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华春（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宋代确立了两种解陶模式：一种是以苏轼为代表的立足于人生哲学和诗学的解陶模式，重在高扬陶渊明超然旷达的生命境界、体悟陶诗平淡真淳的艺术特质；这是锺嵘“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观念的深化和拓展；另一种是以汤汉为代表的立足于政治学和伦理学的解陶模式，着力表彰陶渊明忠愤苦节的政治品格、发掘陶诗深衷隐痛的微言大义；这无疑是对《宋书·陶潜传》中“耻复屈身后代”说法的充实与重构。后一种模式的确立与传世《陶渊明集》卷三所载《述酒》一诗密切相关。

　　即使在苏东坡极力推崇陶渊明的时期，《述酒》诗也还是一篇令人困惑的诗作：

　　重离照南陆，鸣鸟声相闻。秋草虽未黄，融风久已分。素砾皛修渚，南岳无余云。豫章抗高门，重华固灵坟。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神州献嘉粟，西灵为我驯。诸梁董师旅，羊胜丧其身。山阳归下国，成名犹不勤。卜生善斯牧，安乐不为君。平王去旧京，峡中纳遗熏。双陵甫云育，三趾显奇文。王子爱清吹，日中翔河汾。朱公练九齿，闲居离世纷。峨峨西岭内，偃息常所亲。天容自永固，彭殇非等伦。

　　黄庭坚认为，“此篇有其义而亡其辞，似是读异书所作，其中多不可解”，隐隐地回应着颜延之对陶公“性好异书”的评说。至两宋之际，韩驹指出：“余反复之见山阳归下国之句，盖用山阳公事，疑是义熙以后有所感而作也，故有‘流泪抱中叹’‘平王去旧京’之语。渊明忠义如此。今人或谓渊明所题甲子，不必皆义熙后，此亦岂足论渊明哉！惟其高举远蹈，不受世纷，而至于躬耕乞食，其忠义亦足见矣。”（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忠义说”由此而产生。这段话虽然不长，亦无详细论证，但对于完善陶渊明的忠臣形象而言，无疑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到了南宋时期，赵泉山承袭其说而有所发挥。此后汤汉更是笃定该诗与被废为零陵王的晋恭帝司马德文被弑有关；他将《述酒》称为“零陵哀诗”并详加注释，由此提出了影响颇大的“忠愤说”。汤汉的观点因被采入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而广为人知。

　　如果细加辨析，汤汉的观点与韩驹、赵泉山的还是有所不同的。《述酒》诗中“山阳归下国”一句，无疑是用了汉献帝禅魏后被封为山阳公的典故。韩驹由此认为该诗与晋宋易代有关，这当然是有根据的，但他并未明确论及山阳公就是暗指晋恭帝。赵泉山则认为诗题“述酒”与诗的主旨没有关系：“‘豫章抗高门，重华固灵坟’，此岂述酒语耶？”汤汉在《述酒》诗题下注云：“刘裕废恭帝为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甖授张伟，使酖杀恭帝，伟自饮而卒。继又令兵人踰墙进药，王不肯饮，遂掩杀之。”按“张伟”又作“张祎”；晋恭帝之死的细节见于《晋书·张祎传》《宋书·褚叔度传》。由史传所载及汤汉题注可知，恭帝根本不是死于酒。又“山阳归下国，成名犹不勤”句下，汤注云：“魏降汉献为山阳公而卒弒之。《谥法》：‘不勤成名曰灵。’古之人主不善终者，有灵若厉之号。此政指零陵先废而后弒也。曰‘犹不勤’，哀怨之词也。”然而，汉献帝禅位后，曹魏两代君主对其礼遇有加，最终得享天年。此处虽属误记，但还是可以看出，汤汉力图在山阳与零陵之间建立类比关系。后人一方面纠正其失，另一方面则将类比变为对比。如明人黄文焕视山阳为零陵之反衬：“裕之加九锡、自为王，与操同；逼恭帝禅位，与丕逼献同。献为山阳公十五年始卒；而零陵王乃以次年，逼毒不遂，竟加掩弒，不得如献帝之偷余生也。裕之视丕倍忍心矣。”（黄文焕：《陶诗析义》卷三）这种解读虽不无道理，但“竟加掩杀”一句，也侧面表明零陵之死与酒关系不大。

