以及有节制的谴责和愉悦。但是，在《诗经》的这种平实风格的后面，又有着一系列宏大的传说作为背景。传说分两种：第一种是“祖王传说”，有关黄帝、炎帝和蚩尤；第二种是“神话传说”，有关补天、填海、追日、奔月。

　　于是，我们看到了，背靠着一大批传说，刻写着一行行甲骨文、金文，吟唱着一首首《诗经》，中国文化隆重上路。

　　二

　　唐代是一场审美大爆发。

　　回头细想，原先酝酿于北方旷野上、南方巷陌间的文化灵魂已经积聚多时，其他文明的渗透、发酵也到了一定地步，等到政局渐定、民生安好、西域通畅、百方来朝，自然就出现了一场壮丽的文化大爆发。

　　我多年前在为北大学生讲授中国文化史的时候，曾鼓励他们用投票的方式为唐代诗人排一个次序。标准有两个：一是诗人们真正抵达的文学高度；二是诗人们在后世被民众喜爱的广度。

　　北大学生投票的结果是这样——

　　第一名李白，第二名杜甫，第三名王维，第四名白居易，第五名李商隐，第六名杜牧，第七名王之涣，第八名刘禹锡，第九名王昌龄，第十名孟浩然。

　　有意思的是，那么多学生投票，居然没有两个人的排序完全一样。

　　这个排序，可能与我自己心中的排序还有一些出入。但让我高兴的是，大家没有怎么犹豫，就投出了前四名：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这前四名，合我心意。

　　无论王勃还是张若虚，已经表现出让人眼睛一亮的初唐气象。在他们之后，会有盛唐、中唐、晚唐，每一个时期各不相同，却都天才喷涌、名家不绝。唐代，把文学的各个最佳可能，都轮番演绎了一遍。请看，从发轫，到飞扬，到悲哀，到反观，到个人，到凄迷，各种文学意味都以最透彻的方式展现了，几乎没有重大缺漏。

　　有学生问我，如果时间有限，却要集中地感受一下中国文化的极端丰富，又不想跳来跳去，读什么呢？

　　我回答：“读唐诗吧。”

　　与中国文脉以前的峰峦相比，唐诗具有全民性。唐诗让中国语文具有了普遍的附着力、诱惑力、渗透力，并让它们笼罩九州、镌刻山河、朗朗上口。

　　三

　　小说，习惯说“四大名著”，即《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

　　《三国演义》气势恢宏，故事密集。但是，按照陈旧的正统观念来划分人物正邪，有脸谱化倾向，又过于粘贴于历史，遮蔽了文学的主体。《水浒传》好得多，有背叛，有正义，有性格，白话文生动漂亮，叙事能力强，可惜众好汉上得梁山后故事便无法推进，成了一部无论在文学上还是精神上都有头无尾的作品，甚为可惜。《西游记》是一部具有宏大精神格局的寓言小说，整体文学品质高于以上两部，可惜重复过多，套路过多，影响了精神力度。

　　《红楼梦》则完全是另外一个天域的存在了。这部小说的高度也是世界性的，那就是：全方位地探寻人性美的存在状态和幻灭过程。

　　它为天地人生设置了一系列宏大而又残酷的悖论，最后都归之于具有哲思的巨大诗情。虽然达到了如此高度，但它极具质感的白话叙事，竟能把一切不同水准、不同感悟的读者深深吸引。这是世界上寥寥几部千古杰作的共同特性，但它又中国得不能再中国。

　　如果有年轻学生问我如何重新推进中国文脉，我的回答是：“首先领略两种伟大——古代的伟大和国际的伟大，然后重建自己的人格，创造未来。”

　　也就是说，每个试图把中国文脉接通到自己身上的年轻人，首先要滤净心胸，腾空而起，静静地遨游于布满神话、《诗经》以及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关汉卿、曹雪芹等文学星座的苍穹之中。然后，你就有可能成为这些星座的受光者、寄托者、企盼者。

　　四

　　正是怀着成为文学星座的受光者、寄托者、企盼者这样的使命与心愿，我开始了我的文化苦旅。

　　那一年，我只身来到甘肃高原。当时宣称的目的是“穿越百年血泪，寻找千年辉煌”，而我内心的目标却更加艰深，那就是让中国人找到“集体文化身份”。

　　我独自在沙漠里行走，去寻找一个个伟大的遗址。

　　终于，在一间间乡村小旅馆，我用竹杆圆珠笔开始记述。今天的读者非常熟悉，而当时的读者大多陌生的地名，如都江堰、鸣沙山、喀什、上京龙泉府、黄州赤壁、青云谱、承德避暑山庄、宁古塔、平遥票号、天一阁、鹿回头、岳麓书院、西江苗寨等，一一郑重地出现在我的笔下。

　　随之，拜水文化、西域文化、魏晋文化、石窟文化、流放文化、晋商文化、藏书文化、科举文化、书院文化、生态文化、废墟文化等，逐一被勾勒。与这些文化相关，我又恭敬地请出了许多飘渺的身影。我完成了一次“文化踩点”，这些点，埋藏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穴位。

　　我在寻找这些点的过程中，总是由惊讶而投入苦思。苦思的结果是，我领悟到文化思维正面临着一次根本性的大转型。那么，怎么才能让广大读者也参与这种大转型呢？我采用了一种特别的文体，那就是用细声慢语的质朴叙事，来牵引宏观的诗情。我相信，即使是陌生人，也很难拒绝质朴的真情。

　　当这些在小旅馆写的文章以《文化苦旅》的标题发表并出版后，形成了远远出乎意料的轰动。三十多年来，这本书的印刷量，实在无法统计。而更让人诧异的，是海内外华文世界的超常热情。面对这么庞大的读者群体，我深感自豪。沧海星辰般的一双双黝黑的眼睛，注视着自己笔下流出的那一些汉字，这是世上其他文字的写作者无法想象的盛景。后来，《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等著作，一系列解析中华文化元典的学术著作，都是《文化苦旅》的后续脚印。

　　当年出行是为了寻找古代的脚印，现在又要寻找当年的脚印了。

　　突然想起我写的几句诗，与这些脚印有关——

　　路途荒凉，

　　我无鞭无缰，

　　却听到远年的马蹄细碎，胡笳低响。

　　唐诗的断句总有点凉，

　　原来沙地都是未化的霜。

　　《光明日报》（2024年07月24日 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