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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故事】
作者:汗漫(诗人、散文家,著有《水之书》《一卷星辰》《漫游的灯盏》《纸上还乡》等)
遗爱
唐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三月末,他在庐山建成这座“三间两柱、二室四牖”的草堂,对妻子杨氏感叹:“终有这安身之地,可享天年……”
此前的长安,后来下庐山奔赴的苏州、杭州,及至终老辞世的洛阳,都有他绘图、指点、监工后建成的家园。不喜欢旅馆、租屋或衙门一角,就是不喜欢漂泊感、悬空状。贬谪外放于每一地,他都以为是最后归宿,遂以一场场土木工程消解不安。房屋前,一概掘出或大或小的荷塘,诗文里,反复书写荷花与莲香。当然,这些房屋已消逝于岁月风雨,后人苦苦考证、复建,作为名人故居,供游客游览、感叹。
这个人,就是白居易,时年46岁,已经领悟居于人间之不易。
因宰相武元衡在长安街头被政治对手谋杀(元和十年)而为之鸣不平,更因《卖炭翁》《秦中吟》等诗文刺目逆耳已久,白居易成为同僚排斥嫉恨的异端,继元稹等知己被逐出长安后,亦遭贬放,来到江州亦即浔阳(今江西九江)任司马,以闲差领取一份俸禄。衣食无忧,却郁郁不振。在庐山,在这座草堂,他给元稹写信,遂有名篇《与元九书》,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一现实主义文学观。对于因持守“新乐府派”写作立场而罹祸,他无怨无悔。那,其实也是孟子、司马迁、杜甫们的立场。
庐山上的这一草堂,由官方在1988年,据白居易《庐山草堂记》所叙景象,重建于原方位。施工中,从地基下,挖掘出据传为白居易书写并刻就的“花径”二字石碑,像献给后世诗人的祝福:去走一条如花路径吧,去爱吧,而美转瞬即逝。千年后,异国诗人里尔克在《秋日》中,也写了“房子”和“道路”:“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就醒来,读书,写长长的信,/在林荫道上不停地/徘徊,当着落叶纷飞。”似乎在向一个爱建房子、写信、散步的中国唐代诗人倾诉。
壬寅秋,我与友人张锐锋、冯杰、林那北,相约来九江聚会。提前一日,我坐高铁自上海抵达庐山站,乘出租车,独自先来草堂探访。多年前的青春时代,我曾来庐山潦草一游,着眼于李白望过、写过的瀑布等热闹处,却忽视了白居易的足迹。这一次来访,是补课。
草堂游客寥寥,地上满是落叶。荷塘里,莲蓬枯了,一枝枝高出半绿半黄的荷叶之上,似匠人以铜打制而成,犹如士子之嶙峋瘦骨。白居易雕像立在荷塘边,看见我也一声不吭。我不是他牵挂眷恋的元稹、刘禹锡,天气也不是即将落雪的傍晚,红泥火炉,对饮热酒,这种可能性就基本没有了。
草堂三间,素朴简洁,不可逾越长安规定的官员礼制。周围,曾有遗爱寺,白居易屡屡去寺中访问,与僧人闲叙、唱和。眼下,寺已无迹可寻,余一佛塔,像穿着一身野草杂树的高僧。鸟叫三两声,如棒喝或偈语,我缺乏悟性,听不懂其中深意。香炉峰抬眼可见。那峰顶,自初冬至次年春,一层积雪,由厚而渐薄,如白头翁,在初夏返老还童复青葱。再稍远处,是引发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名句灵感的西林寺。
为庐山和浔阳献上最多修辞美感的人,是白居易。李白和苏东坡到此一游,挥笔立就,匆匆离去。白居易在此盘桓了4个年头,留下诗作80余首,文章、书信百余篇。《琵琶行》自不必说。《庐山草堂记》开篇,“匡庐奇秀,甲天下山”一句,被种种关于庐山的游记、广告文案、演讲词、电视风光片解说词反复引用。对天涯沦落者和山水自然,抱持深沉爱意,是一个写作者在汉语中得以“永生”的秘诀。
白居易最痛切的爱,遗留在写于浔阳的《夜雨》中:
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
我有所感事,结在深深肠。
乡远去不得,无日不瞻望。