　　为了让“酒”字有着落，汤汉以来的陶渊明研究者，大多认为《述酒》作于晋恭帝被弑之后。然而，通观各家对全篇的解释，诗中所述内容以晋室兴亡为主；诗中感慨唏嘘甚至伤心流泪固然有之，但激切痛愤之意并不明显。实际上，《述酒》诗的创作时间是无法完全确定的。正如曹道衡先生所说，刘裕代晋在晋恭帝元熙二年（420）的六月，而晋恭帝被害，则在次年（421）的九月，中间相距一年零三个月。陶渊明听到易代的消息，当在刘裕代晋后不久，从诗中所写的秋天景象看，《述酒》诗很可能作于永初元年的七八月间，当时恭帝尚健在。正是因为将《述酒》题目中“酒”与毒酒联系起来太过牵强，近年来有的学者干脆否定诗中的政治指向，而认为该诗就是围绕着“酒”这一主题展开的叙述。（参见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附录二：《清醒的阐释：<述酒>》）但这些新说并不能推翻历代学者对《述酒》政治寓意的阐释成果。由此带来一个问题，《述酒》诗题中“酒”究竟指的是什么？

　　传世各宋本陶集《述酒》题下有注：“仪狄造，杜康润色之。宋本云：‘此篇与题非本意，诸本如此，误。’”汤注本“仪狄造”前有“旧注”二字。汤汉云：“仪狄、杜康乃自注，故为疑词耳。”《战国策·魏策二》：“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此事又见《淮南子·泰族训》：“仪狄为酒，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而绝嗜酒，所以遏流湎之行也。”在这个典故中，“酒”与“亡国”是联系在一起的。

　　在《述酒》诗题目中，“酒”就是“亡国”或“丧乱”的隐语，这是一种“藏词”的修辞方法。所谓藏词，就是在人们熟知的语句中，用其中的一部分代指另一部分。古人很早就把酒同国家治乱联系起来，夏禹恶旨酒的典故又见于《孟子·离娄下》；《战国策》中说“以酒亡其国”，而《尚书·酒诰》中更是反复申说酒的危害：“天降威，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因此，“述酒”的实际意思就是“述亡国”“述丧乱”。

　　事实上，从汤汉注陶开始，各家对《述酒》诗的诠解揭示出的正是一段司马氏的兴亡史。陶侃和他的家族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在晋人的历史大幕徐徐落下之际，作为陶氏子孙的陶渊明，曾有机会厕身于舞台中央，但因为各种机缘巧合，他只能作为一个不能完全释怀的旁观者，隐没在众人身后，用杯中的浊酒凭吊那已湮没于惊涛怒浪之中的并不辉煌的过往，于是便有了《述酒》一诗。这是一首与零陵王有关的诗，也是一首哀诗，但它哀悼的不是一个帝王，而是一个王朝。从这个意义上说，陶渊明的确是个忠臣，尤其同那些“朝赋《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文辞欺人”条）相比，他更忠实于内心的选择。作为晋宋易代的亲历者，陶渊明的态度是清醒的，对于这一重大历史变迁，他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历史学家和诗人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记述已经发生的事，后者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所以，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有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诗学》）而陶渊明的《述酒》诗，则同时兼有历史与诗的文化特质，它的叙事表现的“普遍性”是与晋宋时代的“具体事件”分不开的。诗中之史，史中之诗，正是这首诗特有的文化品格。

　　《光明日报》（2025年01月06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