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其他艺术样式如何携手】

　　作者：张鑫（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政策研究处处长）

　　相声、小品、评书、快板、二人转、苏州评弹……这些曲艺形式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以至于很多人都能说出几个经典的曲目，甚至可以讲出或者哼唱一段来。文学，作为人类思想与情感的深邃记录，用语言和文字描绘世间万象，是人们了解世界、掌握人生的一种审美方式，每个人都接触过、品味过和充实过。曲艺与文学，从它们诞生之日起就相互交织，直至科技日益迭代更新的今天，依然启示着人们精神世界的归处向着何方。

1950年3月22日，光明日报刊发老舍的相声作品《维生素》。资料图片

　　曲艺与文学交相辉映，为璀璨的中华文明增光添彩

　　无数不朽的文学作品为泱泱五千年中华文明铸就一座又一座文艺高峰。这些灿若星河的文学巨作都与曲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部分采撷自民间诗歌集合而成的《诗经》，可谓“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包含了讲唱、叙事诸多曲艺元素。上承民歌、下起俗赋的楚辞有着“不歌而诵”、篇幅较长的特点，为曲艺讲唱故事作出探索。汉代乃至南北朝的乐府民歌叙事性很强，配乐演唱，已经具备曲艺的艺术特点。唐代诗歌艺术大繁荣，形成写事实写故事、语言通俗朴实的文学风格，加上这一时期传奇小说得到长足发展，俗讲、变文、讲经、缘起、话本、词文、杂赋等曲艺形式发展繁荣也就不足为奇。到了宋元，市民阶层充分发展，说唱艺人成为市民中的特殊群体，小说、讲史、评话、词话、唱赚、诸宫调、鼓子词等与宋词元曲关系至深，甚至唱词、曲调、词牌互通使用。代表明清小说最高水平的四大古典名著，其中《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都是在民间说书基础上整理而成的。被称作我国三大民族史诗的《格萨尔王》《玛纳斯》《江格尔》，一直由说唱艺人传唱至今。可以说，曲艺与文学相互浸染，不可分割。

　　然而，曲艺与文学绝不是孰先孰后的关系，更不应解释为由谁产生谁的母体关系，比如，《三国志平话》在先，后有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而后无数曲艺艺人根据《三国演义》进行二度创作，形成自己所擅长的诸如评书、评弹、快板书、河南坠子等曲艺形式的作品。因此，曲艺与文学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生成的关系。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指出：“这些口传，今人谓之传说。由此再演进，则正事归为史，逸史即变为小说了。”这实质上也是对曲艺与文学这种相互关系的精彩论证。人们欣赏曲艺作品时，经常会发现里面诗词赞赋、修辞韵律和人物刻画描写等鲜明的文学元素。比如，听过袁阔成先生评书《三国演义》的听众，无不感慨其文学性强，可谓句句考究，评论精准，不啻阅读原著。

　　事实上，从文学角度讲，曲艺也属于民间口头文学。民间口头文学是以受众听得懂的口语为载体，能够根据对象和场合不同进行调整变换的文学形态。作为表演艺术，曲艺是立起来的文学，必须让受众听得清楚明白，最忌晦涩难懂，所以讲求咬字吐音、依字行腔、丝丝入扣、言语俏皮，以此来吸引招揽受众。文学之于曲艺，可谓须臾不离，曲本、唱词本身属于文学，全国性曲艺专业最高奖“牡丹奖”专设文学奖这一重要奖项。曲艺之于文学，可谓无处不在，其蕴含于“百戏散乐”之中，书史文传、诗词歌赋、笑话俗赋、笔记小说都能看到曲艺的身影。曲艺与文学共同构筑起中华文化的盛景。

　　曲艺与文学相互增色，解放和发展人类语言功能

　　“曲艺”一词最早见于《礼记·文王世子》的“曲艺皆誓之”，泛指医卜之术等小技能。1949年7月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把旧社会所称“什样杂耍”中的杂技元素剥离，古词新用，将中华民族所有说唱艺术形式统称为“曲艺”。“曲艺”作为一种文艺形式得以正式命名。

　　曲艺之所以发端很早，与其物质载体即人类语言功能密切相关。正是因为语言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产生了说唱艺术。曲艺的本质追求就是将人类的语言功能最大化。人们通过对自身语言技巧和能力的开发训练，无论是相声的“说、学、逗、唱”，还是评书的“说、表、评、博”，都旨在把口头语言的表达、悦耳、入心这些功用不断加以提升。由此类推，舞蹈是人类对形体动作控制和通过形体控制传达信息能力的最大化，音乐是人类对音响、韵律的敏感和把握能力的最大化，美术是人类对色彩、线条、形状的敏感和把握能力的最大化，等等。而文学的本质追求也是人类语言功能的最大化，只不过文学并不像曲艺那样开发使用口头语言，而是对人类使用语言符号并创造新语言符号能力的开发和展示。