肠深解不得,无夕不思量。
况此残灯夜,独宿在空堂。
秋天殊未晓,风雨正苍苍。
不学头陀法,前心安可忘。
在夜晚的浔阳江畔,白居易想起早年所爱的女孩,辗转难眠。雨水敲荷叶,淅淅沥沥。他起身,燃烛写诗。白居易感时伤世之作颇多,情诗较少。这些多和少,构成其“诗人”“赤子”“情种”的繁复形象,如庐山苍茫纵横万千重,无法一目了然。
青年时代,白居易爱上少女湘灵。母亲以“两家门户不当”为由,不允。入长安,白居易35岁写出《长恨歌》,其中的山盟海誓,或许也代入了他与湘灵间的炽烈情感。立身成名后,白居易再次请求与湘灵成婚,仍未获允。直到37岁,在母亲的逼迫下,方与名门之女杨氏联姻。乘船来浔阳就职途中,白居易巧遇孤身漂泊的湘灵,两人抱头痛哭。“我梳白发添新恨,君扫青娥减旧容。”擦泪,各奔前程,不复再相见。53岁,他自杭州赴洛阳任职,绕道去初次认识湘灵的宿州,徘徊半日,旧爱前情,如孤鸿不可觅,作《花非花》,感叹“来如春梦几多时”。75岁,埋骨于龙门石窟对岸。于白居易而言,伊河之上翩若惊鸿的女神就是他的湘灵。
在庐山,白居易建造草堂,与遗爱寺为邻,看见寺名就想起湘灵。诗人与寺院,遗落爱,只能将爱重现于修辞——写作或诵经,在韵律与节奏中,缓解那入骨入髓的困顿和惆怅。
在《庐山草堂记》中,白居易写道:草堂里,有儒、道、佛书各两三卷。元和十四年,48岁,别江州,相继赴忠州、杭州两地任刺史。临行前,上山,他在草堂里住了最后一晚。次日晨,将草堂钥匙交遗爱寺僧人,请代为打理,相约再来山中重聚。
我喜欢《庐山草堂记》的结尾:“时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与河南元集虚、范阳张允中、南阳张深之、东西二林寺长老凑公、朗、满、晦、坚等凡二十二人,具斋施茶果以落之,因为《草堂记》。”
“南阳”这一地名,参与了白居易的叙述和命运。我是南阳人,与白居易有话可谈。这样想着,忽觉白居易在荷塘边那尊石像里,对我笑了笑,各自都减却了一丝孤单。
一枝枯莲蓬
在陶渊明墓园,我们没看见这位田园诗人所热爱的菊花。菊花开放时节已过去。墓边,柳树种了不止5棵。这里甚至还有条“柳巷”,人们以中文、韩文、日文、英文4种文字标于路牌,彰显了陶渊明在世界的影响力。眼下,柳树萧索,毕竟已霜降。即便江南,气温也正日日下跌,如暮境里的人,“感吾生之行休”。
白居易初来江州,四处寻访陶渊明遗迹。不见其故居,怅然若失。田园与农事依旧,云行鸟飞依旧,树木欣欣泉水潺潺依旧,南边那一座庐山青苍依旧,“觉今是而昨非”“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之人生喟叹依旧。
正是在陶渊明种豆除草的田园里、在草绿花红的墓园前,白居易动念,要去庐山上构建草庐以度残年。他寻找自己的桃花源,尽管桃花源也许只存在于理想中、修辞里。他去大林寺看桃花,得诗一首:“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似有顿悟:山寺一朵桃花,完全可以成为一个人的桃花源,抵御孤寒和凋败。
当然,眼下,壬寅秋风里,桃花不可见。
来墓园拜谒前,几位友人去一个村落,探访桃花源的原型——放弃寻找桃花源,转而寻找其原型,表明我们是理智的人。如此,离桃花源更远了,也就更近了?据说,正是在深山峡谷间的这一村落,陶渊明获得了写《桃花源记》的灵感。
我们乘汽车穿过蜿蜒山路,而非乘小舟穿过极其狭窄的洞口。周遭峰岭逶迤,草木苍郁。下车后,遇到的村民都捏着手机,迅即而全面地把握时代和世界。他们推介民宿,赞美庐山云雾茶:“先生们待几天,看山喝茶,就能确认这里是桃花源的原型了。”我们和他们都笑了。各自买几包云雾茶,像买了几团云雾。回到天南地北各自的书房,端起茶杯,闻着袅袅浮动的茶香,就是置身桃花源。
陶渊明墓地前,有一方池塘。水干涸,满塘莲蓬枯萎,与白居易庐山草堂前池塘里的莲蓬一般情状。莲藕在塘泥深沉处,隐忍蓄力,待来年春夏雨水滋润,生发新一轮荷叶、花朵、蜻蜓、莲蓬。
