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述往】

　　作者：肖亦农

　　认识张守仁，是在上世纪80年代。

插图：周艺珣

　　1987年，为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内蒙古文联组织了“春之声”笔会，找来一些有潜力的内蒙古作家写作品，并请全国各大文学杂志的编辑当场选稿。那时，开笔会就是写稿子、改稿子，而杂志的编辑和组织者都在现场看，现场决定稿子的去留。在这次笔会中，我请内蒙古作家白雪林读一读我的中篇小说《孤岛》。他读后提了多处修改意见，我改后他又帮我抄，抄着抄着，他激动了，对一同参加笔会的邓九刚和路远喊道：“我敢保证，老肖这次成了！”雪林总爱激动，文人风骨尽显。后来稿子被荐了出去，说是给了《人民文学》《十月》这样的名刊。

　　那时，学兄田增翔在《十月》杂志社当编辑，他读到了《孤岛》，在刊物选题会上把稿子拿了出来——虽然我们相熟，但在发表前，他从没告诉我稿子在他手里。《十月》的副主编张守仁看中了《孤岛》，并决定放在头题发表。记得最初是我爱人的同事在报纸的广告上读到了期刊目录，她下班后告诉我，我恍如做梦一般。上世纪80年代，是属于文学的时代，亿万人都做着文学梦。文学滋养着我们，引领着我们，我们有个共同的称呼——“文学青年”，那种情感浪漫而又炽热。《十月》是中国最有影响的文学刊物之一，而我那时在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交通局工作，不过是个身处沙漠的文学青年，能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作品，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收到样刊时，我热泪滚滚。关于《十月》，还有一则逸事：一位来参加“春之声”笔会的青年作家带了本《十月》在火车上读，乘务员只扫了他一眼，并未上前查票，可能是觉得读这种杂志的人不会逃票吧？

　　《孤岛》发表后没多久，一天我正在办公室上班，忽然有人喊我：“小肖，接长途，北京《十月》姓田的找。”是田增翔，他告诉我，他们的副主编张守仁读了我新投去的稿子，觉得我有潜力，想来内蒙古见见我。我当时激动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说：“好，好，太好了！”

　　那时鄂尔多斯高原既不通飞机也不通火车，所以我是在呼和浩特接到张守仁和田增翔的。张守仁五十多岁，还处于中年，却已是誉满京城的名编。他上世纪60年代在《北京晚报》副刊编《燕山夜话》，与邓拓打过交道，70年代末参与创办《十月》杂志，80年代的许多重要作品都曾经他的手。他为人谦和，温文尔雅，抓稿子时则下手又快又准，是名不虚传的编辑家。见到我后，张守仁开门见山地说：“《孤岛》写得不错，圈点之处就不说了，你还是能写的。但是，你这篇写河路的篇幅太短、太挤，这应是个大中篇，要有七万字。”我大惊：“还要加五万字？”他笑了：“我们对好稿子是不嫌长的。我来就为一件事，和你重新结构这个作品。”

　　于是，田增翔去他插队的地方访友，我和守仁则在交通厅的招待所关了三天，确定这个大中篇的结构。我俩讨论得昏天黑地，兴奋无比。张守仁对我说：“你两眼有光，思路不错，放开了写吧。”等田增翔访友归来，他俩便要回北京了。张守仁与我约定，十天后我拿着改好的稿子上北京找他。

　　他走后，我真的拼了，有时一天手写出一万五千字，还发动伊克昭盟的文学青年敖敏、张秉毅等人为我抄稿子。十天后，七万多字的中篇小说《红橄榄》写成了，我带到北京去见张守仁，他们为我安排了宾馆住下，还是单间。守仁开玩笑地说：“十天拼了七万多字，你还没散架，看来身体不错。”三天后，张守仁找到我，说稿子编完了，很棒，已定发在第六期头条。

