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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文化周末:“视角”杂谈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24-09-27 0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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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王充闾

  一

  眼前有两首咏庐山诗。一为苏轼所作:“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此诗为大家所熟知。另一首就较为生疏了,出自清代诗人赵翼之笔:“一重一掩隔红尘,深入方知景色新。山外何由见真面,东坡谰语究欺人。”

  同样是游览庐山,同样是说识庐山的真面目:前者说,必须出乎其外,到外面去;后者不同意这种说法,甚至斥之为“谰语欺人”,认为只有深入到里面,才能看清楚,山外是无由了解真相的。两人都是诗坛名宿,都是身临其境,都以切身体验为立论基础,可说是凿凿有据,谁也不是郢书燕说。那么,应该如何判定是非,到底要相信哪一个结论呢?

光明文化周末:“视角”杂谈

插图:许馨仪

  应该承认,他们讲得都有道理。问题在于,从哪个角度去看,或者说,他们的立足点存在着差异。苏轼是从宏观的角度,以“全景画”的视角,去探寻“庐山真面目”,按照这个要求,自然得站在外面,而且必须是登高俯瞰全景,单是处于山中某一角落观察,是无法实现的。而赵翼所讲的,是洞察内部景色,清幽的翠峦、崚嶒的山势、狞怪的巉岩、俯冲的飞瀑,无一不隐蔽在层峦叠嶂之间,置身其外,当然无从领略。

  这场争议,给予我们很多启发。

  其一,无论就日常观察事物来说,还是上升到细推物理、研索哲思的高度,都不能忽视视角的选择。论者认为,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这个艺术形象,如果从“目的论”的视角去看他,觉得十分荒诞;可是,若用“过程论”的视角去看他,又会觉得他很了不起;假如用世故的眼光去看他,觉得他简直是个疯子,实在不可理喻;而用小孩子的眼光去看他,会觉得他非常有趣,竟然是个天真的赤子。

  其二,辩论或者对话,处于同一视角很重要,否则只能自说自话。且看庄子与惠子的“濠梁之辩”。惠子是以智者的身份,用理性的、科学的眼光来看,在没有客观依据的情况下,他不肯断定鱼之快乐与否;而庄子则是以具有浪漫色彩的诗人身份,从艺术的视角去观察,他把自己从容、悠闲的心情附于游鱼身上,从而超越了鱼与“我”的限隔,达到了物我两忘、主客冥合的境界。视角不同,自然就谈不拢。

  其三,视角是可以而且应该不断转换的。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老太太有两个儿子,大儿子靠卖雨伞谋生,二儿子以晒盐为业。每逢晴天,老太太就念叨:“这大晴天,雨伞可不好卖哟!”于是,为大儿子发愁。一到阴天下雨,老太太又嘀咕:“这样,盐可怎么晒呢?”于是,又为二儿子发愁。老太太愁来愁去,茶饭无心,日渐憔悴。两个儿子请来东村长寿翁施策。长寿翁一见面就给老太太道喜,说:“你真有福,天天快乐。晴天好晒盐,该为二儿子高兴;雨天好卖伞,该为大儿子高兴。”老太太恍然大悟,从那以后,转愁为乐,心宽体健。

  二

  视角和眼光是相联系的。高明的观察者在选择视角的同时,总还要追求眼光的博大、深邃、高远。这就需要哲学的武装与指导了。哲学思维能够给人提供一种独特的观照宇宙人生、万事万物的方法,具有穿透力、预见性、超越性,它所形成的眼光,能够摆脱俗见,探赜发微,识常人之所不能识。

  这种眼光是博大的。爱因斯坦看人看世界,能够跳出“人为中心”这个成见,得出“人不过是宇宙中的一粒埃尘——没有骄傲的理由”的结论。这种哲学视角之所以博大,因为它同辩证思维紧密联结,有助于防止认识上的绝对化。“以道观之,物无贵贱”,这是庄子的哲学视角。在“道”的视界里,纷纷万物、芸芸众生,都是一体平等、没有差别的,从而确立了“万物齐一”的思想。