白居易去世两百余年后,北宋的周敦颐任职赣南,在庐山建濂溪书院,培养济世经邦之才。这一时期,朝廷危机重重,汴河浑浊怒云飞,仁人志士何处去?“彰显与隐逸”“介入与自守”“担负与放下”,这些困扰中国士子的古老疑难,需要每一代知识者做出选择。下庐山,周敦颐在陶渊明墓前徘徊、求解。大约也面对此荷塘,他有所思,写成《爱莲说》,张扬一种与“归隐”相反的主题:君子自强不息,绝不以种种后退与逃避,把世界谦让给权奸与佞臣。在孟子所言“可以止则止”外,周敦颐更倡导与此紧密并列的另一句——“可以仕则仕”,以振拔凌厉之姿态革故鼎新。在这一名篇里,周敦颐以不蔓不枝、中通外直的莲象征君子,用清洁的精神去救赎一个时代。
《爱莲说》开篇即作断语:“晋陶渊明独爱菊。”复言:“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将菊花与莲这两种意象进行对照,以区别隐逸者与君子,这是周敦颐文章破题、立旨和自洽的需要。但陶渊明或周敦颐都明白:菊花与莲,乃至人间万般草木,并无不同,均可象征隐逸者与君子,故有“草木之人”一说。隐逸者与君子,并非别如云泥,实融通无碍。“止”以独善其身,“仕”则兼济天下。
陶渊明面对“折腰之可能性”,回归田园,并未去做一个消极避世的高人,而转型为除草种豆、心系桑麻的劳作者——“人生充满劳绩,但仍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荷尔德林这句诗,似乎在致敬陶渊明。
陶渊明非独爱菊花,像农夫,爱所有植物、农作物和节气,并无分别心、厚薄意。“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梅柳夹门植,一条有佳花。”……这些诗句证明,陶渊明对田园的情意无边无际。陶渊明当然也爱莲:“昔为三春蕖,今作秋莲房。”或许出于创作《爱莲说》的目的,周敦颐选择暂时忽略了陶渊明对莲的喜爱。
白居易、周敦颐之后,苏轼出现在浔阳江边。在庐山上横看侧看一番,下山,访陶渊明墓和田园。因“乌台诗案”,他此时被贬放于长江对岸的黄州。之后,愈贬愈远,自惠州再至儋州。每感体弱神散,埋头读陶渊明。读一首就停下,回味半日,“唯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途中,持续作《和陶诗》系列。数年间得诗100余首,以相同的题材、形制、韵脚,追步陶渊明。“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这是苏轼作文之心得,正来自陶渊明立身之秘诀,并成为历代士子理想中的自我形象。一代代得意、失意者,以浔阳江边的这一个归来者,作为标尺和热茶,校正自我,慰藉身心。
我们这一行人看荷塘,各自得意失意否?多想成为陶渊明、白居易、周敦颐、苏轼的同代人,向他们求教。我迈进已干涸的荷塘,采来数枝莲蓬赠友人。太原人张锐锋一手持莲蓬,另一手握烟斗,小规模的烟缕像雾气,笼罩于核桃木制成的“小荷塘”。福州人林那北,手举莲蓬,在荷塘边走来走去,让我拍照:“背影大师,快拍!”我手举相机:“你背对我,才能面对陶渊明。”郑州人冯杰,是诗人也是画家,承诺画两枝莲蓬送我,一枝青莲蓬,一枝枯莲蓬。
我们各自手举莲蓬,出陶渊明墓园。路上行客,投来诧异目光,像看见几个在莲蓬头下淋浴的人——在光天化日下清洗自我。一个人,如何能容得下一丝污浊?我要把这一枝枯莲蓬带回上海,插进花瓶,一抬头就看见陶渊明、南山和田园,多好。我的文字也渐渐被感染,与莲子没了区别,多好。
壬寅秋,几个异乡人游荡于南山下,陶渊明若凌空目睹,应该高兴地打一声招呼:“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
夜送客
经张锐锋提议,我们把餐桌周边的大椅子换成小凳子,使原本分开两桌的友人,肩并肩挤坐一张桌子旁。桌面,摆满烤羊肉串、烤藕片、烤鸡爪、串烤韭菜、香辣鸭头、铜锅羊蝎子、皮蛋拌豆腐、啤酒、米酒、白酒……
这是临别前的夜晚,次日,我们将离开浔阳。