　　人的本质力量展示也好，人的自身功能开发也罢，这种对曲艺和文学本质的探究似乎过于抽象，但这是决定曲艺与文学未来发展趋势的规律性认识，不容小觑。因而，从诞生之日起，两者天然地互相滋养、互相借鉴，将对方特点拿来使用，将各自优长给予对方。作家与曲艺家密切合作更被传为佳话，老舍、丁玲、王亚平、西戎等一批作家参与了中华全国曲艺改进会筹备委员会即“中国曲艺家协会”前身的创立工作。老舍还创作了很多相声、鼓词作品，著有《李有才板话》的赵树理是中国曲协的第二任主席，贾平凹为曲艺家写过关中曲子《车闸》，姜昆与梁左联手创作了《虎口遐想》《电梯奇遇》《着急》等一批脍炙人口的相声作品。

　　曲艺与文学向阳生长，激发大众文艺创新创造活力

　　日新月异的科技变革深刻改变文艺创作生产和消费传播方式，文艺新类型新业态层出不穷，文艺创作从单纯依靠专业人才变为“人人都可文艺”的时代悄然来临。特别是互联网和人工智能迅猛发展，文艺创作门槛更低、效率更高、产出呈指数增长。人们将自己拍摄的画面运用视频剪辑软件制作短视频，或者欣赏文艺作品后抒发感想评论和来一波弹幕，或者直接组成团队，编、导、演让大众爱不释手的微短剧节目，更有甚者直接运用人工智能生产海量文章和短视频。这种人人自发和主动参与，不再囿于职业、专业限制，充分利用新媒介、新技术、新平台开展文艺创作实践的现象，被称作“新大众文艺”。我们过去讲的大众文艺，更多地指向文艺的受众要面向大众，为人民大众服务。而新大众文艺，人们已经从创作的受众转化为创作的主体。这是因为，过去人们受教育程度不高，文艺主要起到普及的功用，如今物质条件极大改善，科技进步创造更多可能，人们知识文化水平显著提高，已经不再简单满足于被动接受，更愿意把自己的心、情、思用作品来表达，实践自己的本质力量，追求自己的自由全面发展。

　　在新大众文艺浪潮中，曲艺和文学更应该融合共生、挺立潮头。来自民间、服务大众是我国曲艺和文学的优良传统。曲艺具有鲜明的集体性。比如，传统相声《八扇屏》，不同地区、不同艺人表演时都有自己的理解和创新，在传承过程中不断融入新元素，最终形成一个丰富多样的版本集合。文学虽然强调个性化创作，但民间文学也具有类似曲艺的集体性特征，很多都是老百姓日常生产生活的智慧结晶。这都表明，曲艺与文学从来不拒绝民间大众的创作，更得益于人民生活的深厚滋养。

　　事实上，新大众文艺的诸多特性，在曲艺和文学方面体现得尤为鲜明。当下非常受年轻人欢迎的脱口秀，以观众为中心，与观众直接交流，追求幽默风趣，是“说”的艺术的典型，归属于曲艺新的样式。脱口秀的表演者大多是编剧出身，或者从事其他行业，而不是过去经过学艺训练的曲艺职业者，实实在在是由社会大众创作的。换句话说，脱口秀是一种从业门槛已然向公众开放的曲艺形式。文学也是如此，像《我在北京送快递》《我的母亲做保洁》《我在上海开出租》《在菜场，在人间》等作品，都是由各行各业的人们将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感悟记录下来，并且在互联网上分享，受到市场的热烈追捧。这启示我们，文艺创作者只有热情拥抱人民大众，一切文艺样式只有在新大众文艺进程中同向而行，才能获得新的旺盛生命力。

　　有人曾以新媒体兴起是否会导致评书艺术消亡采访田连元先生，他斩钉截铁地回答：“只要人还说话，它就不会灭亡，因为它是说话的艺术，它只会越来越好。”这个答案多么质朴而又深刻。如今，互联网听书具有超大流量，无数的人们随时随地定制点播评书。我们有理由坚信，只要人类说唱功能、语言功能存在，曲艺和文学就会存在，曲艺家和作家就不会被替代。

　　《光明日报》（2025年03月12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