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乔天一（文津出版社古籍文献编辑室主任）

　　地方志和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是古籍出版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80年，李一氓先生在《论古籍与古籍整理》一文中，就提到了地方志和地方文献两类古籍，并说：“现在北京出版若干有关北京历史的著作……是个好榜样。”李老文中提到的“北京出版若干有关北京历史的著作”，指的就是“北京古籍丛书”。

　　“北京古籍丛书”是北京出版集团的“传家宝”，至今已有60年的出版史。1958年，邓拓调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主管文教工作，要求北京出版社整理标校北京地方文献，这就是“北京古籍丛书”的缘起。1960年，北京出版社标点出版了《长安客话》，是为北京出版社整理北京地方文献的滥觞。

　　此后，北京出版社先后组织标点了《宛署杂记》《帝京景物略》《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昌平山水记》《天府广记》《琉璃厂小志》《明宫史》《清代北京竹枝词》《宸垣识略》等十余种北京地方文献，于1961—1964年间陆续问世。

《日下旧闻考》

　　受到读者反响热烈的鼓舞，北京出版社计划进一步扩大北京地方文献整理出版的范畴，以推动北京历史文化的研究和传播。在选题研讨过程中，《日下旧闻考》被纳入出版方的计划。

　　1964年后，“北京古籍丛书”的出版一度停滞，《日下旧闻考》原已约请瞿宣颖、左笑鸿二位先生标校完毕，只待编校，也被阻断了出版进程。直到1977年，在图书资料室找到标点所用的底本，又约请于杰先生用该书另一版本互校了一次，才重新进入出版流程。1979年2月，北京古籍出版社成立，北京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划归古籍社负责。因此，《日下旧闻考》于1981年出版时，也归在北京古籍出版社名下了。此后，“北京古籍丛书”就成了北京古籍出版社的招牌书系。

　　“日下”是古人对京师的别称，清初大学者朱彝尊中康熙己未（1679）博学鸿词科，以布衣授检讨，入直南书房，风光数载，又遭妒被劾去官，闲居穷愁，以著书自娱，借助门生之力，纂辑了一部《日下旧闻》。他摘取历代正史、地方志、笔记、碑刻、诗文等文献中对北京的记载，并访摹断碣残碑、遍征野老遗闻，归纳为星土、世纪、形胜、宫室、城市、郊坰、京畿、侨治、边障、户版、风俗、物产、杂缀等十三门，共成四十二卷。该书搜罗详洽，陈廷敬说它“仰稽天文，俯察地理，及壤土之所生，人物之所宜，推原先王建邦设都之意，布之册书”，是很精到的概括。

　　经过康雍乾三朝的不断营建，至乾隆朝中期，京师宫殿苑囿之盛已经远超朱彝尊著书之时，五城、州县界址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乾隆帝又是一位以博古尚文自矜的君主，故他批评《日下旧闻》“详于考古，而略于覈实，每有所稽，率难征据，非所以示传信”。在他看来，对朱彝尊的这一著作进行修订，已经势在必行了。

《宛署杂记》

　　乾隆三十八年（1773），乾隆帝命大学士于敏中领衔，以窦光鼐、朱筠为总纂官，潘曾起、吴锡麟等为纂修官，对《日下旧闻》做了一番删繁补阙、援古证今的工作，是为《日下旧闻考》。该书除收入康雍乾三朝皇帝关于京城宫囿寺观、名胜古迹的御制诗文以及考证文章外，也增补了大量朱彝尊纂辑《日下旧闻》时所未见的文献记载，还对该书所收文献记载作了一定的考订。

　　因为做了这样的增补考订工作，所以清代馆臣在纂修《日下旧闻考》时，对书中内容做了很细心的标记。凡属《日下旧闻》所有的内容，在文句开头均标以“原”字；朱彝尊之子朱昆田为本书作过补遗，也尽行收入本书，首标“补”字；凡属馆臣重新增入者，则标“增”字，按语亦加辨别，使阅者一目了然。

　　这部《日下旧闻考》历时十年而成书，卷帙多达一百六十卷，分星土、世纪、形胜、国朝宫室、宫室、京城总纪、皇城、城市、官署、国朝苑囿、郊坰、京畿、户版、风俗、物产、边障、存疑、杂缀十八门，堪称清代北京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它虽名为对《日下旧闻》的考订之作，实则相当于一部以乾隆朝中晚期为断限的北京地区总志，详细记录了清代北京的城市布局、建筑风貌、社会风俗等信息，并连带叙及京师顺天府管辖各州县的政区沿革、城池官署、名胜古迹等情况，为后世研究京津冀地区的人文地理、历史变迁提供了宝贵资料。