作家李晓君和江子,自南昌奔来,把我们从旅馆唤出,来到浔阳江边的烧烤店,聚饮,像古人送别,送一程再送一程。晓君儒雅,感叹:“浔阳江头夜送客啊……”江子高大,接着念:“枫叶荻花秋瑟瑟啊。”像逗哏与捧哏。大家都笑了。晓君与江子曾是同学,如今在南昌的同一院落共事,情感与默契度非同寻常。
我想起了白居易和刘禹锡在扬州初相见的夜宴,一人赠诗“沉舟侧畔千帆过”,另一人回赠“举眼风光长寂寞”。可见,一次杰出的相遇是多么重要,一个杰出的夜晚,对于中国修辞之美多么重要。
本文试图以“浔阳”指代“江州”或“九江”,唯因《琵琶行》开篇夺人眼目、深获我心:“浔阳江头夜送客……”
司马迁在《史记》中叙述此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他大概是第一个来九江、登庐山的文人。关于这壮美江山的叙写与抒情,还需要耐心等待陶渊明、李白和苏轼们,次第出现。
当白居易在秋夜骑马送客至江边,“浔阳”一词的意蕴,开始浓重于“九江”。因为,我们都是白居易,都是白居易所送的无名客人,都是怀抱琵琶的女子,“同是天涯沦落人”“别有幽愁暗恨生”。
壬寅秋,这一次烧烤店聚会,对桌旁诸位友人来说,是难忘一夜。我们虽然缺乏前贤之境界,但处于浔阳江头,内心必有变化:虎变化、豹变化、龙变化、鱼变化或莲变化……各自文章,必平添几分壮美或奇丽。
几天来,我在浔阳街头游荡,见到许多烧烤店的标牌。此地气候潮湿,辣椒和姜,责任重大,贯穿一日三餐,在肠胃肺腑肝胆中焕发热力。“白居易写我们江西人,‘呕哑嘲哳难为听’,让人郁闷!”江子喝酒后脸红着,像辣椒,“我声音是难听,大概吃辣椒辣坏了嗓子。我年轻时很帅的呀!现在嘛,头发略单薄而已,喝酒驱寒的缘故吧。”大家笑他自恋。晓君细语:“要感谢白居易,没有《琵琶行》,浔阳江哪有这么大名气,让朋友们跑过来找琵琶女。”大家起身,为白居易干一杯酒,为琵琶女干一杯酒。
我们的确去了浔阳江边,寻找白居易和琵琶女,无果。江面上,没有茫茫江水浸润的那一轮月亮,没有东船西舫、添酒回灯,没有“大珠小珠落玉盘”。
岸边有琵琶亭,纪念天涯沦落人和琵琶。苏轼、黄庭坚、陆游、范成大、王阳明等士子,携带各自的才华和困厄,来琵琶亭站一站、想一想,对于异代知音不能“移船相近邀相见”,只得长叹大醉一番,顺水或逆流而去。尤其是黄庭坚,遭贬谪死于宜州3年后,尸骨由亲朋护送回修水入土,终于摆脱迁客身份,成为这浔阳江的永恒主人。
江边,浔阳楼依旧在。当年这里是餐馆,白居易走进去、喝酒、写诗。我登楼,无跑堂高声接待,无食客、餐桌,无灶火、醋味、油烟气,楼梯与窗棂过于堂皇。历史上屡废屡建,而今这一座新版浔阳楼,像药引,仅仅负责引发出贯通今古的药力,帮助登楼人克服孤绝感。墙上,有宋江大醉后挥笔题写的一首诗。《水浒传》中相关故事,成为这座楼吸引游客的热点。虚构的人物和事件,同样有能力阐释时代,类似于梦境里的美人或亡父,能够完善一个夜晚。在元末明初的纷乱时光里,施耐庵也许曾来过浔阳楼,想一想白居易和琵琶女,下楼,写作,把愤懑嫁接到一群北宋人物身上。
现在,烧烤店内,一盏铁灰色外罩的吊灯,圆圆的,低垂于餐桌上方,像美国诗人史蒂文斯笔下田纳西峰顶的那一只坛子,让周围的事物和思想,朝它聚集。当我起身,向友人敬酒、说深情的话,彼此的脸,因灯罩遮挡变暗了。坐下,彼此的脸,又亮起来。
“浔阳江头夜送客”,乃至人间种种送别,选择夜晚,实因夜色可遮掩伤感。万不得已在白昼分别,最好是淡淡阴云天,可稍微隐匿一丝内心波澜。故陶渊明作《停云》,序言曰:“停云,思亲友也。”那是故乡的云,因思念,久久停留在浔阳江上、庐山下、田园里,小风吹不动,大风也吹不动。
“愿言怀人,舟车靡从。”浔阳江边这次聚会,数位友人因故爽约。“愿言不获,抱恨如何!”晓君与江子深夜来送别,尤其动人。“安得促席,说彼平生。”说吧,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似乎,陶渊明就坐在我们身旁,喝酒甚至弹琴。他那张琴,无琴弦,双手悬于琴身上空,如停云。“岂无他人,念子实多。”我所思念的古人今人,又有几多?
《光明日报》(2024年11月01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