  在庄子看来,什么梦与醒、生与死、贫与富、毁与誉等现实的限制与束缚,都应统统摆脱,只有从心理上将它们视同一体,心灵才能真正得到解放。而且,世间万事万物,都处在不断变化与流转之中,人生的种种际遇,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眼光不同,衡量标准有异,情况、状态就会随之发生变化。庄子说,从朝生暮死的朝菌和夏生秋死的蟪蛄的短暂存在来看,人的一生不能不算长久;不过,若是同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的楚之冥灵相比,同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的上古大椿相比,人的生命又短暂得可怜。因此,所谓长或短的判断,仅仅具有相对的意义。一定条件下的失去,从另一面来看却是获得;一种状态下的生成,从另一种状态来看则是毁损。砍树做桌子,你说是建设,还是破坏?从树的角度看是破坏,从桌子的视角看却是建设。

  这种眼光是深邃的。《红楼梦》有庄禅哲学的支撑,因而它的视角具有超越性,使读者感悟人生,感悟命运,感悟生与死、盛与衰、色与空、好与了、瞬间与永恒、存在与虚无,达到认识的深化。黛玉之死缘于一种“共同的犯罪”——不是哪个坏人行凶作恶,而是错综复杂的人性与人际关系在多种合力下所形成的不幸,许多人对黛玉之死都有责任,甚至包括宝玉、宝钗这“无罪的罪人”,却又无法追责。鲁迅先生说得好,一部《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这种眼光是高远的。1918年,新民学会会员罗章龙准备出国留学,他的朋友、时年25岁的毛泽东题诗赠别,有句云:“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何足理。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诗中祝愿远行人能够像《庄子》中的鲲鹏那样,“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成就一番经天纬地的事业;同时,劝慰他要有视宇宙如微末无比的稊米的高远目光,从而忘怀得失,不以“沧海横流”“世事纷纭”为虑。唐人白居易也曾诗云:“临高始见人寰小,对远方知色界空。回首却归朝市去,一稊米落太仓中。”

  这两首诗中的“要将宇宙看稊米”和“临高始见人寰小”,其真理性已经得到了从太空归来的宇航员的证实。首个登上月球的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我们踏上登月之路的时候,眼看地球越来越小。第一天的时候,看着地球还像圆桌面那么大,第二天的时候,地球像篮球那么大,第三天站在月球上看地球,只有乒乓球那么大。”其实,这类景况中国的古人早就注意到了,所谓“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

  三

  视角、眼光、辩证思维,三位一体,对获取正确的判断,起决定性作用。

  2006年,我率领大陆作家代表团访问台湾,在高雄佛光山会见了星云法师。叙谈中,他说,视角因辩证思维而不断调整,最后经过实践的检验而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他举出两个具体事例。一锭金与一瓶水哪个价值大?在通常情况下,当然是前者;可是,如果置身沙漠深处,当因干渴而处于濒危状态时,滴水就抵万金了。再如,“过河拆桥”一词一向属于贬义,但也不能绝对化,应该结合实际:如果前有大河,后有追兵,防止敌人追踪而至,就得过河拆桥;再比如,过了桥,前面还有河水障路,需要使用仅有的材料继续搭桥,那也需要拆桥。

  对于辩证思维,东坡居士深得个中三昧,他说:“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又乌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超然台记》)他以“游于物外”的超然视角,解谜去蔽,正确看待祸福、忧乐的辩证关系。

  他还说过:“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宝绘堂记》) 所谓“寓意”,就是借客观事物以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在这种情况下,再微小之物,也可以产生审美愉悦;再珍奇之物,也不会让人患得患失,徒增烦恼。而“留意”,是出于自身利害关系产生的占有欲,有别于审美欣赏的“寓意”,无论其为“尤物”还是“微物”,都“足以为病”。“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

  这使我想到一篇法国小说。一个生活穷困、默默无闻的年轻画家,一天和妻子散步,发现林中有一栋小房子,充满了唯美、浪漫情调,可是房价太贵——一万法郎!这对于他们来说,简直是天价。本来,应该是“事到难图念转平”,可是,他们放不下,想象着买下之后,该如何装修它、美化它。夏去秋来,画家的画作有了买主,这样,一万法郎便到了囊中。他们首先想到要用这笔钱买那栋房子,于是再次前往林中探看。可是,入眼入心的是散布在周围的干枯黄叶,以及秋日小屋的阴暗、潮湿与沉闷。他们默默地踏上了归路。

  两番察看,视角并未发生变化,改换的是心境——以审美为宗旨的“寓意”转换为占有者的“留意”。幻梦、憧憬荡然无存,“以吾有之也”。

  《光明日报》(2024年09月27日 15版)

[ 责编:孙宗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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