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慧文

　　有些人去世了，很快就会被人遗忘。然而黎丁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十来年了，我们这些与他共事过的人，一见面还总会自然而然地谈起他。

　　前不久，我第二次梦见黎丁：我在办公室里埋头看报，虚掩着的门突然被敲了两下。我立即转过头，看见满头白发的老黎头——我们几个没大没小的，总爱这样称呼他，有时干脆就叫他“黎头”。因为他的头部太有特点了。他理成寸头的头发早早地就白了，每一根都很茁壮，倔强地支棱着；微瘦的脸上布满沟壑，两只不大的眼睛眯成缝，埋在其中——这是由于你遇到他时，他总是笑脸相迎。我见黎丁站在门外，探进头来，笑眯眯的，也不说话，连忙请他进来坐。我调到摄影美术部后，办公室紧邻医务室，黎丁每回来医务室拿药，总要上我这里坐会儿，聊点见闻。梦中再现了这种情景。

　　我是1965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光明日报文艺部当编辑的。记得刚上班的那一天，黎丁就走过来与我握手，说：“小戴，你是闽南人？”听他口音，也像是闽南的。果然，他接着说：“我是泉州的，老乡！”看着他满脸笑容，我便用闽南话同他交谈了几句。一下子，我第一天上班的紧张心情舒缓了下来。

　　刚到文艺部，我的工作除了当老美编荒烟先生的助手外，还要帮其他编辑退稿、了解作者情况等。不过，我印象中，黎丁好像从来没有将要退的稿件放到我桌上，他的稿件全是自己处理。

　　黎丁的人脉很广，很多文艺界、学术界的名人，他都认识。他约来的都是重磅的稿件，必须亲自处理。即使有些领导交给他的陌生人的稿子，他也是认真地对待，亲自给人一个满意的答复。他一般上午在外面组稿，中午或下午回到办公室。他行色匆匆，一到办公室，把提包一放，立刻拿出刚取回的稿件，一边看一边修改。他经手的许多稿子都是急稿，等着第二天见报。

　　插图：郭红松

　　事情都处理完后，黎丁就会拿出日记本，把重要的事记下来，以便日后查阅。我看他的日记就记在一种很普通的采访本上，那些本子集中起来应该有一大摞吧。黎丁的字写得很草，潇洒而又刚劲。他给作者的信，大多是用毛笔写的，我很欣赏。最近偶然看到有网站在拍卖他的书信，可见人们很珍视他的手迹。我也留存着他的笔迹，那是2006年春节文艺部聚会时，他送我的自制贺年卡上的题字。

　　大家都很乐意和黎丁共事。我从没见过他在背后说人的不是，相反，他常常给大家带来快乐。老同事与他相处久了，有时会亲昵地称他“老顽童”。文艺部所在楼层的电梯口比较宽敞，摆放着一台乒乓球桌。工间休息时，几位喜爱打乒乓球的同事总会出来玩会儿。黎丁是其中的积极分子，每次都拿出一只光板（没有贴海绵胶皮）的很旧的球拍出来挑战。别看他装备简陋，战术好像也很单一，但是一般人都打不过他。我也爱打乒乓球，特地向人学习过上旋球、下旋球等技巧，但与黎丁对阵，总是被他的“直拍推挡”给挡了过来。他打球时的表情极其丰富：接球时瞪着眼，鼓着嘴；赢球后则挤眉弄眼，洋洋得意。那些不会打球但喜欢围观的人，都给逗乐了。

　　让人记忆尤其深刻的是，黎丁外出采访，每每碰到或听到一些有趣的事，特别是大家熟悉的名家的逸闻趣事，他都会在办公的间隙或快下班时与大家分享。他十分亢奋，转过身来，面向大伙，用他那带着浓重闽南腔、很不标准的普通话说起来。说到精彩处，自己往往眉飞色舞，乐不可支，而听的人个个伸长脖子，竖着耳朵，努力去享受这份精神美餐。因为说的时候太激动，又带着口音，听者常常一脸茫然。待大家明白过来，一阵哈哈大笑，办公室立即充满欢乐的气氛。

　　黎丁有个爱好——集邮，属于“业余中的业余”这个级别。他办公室的抽屉里有一个自制的集邮册，是一个不知从哪里找来的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小本子。本子上整齐地贴上他从来稿信封上剪下的邮票。封皮上端端正正地写着“大开眼界”四个大字。看到他饶有兴致地鼓捣这玩意儿时，我常会凑过去问他近来又有什么收获，让我也开开眼。然后他就会得意地指给我看。拿过来一看，实在不敢恭维，尽是从邮局寄信时常用的八分邮票和一般的纪念邮票，难得见到几张特种邮票。后来，我也开始注意来稿信封上的邮票了，见到好的立即剪下，送给他收藏。

　　黎丁豁达乐观，心地善良，勤勉敬业，注重运动，我想，这是他长寿的主要原因。在他身上，透着一股坚忍顽强、吃苦耐劳的精神。可以想象，他初中没能毕业就走进社会，最终成为京城著名的编辑，需要付出多少努力！他进入中年后，身体一度不好，肺部经常出问题，为了增强体质，他坚持锻炼，以适应繁重的工作。黎丁喜欢游泳，泳技很高超。我与他下水过几次，除了欣赏他的各种泳姿，我还特别佩服他竟然能“躺”在水面上长时间一动不动。他是京城的冬泳明星，九十多岁了还能在冰水里畅游，这需要多大的毅力！有一年冬天，我骑车经过和平门，碰巧他刚从玉渊潭游泳回来。我停下来和他打招呼，说：“天这么冷，还刮着风，您年纪大了，就别游了。”他说不游难受，一跳到水中，全身穴位就像扎针一样，忍一忍就过去了，随后一天都轻松。他那冻得红扑扑的脸像绽开的花，他一边擦着清鼻涕一边笑着说：“这是免费针灸，且不用上医院！”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2011年文艺部为他举办的93岁生日会上。那天他精神矍铄，满面红光。散会后，他坚决不要别人送，自己乘公共汽车回家。那情景，我永远不会淡忘。

　　我一直感到遗憾，在黎丁辞世的时候，未能见他最后一面。因为不在北京，错过了他的追悼会。然而，能在梦中相见，也是值得欣慰的事。

　　《光明日报》（2025年02月21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