　　与《长安客话》等书的篇幅相比，一百多万字的《日下旧闻考》可谓皇皇巨著，其整理工作难度也不可等量齐观。为把整理出版工作做好，北京出版社时任领导决定由图书资料室购买一套清代武英殿刊本《日下旧闻考》，作为稿本借给编辑组标点。

　　当时受整理团队委托，具体负责本书标校的，是著名文史学家、掌故学家瞿宣颖。他是晚清重臣瞿鸿禨之子，幼承家学，早年在北洋政府任职，后转而治学，以熟谙文史、博涉多通见长，尤精于方志之学。整理《日下旧闻考》，正是他之能事。

《帝京景物略》

　　自20世纪40年代后期，瞿宣颖已经长居上海，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做文献整理工作，也在上海、香港的报纸上写一些文章，笔耕为养。但他不时也到北京探亲访友，与北京文化圈子的联系始终未断。他接受了这份委托之后，在作为整理稿本的清刊本《日下旧闻考》上用红墨水标校一遍，交回出版社。编辑组收到书稿，为求稳妥，又请当时在《北京日报》社工作的老报人左笑鸿在瞿氏工作的基础上，对书稿做了一遍标改，意见也批在稿本上，用的是蓝色墨水。从至今保存在北京出版社的稿本原件来看，两位前辈的工作成果都有杰出之处，称得上互相印证、相得益彰。

　　到20世纪70年代末，北京古籍整理出版事业重新启动，北京出版社的资深古籍编辑赵洛（1979年2月北京古籍出版社成立后，任北京古籍出版社总编辑）想起这部“大书”，在社内各部门反复询问、寻找，乃至找到图书底稿存档之处，然而各处的回复均称没有见过。难道十几年前出版社同仁以及两位前辈学者为《日下旧闻考》出版付出的心血，就这样化为乌有了吗？

　　虽然希望已经至为渺茫，但赵洛还是抱着事有万一的心理，找到了图书资料室的韩有生，问他是否见过《日下旧闻考》。令人惊喜的是，韩有生一听赵洛的话，立刻回答说：“有啊！”数刻之后，他托出青布面包裹的八大函《日下旧闻考》，虽然函套表面满是灰尘，但对赵洛来说，这一刻可谓喜从天降：“北京古籍丛书”的出版，不会断线了！

　　1978年，《日下旧闻考》整理工作终于重新启动。因本书卷帙浩繁，且古籍标校容易出错，赵洛又约请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所长于杰参与本书整理工作，用另一版本的《日下旧闻考》与整理稿本互校，校勘结果用黄色墨水标在稿本上。因此，现在保存在北京出版集团图书资料室的《日下旧闻考》稿本页面上，笔迹是“三色俱陈”的。后来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见到这一稿本，赠给它一个“雅号”，叫作“五色斑斓本”。

　　在经过三位专家跨越十几年的整理标校之后，《日下旧闻考》终于进入出版流程。在书稿审读过程中，作为本书责任编辑的赵洛对校样进行严密把关，不仅校出了排版工作的个别差错，还对整理者的工作有所补正。如《日下旧闻考》卷二十一《国朝宫室十三·西苑一》里有一句“其巴图鲁侍卫中之奇彻布巴凌阿宁古礼富锡尔璊绰尔图等”，原整理者未作点断，把问题留给了编辑，赵洛与清史学者反复切磋，又经自己细心钻研，终于将这一串人名标点分断开了。1981年10月，《日下旧闻考》终于由北京古籍出版社实现出版，全套平装八册，定价11元整。在城镇职工平均月收入四五十元的当时，这是一个不菲的数字了。

　　1982年3月，第二次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在京召开。会上，谭其骧、史念海等老一代历史地理学专家对新出版的《日下旧闻考》赞誉有加，甚至当场提出，要自掏腰包购买一套。成立未久的北京古籍出版社，由此一举获得了文史学术界和古籍出版界的重视。此后，“北京古籍丛书”就成了北京古籍出版社的招牌书系，而《日下旧闻考》也成了“北京古籍丛书”的代表性著作。

　　从《日下旧闻考》整理本面世到现在，已经过去了40年，数代古籍编辑薪火相传，对其不断进行完善。1985年，由于《日下旧闻考》出版之后广受各界读者赞誉，且一再有人呼吁重版，北京古籍出版社经过讨论研究，改以精装本形式出版，全套四册，定价“高达”25.50元，依然收获了不错的反响。2001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再次出版“北京古籍丛书”经典品种，四册本《日下旧闻考》仍在其中。

　　2018年，北京出版社以八册精装本的形式套装出版，使之与久相暌隔的读者再度见面；2022年，北京出版社为展现文献原始面貌起见，又出版了共六函四十八册的宣纸线装影印本。《日下旧闻考》的出版，为一代代的北京文史研究者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也使以之为重要代表的“北京古籍丛书”与数代京华学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光明日报》（2025年02月08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