　　那是1987年，《十月》在头题位置接连发了我两个中篇小说！稿子发表后，我才发现这期的二条竟是我最敬佩的一位大作家的作品——为推一部好作品，张守仁有着什么样的气魄和胆识啊！细读作品，我发现在一些关键段落，有守仁的重要修改。我这才明白，一篇稿子的编发，编辑付出了多少辛劳！《红橄榄》发表后，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等刊物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进行了广播剧改编并播出，北京电影制片厂购买了版权，并把我接到北影进行剧本创作。我感谢守仁，守仁却说：“是你帮助了刊物。”如今想起他说这句话时的情景，我依然鼻子发酸。

　　第二年夏天，守仁又来伊克昭盟向我约稿，我俩结伴转遍了鄂尔多斯高原。那时，毛乌素沙漠没有一寸柏油路，我们因雨天路阻，在一户农家借宿了两天。我们睡在土炕上，谈论一部中篇小说的创作，引得农家上高中的儿子问我：“你是肖亦农吧？”我说是的，我又告诉他，这是北京《十月》杂志的张守仁。那家人高兴极了，说家里来了贵客，竟然杀了一只羊炖上——那天晚上，我吃了此生最难忘的一次炖羊肉。守仁还拜访了我在毛乌素沙漠工作时认识的一户牧民，我们同牧民全家一起吃了羊肉面条。守仁听了我与这家牧民的故事，感慨地说：“你生活在鄂尔多斯高原这座文学富矿里，真应写出无数好故事。”

　　那年秋天，《十月》又发表了我的一篇小说《灰腾梁》。一年内在《十月》发三个中篇头题，我也算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大河里荡起过浪花了。那时，守仁还提醒我要关注环境文学，说这方面伊克昭盟很值得挖掘，又说他和几个文友办了一本环境文学杂志，希望能得到我的稿子。后来，我转入生态文学的写作，一写就是很多年。

　　2011年，我创作了关于荒漠化防治的长篇报告文学《毛乌素绿色传奇》。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研讨会上，年近八旬的守仁慷慨激昂地为生态文学鼓与呼，让我感受到他不老的文学青春。后来，得知这部作品获鲁迅文学奖，守仁很兴奋地给我打来电话表示祝贺。我到北京领奖时，守仁请我吃烤鸭，平日不怎么喝酒的他喝了不少。那天我才知道，守仁竟然是军人出身，是一名雄赳赳的老兵。

　　光阴荏苒，去年秋天接到守仁的电话，他哈哈笑着说要过九十大寿了，我和老妻忙带着儿子肖睿去祝寿。寿宴后，我和守仁聊天，他忽然问我父亲走时多大，我说九十二岁。他说：“仁者寿。”他又笑哈哈地说：“我也快要走了。”我心中一惊，说：“咋能呢？”聊到文学，他鼓励肖睿：“你要找到文学的根。”那天，守仁神采焕然。

　　今年五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守仁女儿张帆的电话，说她回国了，为了照顾病中的老父亲，他住院好长一段时间了，昨晚还提起了我。我说：“我咋什么都不知道呢？”我让张帆把医院地址发给我，我立即打车赶过去——我住大兴，他在昌平，一南一北，隔着百十里呢。当我赶到守仁的病榻前时，他已经昏迷不能语了。张帆告诉他我来了，我感到他的胸脯明显地在起伏，嗓子里泛起咕噜声。我抓住他的手，说：“守仁，我来看你了！”就这样，我抓住他的左手，张帆抓住他的右手，我俩呼唤着，直到监护仪的屏幕上不再有波动。我知道，守仁走了。这位对我来说亦师亦兄的老人走了！这位把我从沙漠中拉向文坛的恩师走了！

　　三天后，我去殡仪馆送别守仁，他静静地安卧在鲜花中间。我从花圈上摘下一捧花儿，轻轻地撒在他的面庞上，目送他远行。你与文学同在，吾师守仁！

　　《光明日报》（2024年12月27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