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顾农（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中国古典诗歌的表现手段大而言之分为三种：“赋”“比”“兴”。“赋”是直言其事，直抒其情，有什么说什么，这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方法，但是诗歌又不能像日常语言那样仅仅限于说清楚，还要讲究说得有味道，要给读者预留下涵咏玩味的余地，所以往往不直说而用“比兴”。明朝文学家李东阳说：“所谓比与兴者，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盖正言直述，则易于穷尽，而难于感发；惟有所寓托，形容摹写，反复讽咏，以俟人之自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则神爽飞动，手舞足蹈而不自觉。”（《怀麓堂诗话》）“比”“兴”较之“正言直述”的“赋”更加具有表达的能力。

　　更具体地说，“比”和“兴”是两种手段。所谓“比”，包括单个的比喻和成套的比喻（博喻），也包括涉及全篇的所谓“比体”，例如《诗经·魏风·硕鼠》，全篇都在骂老鼠，其实是在痛斥那些不劳而获的剥削者，这样的诗就是“比体”。

　　“兴”则是所谓“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朱熹《诗集传》卷一），这个“他物”与“所咏之词”即本意之间可以有各式各样的关系，有些仅仅是起一个韵而已，有些能起到烘托气氛引起联想的作用；兴词与本意之间也有近于比喻关系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比”和“兴”往往难以区分。

　　宋朝人李仲蒙说：“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胡寅《斐然集》卷十《致李叔易》）这样从思维过程的角度来讲“比”和“兴”的不同很得要领。“索物以托情”指本意先行，然后找一个或一组物象来作比，来寄寓，这里是由心及物，所指比较单一，也可以说是主题先行的。“触物以起情”则是由物及心，诗人从物象中有所感悟，抒发的感情往往比较复杂含蓄，能够引起更丰富的联想。晚唐大诗人李商隐有一首五绝《乐游原》道：“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因出游而见夕阳，由此引发自己叹老伤时、爱惜光景的情愫，苍茫辽阔，无限感伤，遂成千古名篇。

　　“比”是由心而物，从一般到具体；而“兴”则相反，由物而心，从具体到一般。它们的基础都是联想，但是路径不同，也可以说正好相反。歌德曾经明确地将艺术思维中的联想分为两类：“诗人或者从普遍概念出发，然后寻觅适当的细节；或者从细节里看出他的普遍概念来。二者有极大的区别。前一个方法产生了寓言，寓言里的细节只能充当例子，只能充当普遍概念的榜样。二者相形之下，是后一个方法表达了诗的本质。这个方法在写出细节的时候并不单独地想到或说到典型，可是它抓住了细节的生动之处，隐隐把典型也一起抓住了。”（《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歌德说的这两种方法，大体正相当于中国古人常说的“比”和“兴”。

　　由于“比”是“索物以托情”，是找些可以作比喻的例子来表达主观的东西，所以它往往是封闭的，主题明朗而单一；而“兴”乃是开放的，内涵丰富，具有多义性，往往更加耐读。所以歌德说，艺术的难关就在于“对个别事物的掌握。你必须费大力挣扎，使自己从观念中解脱出来”（《歌德谈话录》）。中国古典文论也是历来认为“兴”高于“比”，“比显而兴隐”（《文心雕龙·比兴》），“有兴而诗之神理全具”（李重华《贞一斋诗说》）；“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于前者也”（叶燮《原诗》）。表述不同，而其深意与歌德的看法可谓相视而笑，莫逆于心。

　　清朝诗论家沈德潜说过：“事难显陈，理难言罄，每托物连类以形之。郁情欲抒，天机随融，每借物引怀以抒之。比兴互陈，反复唱叹，而中藏之欢愉惨戚，隐跃欲传，其言浅，其情深也。倘质直敷陈，绝无蕴蓄，以无情之语而欲动人之情，难矣。”（《说诗晬语》卷上）就表现力而言，比兴高于赋，兴又高于比，这就是因为“借物引怀”内容更为丰富生动，而“托物连类”则所指分明，较少弹性，难以获得杜甫所谓“篇终接混茫”的最佳效果。

　　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说，“写物以附意”为“比”，而“起情，故兴体以立”。此说为后来李仲蒙著名的界定遥开其先河。刘勰又说，汉代辞赋兴盛，可惜“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所以文谢于周人也”，汉赋的艺术感染力不如诗，根本原因在此。刘勰的这些意见，与歌德更加重视从生活本身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的诗学主张，方向完全一致。中国古代的理论家见道总是更早些。

　　《光明日报》（2025年03月31日 13版）