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江涛（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作为文献学的核心部分，目录学和版本学向来被称为“实学”。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倡实物版本学，是从书籍本身而非从文本出发，对古籍进行研究。除了图书收藏机构和科研机构，古籍编辑（尤其是专注于古籍影印的编辑）在工作中也频繁涉及目录学和版本学。他们中的有心人能够打破藏、研、用的隔阂，从各个视角出发，研究问题。徐蜀的《古籍目录学版本学杂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书，正是一例。

　　徐蜀深耕古籍影印出版事业38年，曾任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总编辑，除深谙目录学、版本学外，还熟悉古籍影印图书的选题策划、底本获取、修图制版、纸张配用、印刷装帧等全流程。全书共收录他18篇文章，一类是他工作期间经历的重要事件，另一类是他在策划、选编或责编图书时遇到的问题及解决过程。书中充满了“干货”，读来令人见识大增。

　　古籍影印在我国已有百余年历史，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操作理念。近年来，“文献”与“传本”并重，尽可能减少对底本的干预，提倡“拿来就印”的理念成为行业主流。其中，徐蜀的推动是重要原因之一，书中有很多相关论述。例如，《我对“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的反思》一文，着重讨论了“什么是古籍的原貌”。他认为，古籍现存样貌是书籍出版经千百年之后，纸张泛黄、墨色不匀，书页出现污渍乃至破损后的状态，书的页面不再是黑白分明的单色图像，而是层次丰富的彩色画面。所以，他反对影印古籍时去除底色，认为传本扬学应该“保存的是古籍现存状态下的原貌，应该全部采用四色彩印的方式印制”。他呼吁业界尽可能多地保留古籍自身的历史信息，才能为读者鉴别、保护和研究古籍提供更为有用的参照。

　　虽然徐蜀提倡影印古籍时应尽可能保留古籍现存状态的样貌，然而，他也并非一味拘泥，而是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处理。例如，在《〈永乐大典〉再造记》一文中，他提到20多年前在综合考虑底本状况和成本因素后，选择了套色印制而非四色彩印。这种处理方式，既保留了古籍的历史信息，又兼顾了经济和社会效益。关于善本书目的著录，徐蜀认为应该尽可能细致全面。在《古籍目录及相关领域应该与时俱进》等文章中，他认为古籍目录应该重视配补本，标注开本尺寸，具体内容包括书名卷次、朝代作者、版本、印章题跋、配补抄补等，并枚举了因为遗漏、错讹导致后续保护研究中谬论流传的例证。但他也并非一味求全，而是明白古籍目录的种类应当根据其功用和编纂目的而定。在《〈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始末记》一文中，他重点阐述了“登记”的核心要义和紧迫性，并且强调避免用“种”的概念湮没信息、干扰工作。这些都可看出，他关于古籍整理、保护与出版的理念，都是从实际情况出发。

　　细读这本书，还可感知徐蜀求真务实、不迷信权威的精神。例如，在《国家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编纂史》一文中，他对国图历史上的七次善本编目进行了全面检视，肯定了前人的贡献，也指出了其中的问题。又如，《〈中国版刻图录〉的成书过程及评价》指出，《图录》“某些条目的图版选择欠妥”，并给出了解决方法。近些年，古籍图录编纂品种繁多，但大多数是放置半叶图版，无法完整呈现版心的书名、卷次、页码、刻工、字数统计等内容，让读者望图兴叹。在编《中华再造善本》过程中，徐蜀发现目录提要对《礼记集说》一书中“华亭朱氏珍藏”等印章主人的著录有误，经过细密考证，纠正了古籍书目及相关著作中张冠李戴的情况。

　　书中反复强调，实践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徐蜀通过大量的古籍查阅、版本对比和编目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许多创新的理念和方法。他的切身体会有：“实践最重要，只有见多才能识广，如果不大量看书、进行比较，版本鉴定就是空谈。”正是通过实践中对版本目录学的应用，作者能够不断策划出优秀的选题，同时也改正了一些前贤时人的错误。选题方面，《北京图书馆配补本图录》、“续宋本”等，都可在书内寻见蛛丝马迹。宋元古本历经数百年流传至今，除了部帙较小的，大多存在配卷和抄补。长期以来的版本研究，大多停留在“一部书”的层面，较少注意其内部的配补版本构成。《〈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配补本图录》等书的策划出版，能够进一步推进版本学研究的深入。纠谬方面，他在《试论古籍校勘学目录学与版本学的关系》一文中指出，校勘学和目录学是版本学的基础，脱离这两者去研究版本学是行不通的。这一观点正是他从多年实践中得出的真知灼见。仅靠书皮功夫搞版本鉴定研究，是花架子，经不住时间考验，只有通过目录源流梳理，认真校雠比勘，才能得出不刊之论。

　　《光明日报》（2025年03月27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