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文绎史】

　　作者：郑学富（文化史学者）

　　北京地区艺菊赏菊习俗，起源于辽金时期，盛于明清，民国时仍不见衰减。清人兰陵忧患生在《京华百二竹枝词》中写道：“名类纷繁色色嘉，秋来芳菊最堪夸。如何偏改幽人号？高唤街头卖九花。”明清时期，富人往往用品种不同的菊花摆成菊山，场面蔚为壮观。民国蔡省吾编撰《北京岁时记》“九花山”条记载：“方言谓菊为九花。豪门以数百盆架庋广厦中，望之若山，故名。四面堆积者为九花塔。”栽菊在民间也广为流行，茶馆酒肆常张贴观菊广告招徕顾客。清人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记载：“秋日家家胜栽黄菊，采自丰台，品类极多。惟黄金带、白玉团、旧朝衣、老僧衲为最雅。酒垆茶设，亦多栽黄菊，于街巷贴市招曰：某馆肆新堆菊花山可观。”当时出现很多艺菊达人和赏菊轶事。

　　宁郡王弘皎系康熙之孙，他效法陶渊明，在宁郡王府里开辟“东园”种菊。据清代史学家昭梿编撰的《啸亭杂录》记载，京城原来菊花品种很少，仅有黄、紫数种，且叶子粗大，花瓣很薄。弘皎从南方引进优良菊花品种，用蒿草嫁接菊花，枝叶茂盛，花色繁多。每当金秋雨后，东园花圃菊花盛开，五色纷披，灿若云霞。弘皎在花圃旁开长筵，邀请文人名流饮酒赏菊，赋诗唱和。他还开发了文创产品——菊花团扇，名为“东园扇”，京城文人士大夫争相购买。

　　弘皎对花圃中的菊花严格甄选，选出100多个品种，分门别类，评定等级，请当时著名画家王延格来花圃写生，将所选120种菊花画成图像，配上文字，汇集刊印成《菊谱》。并请当时的名士鄂容安、李锴、塞尔赫为《菊谱》分别作题辞、序、跋，又请书法家湛畐书写。

　　这部《菊谱》不仅是一部园艺典籍，更是一部具有深厚文化价值和艺术魅力的作品，对于研究清代文化和社会生活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在宁郡王府赏菊者往往是达官显贵，而老百姓在京城赏菊的最佳场所主要是寺院，最广为人知的是天宁寺和法源寺。

　　天宁寺始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初名光林寺，是北京最古老的寺院之一。明宣德十年（1435）更名为天宁寺。从明末开始，天宁寺逐渐成为京城赏花的好去处。寺中设有花圃，种有芍药、桂花，尤以荷花、菊花最为有名。秋天到天宁寺观菊，成为京师一大赏花盛事。清代文人李静山《增补都门杂咏》有诗云：“天宁寺里好楼台，每到深秋菊又开。”寺中还设有花市，向游人出售秋菊和桂花，收入作为寺院的补贴。

　　法源寺，又称悯忠寺。唐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李世民为纪念跨海征东中死难的将士而修建，因“悯将士之忠义”而称“悯忠寺”。清雍正十一年（1733）重修，是北京较古老的名刹之一。法源寺前后六进院落，每进的院落都有花木栽植，最有名气的要数春天的丁香和秋日的菊花。法源寺早在乾隆年间就设立了“菊圃”，专门培植菊花。

　　说到近代的京城菊花，不得不提到刘文嘉和他的㛃（洁）园。刘文嘉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后在北京北城墙根净业湖畔构屋辟园，莳花艺菊，取名“㛃园”，自号“㛃园老人”，取“洁身自好，闭门啸傲”之意。民国时，刘文嘉成为有名的园艺家，人送雅号“菊花刘”。

　　新中国成立后，在政府帮助下，㛃园菊花品种达到1000多种，栽花1700盆。㛃园菊展远近闻名，人们慕名而来，观赏菊花。党和国家领导人、社会各界人士和外宾也常来此赏菊。

　　自1951年起，毛泽东曾3次来㛃园赏菊，并安排相关部门帮助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刘文嘉感慨丛生，赋诗寄怀：“共奠神州首座尊，四年三顾枉高轩。书生久守田园拙，寿客新沾雨露恩。”

　　1955年11月20日，周恩来携夫人邓颖超来到新街口北㛃园赏菊，兴致勃勃地观看盛开的各种名菊，并不时询问有关情况，挥毫题写“推陈出新，百花齐放”8个大字。

　　朱德从1949年至1961年，几乎每年都来㛃园赏菊。1961年，刘文嘉艺菊30周年纪念，11月3日，朱德前来观展祝贺，并赠送自己种养的兰花，挥笔赋诗：“刘老㛃园助国光，卅年种菊永留香。精研善养奇葩好，承旧启新世泽长。全力栽培传代久，不辞辛苦为人忙。京都老少欣来赏，敬赠幽兰配北堂。”刘文嘉依原韵和之：“首都花放好秋光，篱下新添古国香。共仰元戎功业峻，独培幽客道心长。闲来纵笔吟诗美，老去投戈讲艺忙。雅贶拜嘉如拱璧，含芳吐馥满寒堂。”

　　1960年，76岁的刘文嘉将㛃园无偿捐献给国家，自己退居二线，担任技术指导。接受捐赠的北京园林处将㛃园及菊花品种委托给北海公园管理。北海公园成立专职培育菊花的菊花班，将刘文嘉的艺菊技术代代传承，并发扬光大。

　　如今，北海菊展已闻名遐迩，在北京乃至全国菊界均占有一席之地。每届秋冬之际，北海菊山花海，秋色遍染。八方游客乘兴而来，品菊同乐。

　　《光明日报》（2024年10月06日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